在基层 | “逼”上凉山——小镇青年支教

原创 潘柳言 

“逼”上凉山——小镇青年支教记

作者 | 潘柳言

指导老师 | 张慧瑜

“支教老师”——这是一个被现代社会高度符号化的形象。提到支教老师，人们会想到他们热衷公益，朴素而善良，默默点燃自己，照亮孩子；他们充满爱心，生活本可以光鲜无虞，衣食无忧，却愿意在穷乡僻壤无私奉献。他们有走出现实生活的勇气和投身于教育事业的赤诚，在各种社会意义上，他们应该都是值得赞美和歌颂的人群。

对支教老师的认知，可以说弥散了人们对一切美好品德的想象，然而在成为支教老师之前，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他们又为什么要去支教呢？

这是一个“非典型”支教老师的故事，却揭开了另一个世界的一角。

“经常当倒数的小孩

不会对失败这么敏感的”

「我其实很讨厌那些来采访我的记者，一定要给我安一个「无私奉献」或者「热心公益」的名头，我去支教的原因真的没啥好讲的，挺自私的。」

「我来支教以前的生活,说实话,细节我都不记得了，哎。反正就是上班打点杂，回家就窝在卧室耍手机嘛。」

不同于“小镇做题家”被淹没在大城市，在面对竞争内卷、人生抉择时那般焦虑、忧心忡忡，更多寂寂无名的小镇青年，他们的生活没有升学发展的压力，远离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厮杀，他们手上并没有太多的砝码，去选择不同人生。在从小长大的家乡工作，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生活乏善可陈却也平静安逸，仿佛对自己，对未来感到焦虑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张雨就是这样一名“不应该”焦虑的女生。

张雨毕业于一所四川的专科院校，学的是汉语言教育专业。她从上学以来成绩就一直处于中下游，性格内向寡言，没有任何才艺，属于班级中的“透明人”。高考分数不高，填志愿，选学校，选专业的整个过程，张雨都没有任何发言权，任凭父母大包大揽。父母在县城开了个杂货店营生，所期盼的是一种能够拿稳定工资的职业，所以直接给张雨填了教育类的专业。“希望我以后当个老师嘛，稳定，还有面子。”

事实上，专科的学历根本无法让张雨在就业市场找到一份作为老师的体面工作，即使是县城里一个非公立的普通小学，老师的招聘需求上也明确标注了“本科学历”。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当老师吧，只不过当老师好像是当时对我来说唯一比较明确的、清楚的目标，不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在尝试“专升本”考试失败之后，张雨彻底放弃了当老师的念头。提及曾经的经历，张雨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是非要不可的，“经常当倒数的小孩不会对失败这么敏感的”。

努力-失败-接受，重新努力-失败-接受。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好像就是张雨二十几年生命历程的概括。本不是“望女成凤”的父母，在知道张雨“专升本”失败之后，透露出了些许失望和不满，但也还是靠着自己在县城仅有的关系和人脉，帮女儿找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在县城，有个地方可以上固定的班，也已经是比较体面的生活了。至于工资，能养活自己就行。

打印文件、整理文件、收发文件，——这就是张雨第一份工作的全部内容。大部分时候，张雨在上午就完成了所有任务，整个下午都在无所事事中度过。她喜欢用手机看网络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又怕上班时看被领导看见，就自己偷偷用单位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看，让同事以为自己在看工作文件。

言情小说中，女主角的生活是另一个世界的风景，她们积极而勇敢，幸运而美丽。张雨向往，也从来不奢望。“看那么多小说，其实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能出去旅一次游就好了。”张雨从记事起，还没出过四川省，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去进货的省城。省城留给张雨最深的印象是——“那里的人看起来都比较精神，没几个是臊眉耷眼的”。“臊眉耷眼”——张雨说这是父母、老师、同事最常形容自己的成语，她无奈地笑。

县城的生活节奏很慢很慢，上班时的张雨心不在焉。

七月，当文员的生活过了快一年，日子行进在平稳的轨道上，没有任何波澜。一个周一的下午，张雨因为在几份文件中把几个数字输错了，被自己的领导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那几份文件被重重扔到地上。对此，张雨表现出十分的不解和愤怒：“当时觉得太没道理了，为啥对我一个打杂的这么凶，我知道自己从来就不优秀，但是我至少本本分分吧，一点小错值得吗。”她并没觉得所谓的“小错”在工作中有多少的可能会酿成大祸，也并不清楚，自己曾经犯过多少这样的“小错”。

领导在呵斥的言语中表现出要辞退她的意思，让内向胆小的她感到不安和恐惧。她害怕再一次面对父母无声的责怪，害怕自己又被当做负担来安排。成年之后，她对家庭并没有什么情感或者物质上的贡献，她心里清楚。那个夏日的下午，坐在开着冷气的办公室，张雨还是忍不住地起鸡皮疙瘩。这份工作对她父母来说，似乎比对她更重要。

撒谎——这是张雨二十几年来做过最有勇气的决定。告诉单位和父母自己应聘上了邻省某个小学的老师，主动辞了职，然后和高中同学申请参加了索玛基金会招募志愿者的项目。彼时这个项目适逢启动，正在四川各地大范围地宣传。张雨的态度是：“只要离开这就好。”

去当志愿者，她觉得是换了一种形式完成自己旅游的小愿望。“都说西昌那边景色好啊，志愿者还给点补贴，苦点无所谓嘛，怎么都比当时的状态好。”

怀着对现实生活的失意，张雨几乎是以逃避的心态准备躲进大凉山。

“每天都很有活力，

有种生活被点亮的感觉。”

八月，张雨和两个高中同学出发去西昌市响水乡阿嘎倮古村。大巴车-面包车-牛车-步行，同行的人越来越少，眼前的景色越来越空。那时的西昌很多县域还没有互相通路，一座座大山仍散发着原始荒凉的气息，基金会的学校选址也就在这些地方。在和当地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碰面之后，经过几天简单的交流、培训，就算是安顿好了。

“我们睡觉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草铺上搭一层薄床单，旁边用一堵矮矮的墙隔开来的是村民养的鸡和牛。我们每天就在鸡啊、牛啊羊啊的鸣叫和粪便的臭味中生活。野外的草地，是没得任何照明设施的，有时晚上出去改手（上厕所）听到点点声音，特别害怕是有啥子野生的动物突然冲过来，再把我们吃了。”

这样的叙述显然和张雨想象中的“旅游”大相径庭，而对此她并没有显得很失望。

因为这次“旅行”有意外惊喜。由于汉语言教学专业的背景，张雨从志愿者的岗位被调整为支教老师。“老师”，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称呼，就突然轻飘飘降落在了自己身上，想起自己对父母和单位讲述的谎言——“去领市小学当老师了”，竟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现实，逃离家乡的决定，仿佛是命运的叩问。

张雨负责教孩子们汉字，其他两位老师教数学。而那时所谓的学校甚至没有实体建筑，就圈了一块比较平整的空地，一块木板立起来就是黑板。从未正式上过课的彝族孩子们七扭八歪地坐在荒田野地，听着三个从外地来的老师用汉语教他们数字如何写、加减如何做、成语如何读。在旷野，伴随着群山中的牛群哞哞的回响，孩子们的欢笑也格外动听，阳光总是将每个孩子望着“黑板”的脸照得红扑扑的。

那一段日子，张雨感到自己仿佛生活在现实时间之外。原始而朴素的景色、野外课堂的趣味、彝族孩子黢黑的面颊和亮晶晶的眼睛，天为被地为床，山川卷帘，星月同榻，这一切都仿佛电影画面般印在了张雨的心中。

“每天都很有活力，有种生活被点亮的感觉。”

然而随着天气转凉，一切美好的诗意也迅速消退，荡然无存。山区潮湿，张雨患上了严重的感冒，同伴因为受凉患上了偏头痛而无法教学，野外课堂更是难以为继。张雨以为自己刚起步的教师生涯就走到了尽头。好在年末张雨和同伴被转移到一所刚修建完毕的小学，开始了在三尺讲台上正式的教学。

这些被组织一起上学的孩子们不用缴纳学费，索玛慈善基金会会收购学生家庭种植的土豆和花椒等农作物，加工成农产品再售卖，最后将收益作为老师的工资发放。在了解到孩子们没有学费的压力之后，张雨想招募到更多的孩子进入到学校学习。

学校安排了定期的家访，囿于语言不通，家访低年级的学生必须由一名彝语老师陪同。在一次家访中，张雨从彝语老师那里得知：一方面，大多数家庭根本不在乎孩子是否能上学，上的是什么学，他们只希望有个地方能帮他们管自己的孩子，不至于撒野；另一方面，彝族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明显，村里的女孩儿从小就开始照顾弟弟妹妹，不少女孩儿因此辍学在家，年纪轻轻就会被迫嫁人，然后继续在家照顾孩子，远离受教育的学习环境。

而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拔除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早已做了一系列的宣传动员工作，但是收效甚微。

“这时你会觉得自己一厢情愿的坚持很可笑，你想让孩子进学校，送孩子出大山，而人家的家庭根本没有这个打算，觉得你只是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来指点家事？”

在和更多家长接触、交流之后，并没有更多的孩子愿意来上学，一种熟悉的挫败感重新席卷了张雨，知难而退是她最坚守的人生信条。

“老师？这个国家的人会掉下去吗？”

在阿嘎倮古村支教了近两年，张雨也没有回过家。每次父母打电话来询问时，张雨都要继续编织那个谎言，让父母相信自己已经在邻省努力打拼着。毕竟，在长辈看来，去山区支教怎么都算不上是一项值得坚持的事业。

这两年，索玛基金会的运转逐渐正规，发展顺利，更多的支教老师与志愿者被招募进来参与建设。张雨申请了回基金会机构管理物资的工作，在西昌市内，她也想安稳下来，给父母一个交代。

准备离开那天，张雨还有最后一节课。下课的时候，学生们围着学校刚买的地球仪兴奋极了，指着五颜六色的国家叽叽喳喳。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男孩摸着地球仪，眼睛直直地盯着南半球太平洋的位置，半晌，他抬起头，手指杵着新西兰的位置，小脸朝着张雨，对她说：

“张老师，这个国家的人会掉到地球下面去吗？”

她愣住了，一开始她并不理解男孩的问题，但是看见他手指指在地球仪下半部分的位置，她恍然大悟。张雨本想立刻回答男孩，但是一想到要解释的地理背景知识，想到这是自己最后一节课，深深的无力感让她哑口无言。

这个班级从招生开始张雨就一直跟着，平时课间也不乏有孩子向自己提问，这个男孩从来都没发言过，而今天他提问时的眼睛，是不曾见过的亮。张雨突然觉得自己的不辞而别是对这一群孩子的背叛，或许会有更专业、更优秀的老师接替自己的工作，孩子们会有更完善、更舒适的教学环境，但是没有人比她自己更了解这个班级，了解每一个孩子了。

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油然而生——“这或许就是我未竟的事业”。

「孩子们真的只是缺少了解知识的渠道，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我能从他们眼神里面清楚地读出来。」

「是不是我再多待一年，他们的命运就会因为我而改变呢？是不是只要我再坚持久一点，就会有更多的家庭愿意让孩子学习，愿意把他们送出大山呢？」

带着这种想法，张雨坚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现在。每年寒假的时候，孩子们总会围在她身边，一遍一遍地说“张老师再见！”“张老师明年见！”张雨知道，为了这一群孩子，自己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里，回到这个充满了泪水和欢笑的地方。

张雨支教的经历，始于逃避现实生活，止于找到人生方向。与其说她被“逼”上大凉山，来到这个人迹罕至的村落来奉献青春，教育学生，不如说这群小孩拯救了在岔路上裹足不前的张雨，给予她重新选择人生的信心与勇气。讲述支教的故事，往往都是侧重于“外来者”如何将爱心播撒到贫瘠的地区，如何无私地温暖他人。事实上，“外来者”在这些热土所获得的感动，所汲取的力量，所重塑的思想，是更加值得书写的篇章。

后记——另一个故事

张雨告诉我们，和她一样“逃”到这里来的年轻人还有不少。

基金会有一位叫林东的志愿者，以前在体校是集齐打架、旷课、挂科等处分“十恶不赦”的问题学生，几乎是在被退学的边缘。因为林东的父亲和基金会的理事长黄红斌是旧友，黄红斌向林父提议让林东到基金会管理的小学去帮忙。林东自身的文化水平不过关，难以胜任支教老师的职位，于是黄红斌让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学校工作。

林东负责代表基金会给每个学校送物资。学校之间直线距离不远，但因为山区地形的关系，却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派送。每次林东带着崭新的书本、文具、食物、生活用品送到一所学校，总会有一群学生簇拥着他叫着“东东哥哥”。对孩子们来说，林东仿佛每月每周定时发放礼物的小神仙，他身上总有好吃的和好玩的。

“他们喜欢我，我看得出来，这和大学时别人觉得你打架厉害，然后崇拜你、愿意跟你混那种感情不一样。这群孩子依赖我。”

林东还需要联系支教老师，协调支教老师之间的任课安排，确保每所小学都有搭配合理的教师资源。他还负责学校和政府之间的事务沟通，以及更加琐碎的日常杂务。“这些事就得我来干，你知道我在大学，因为不听话和校领导打过多少交道吗，我是最了解怎么和领导说话了。”油嘴滑舌仿佛成为了林东完成工作的一样法宝，他独特的嬉皮笑脸的沟通方式，出奇地化解了不少棘手的难题。

“我慢慢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看着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认识我，认可我，我觉得是比在大学混日子强。”

一个夏日下午，因为暴雨，山路变得泥泞，汽车在路上行驶不住地打滑。为了安全起见，林东便决定第二天再去盈福小学送物资。傍晚，雨渐渐地小了，林东待在自己的房间盘点着近期的工作，突然听见敲门声。

门外站着两个湿漉漉的小孩，一人捧着一碗洋芋粑粑，小手黑黑的。

“东东哥哥，我们看你今天没来学校，以为你生病了，我们给你送点好吃的。”

“东东哥哥，你快吃吧，虽然洋芋不热了，但还是香的，我妈做的粑粑是村里最好的。”

“没有被雨水淋呢，我们两个一路上都是用手挡在碗上面的，一滴雨也没淋到！”

......

两个孩子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话，林东的眼睛早已被泪水模糊，看不清面前两个瘦瘦小小的身影。

雨天、三公里、四个小时。

林东不知道两个孩子是怎么决定来找自己，怎么在雨天“护送”着洋芋粑粑，怎么在泥泞的路上跋涉这么久。夜深了，他联系到了孩子家长，让两个小孩睡在自己的床上，准备明天开车送他们回盈福小学。

“我突然发现，不是我在这当志愿者帮助了他们多少，而是他们治愈了我，他们的爱让我知道自己不是一无是处，也是值得被肯定和喜爱的。”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年《影视文化与批评》作业，写作主题“新的世界 · 新的未来”，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在基层 | “逼”上凉山——小镇青年支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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