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毛先生讲《论语》

毛子水先生

毛子水先生（1893-1988）原名準，字子水，浙江江山人。关于毛先生的《论语今注今译》，可以谈的很多，得先从其他方面谈起。

他既本名毛準，为何又叫他毛子水呢？中国传统对“名”“字”一向考究，使用起来总是很谨慎。古人的名是要给上辈或高官（或政府文书）称我时使用，同辈或低辈的人，是不能连名带姓叫的，不慎叫了便是犯了“讳”，犯讳得看轻重，不小心在文章中用了当今圣上的名讳，轻者可能夺官，重者可能杀头，所以要非常小心。称正式名讳的规矩很多，所以古人在取名的时候，也顺便取了个“字”，好让一般人称呼，名通常是单的，字则多是双的，名与字通常都有意义连属的关系，这层关系有的是相承，有的是相反，譬如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欧阳修字永叔（修与永都是长的意思），算是相承，而端木赐字子贡，韩愈字退之，算是相反，这类例子，在古人俯拾皆是，无须多举。毛準字子水，是名与字含意相承的例子。

清末闹革命，很多传统文化都被推翻了，毛先生与胡适、傅斯年是同时人，在文化意识上属于革新派，他们常批评“旧”文化，认为旧文化落伍。但他们又出身传统社会，真要革新也无法全然做到，譬如说他们多依古人之例，有名也有字（胡适字适之，傅斯年字孟真），有时碰到别人直呼其名也会不高兴的，要人以字称他，别人不是不懂，就是不理，有的就干脆“以字为名”了。好在之前没有身份证，改名非常方便，在台大之前有位反胡适出名的历史系教授徐子明，他本名徐光，后来也是以字为名，改名徐子明了。

毛先生早年读北大数学系，但国学功底也很深厚，读北大时，曾带顾颉刚一起蹭章太炎校外上的课，也很有领会（见顾颉刚《古史辨·序》），后来公费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碰上世乱，学位没有完成，回国成了北大教授，一度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据说毛先生学问很广博，是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连胡适先生也很尊敬他的。我读研究所时，毛先生还在台大中文系有课，也许因为冲堂或其他原因，我未选过他的课。他那时年纪已很老了，听力似有点问题，偶尔到校，只见他一袭长袍，有时会拄一拐杖，在第四研究室独进独出，很少看到他与旁人谈话。他活了九十六岁，算是高寿，我读硕士班时，他已八十多岁，胡适、傅斯年两先生早过世，他熟悉的朋友大多不在了，年轻一辈又视之巍然，也不敢轻易接触他，我当时觉得，人太高寿不见得是最幸福的事。

胡适（右二）和毛子水（右一）在北沟故宫库房院内，摄于1959年11月。

好像是硕士班毕业吧，研究所跟大学部的学生联合办了个谢师宴，在一家大饭店举行，我交了钱，又碰上人数不足，只得去参加。因为我是研究生，被派到与老师们同桌，我记得我被安排坐在林文月先生旁边，林先生再上去，就是毛先生。会上毛先生被拱上台讲话，他到台上，嘴里不断讲Kiss这个字，说二十几岁时以为会Kiss的，但没有，后来到学校教书，以为要Kiss了，结果也没有，台下师生一个个瞪大眼睛，等他继续说，他说直到今天已八十多岁了，自己觉得还没Kiss呀，才弄懂他浙江乡音，是把“开始”讲成Kiss的，意指直到今天，他的学问还没开始呢，当然是谦虚的话，等弄懂，全场人几乎都笑得人仰马翻了。

我读博士班时，毛先生开了门“中国天文史”的课，我原想修，但后来不知是何缘故没选，之后想起总有些后悔，倒不是图修了真能学到点些什么，而是毛先生是五四时代的人物，跟他混熟了，至少多知道点当时学术界的秘闻掌故，也是好事。后来听同学周凤五说他选了，不只他选，他还拉了另一同学简宗修一起选，我问上得怎么样？周凤五说开始第一周见过老师，要他们看《晋书·天文志》，之后到学期结束，再也没见过他了，我不知他说的是否太过夸张，却越发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好奇起来。

毛先生写的东西少了点，他的著作市面上能找到的不多。现在谈谈市上唯一能找到的《论语今注今译》，这本书是四十多年前台湾商务印书馆古书“今注今译丛书”的一种。毛先生在此书自序里说：

这本《论语今注今译》的初稿，是台大中文系讲师宋淑萍女士代我写作的，一直到付印时，我时有更改，最后的清稿，是张菊英女士校缮的，斟酌损益，修正极多。

可见这本书初稿是由宋淑萍先生写的，宋先生当然是承毛先生的意而写，所以书名写的作者是毛子水，张菊英是毛师母的大名。序中又言：“民国四十七年我草成《〈论语〉里几处衍文的测议》时，曾蒙胡适之先生予以严格的批评。现在胡先生过世已十余年，这部《论语》新注已不能得到他的教正，我心里自难免惆怅。”可见写此书，也与胡适有点关联，但胡适对他“严格的批评”指的是什么，书中没有交待。

2009年再版的《论语今注今译》

毛先生是革新派，提倡用白话写作，所以他的注与译文，都写得明白易晓，有利初学，这是此书的好处。但他在古注中，喜欢采用比较冷僻的说法，为了把这些大家不熟悉的说法讲清楚，又得多兜几层圈子，使得他的书读起来也不是那么“简明”了。他采用的异说当然有所本，大多是说得通的，但用多了，也有点故意炫奇的意味。

他也喜欢另辟新解，譬如《学而》篇有章谈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程颐说：“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尹焞说：“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洪兴祖说：“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以及最后朱子说：“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四人的说法已周详又妥帖了，但毛先生却硬要反对他们，说这两句的意思是“除了学习德行之外，余事便是读书”。毛先生的意思是行德与学文要“并重”，他特别强调：“躬行学文，两不相妨；修习先后，难以执一。‘余力’的话，读者不可以词害意。孔子话里的‘余力’，似只是要表明躬行重于学文的意思。”

老实说，孔子的真意就是说躬行重于学文，并不是“似只是”，读者作此领会，并没有“以词害意”，毛先生自己也说“除了学习德行之外，余事便是读书”，他也认为学习德行之外，读书是“余事”，余事当指正事做完才做的事，比起正事来，当然要轻缓些，岂不就是“躬行重于学文”的意思，怎可责读者“以词害意”呢？又如同篇有“巧言，令色，鲜矣仁”章，毛先生《今译》中译全句为：“一个人说话中听，面容和悦，不见得就是有道君子！”“鲜矣仁”三字是“很少能达到仁”的意思，跟“不见得就是有道君子”是有差别的，以“有道君子”来形容“仁”也不宜，尤其毛先生在文后用了个惊叹号，语气上的改变，让他有别孔子的原意就更为强烈了，这种译法，基本上都是很有问题的。

毛先生序中有段话很有意思，他说：

俞大维先生知道我从事《论语》的注释，便将他所有而我所没有的关于《论语》的书给了我，并且提示若干对于写作这书的意见。我平生在学问上受到他的益处，自不止在《论语》；但即就《论语》讲，我亦有一个难以忘记的故事。往昔同在柏林时，有一天他对我说，《论语·阳货》篇的“匏瓜”，以讲星名为合：匏瓜记于《史记·天官书》，周《诗》已有箕、斗，春秋时当已有匏瓜的星名了。我虽在大学时即知道皇《疏》有星名的“一通”，但只当异闻。现在听到俞君的话，觉得“择善而从”的重要。这件事影响我后来读书时对先哲学说取舍的态度很大，所以五十余年来没有忘记。

果然在《阳货》“佛肸召”章，毛先生引皇《疏》言：“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时理务，为人所用；岂得如匏瓜系天而不可食耶！”毛先生译文是：“我岂是天上的匏瓜星！怎么能够高高挂着而不让人吃呢！”皇《疏》与毛先生说的，不是绝不能成立，但我总觉得有点别扭，因为匏瓜星名也是从匏瓜得来，把匏瓜解释成一般匏瓜，说“让那匏瓜挂在瓜棚上不许吃，不可惜了吗？”这说法人人都懂，天上有星名匏瓜，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当匏瓜作星名解释时，谁都该知道是不能吃的了，所以此章的匏瓜直接以瓜作解更自然些，一般作比方，要“以近取譬”，没有原本易懂的事，反而要举更难懂的例子来说明的。

像这样的例子书上很多。譬如《为政》篇首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章的意思正如范祖禹所说：“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北辰”当然指的是北极星，朱子说：“北辰，北极也，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毛先生却要把北辰解释成“天的北极”，当然“天的北极”指的还是北极星，但明明有个具体的北极星叫北辰，人人可见，人人皆知，是十分清楚的事，为何不直接使用，又非特叫它是“天的北极”呢？毛先生继续说道：

我们想象，通过地球中心而联地球南北极作一直线，叫做地轴；地轴和地球的赤道圈成正交。地球之外，我们好像看到一个“日月星辰系焉”的天球；我们的地球，就在这个天球里面的正中间浮着，而地球的中心，亦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天球的中心。

毛先生所说在天文学上是正确的，但视我们所居地地方是地球，而地球是圆球形的，有赤道与南北极，而且地球与其他众星一样，是在太空浮着的，这些是在十五六世纪之间，如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才有的看法，之前无论西洋人或中国人，都没有过的。古人称北辰为北极，很简单，即指肉眼所及的北极星，另朱子说北极星为“天之枢也”，也是很早人的认识，因为“列星随旋”（荀子语）而北辰不动。毛先生此处落落长地说了一长段，其实对孔子的话，并没多解释了些什么。

由前面的匏瓜与此处的北辰看，毛先生对古代天文学情有独钟，他在台大开“中国天文学”的课是合理的，可惜的是，《论语》可引证天文学的地方其实不算多。

年轻时的毛子水

《为政》篇有“攻乎异端，斯害也矣”。这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孔子叫人不要研究、讨论异端之学，认为是有害于正学的。而异端之学是指何而言呢？朱注引范祖禹之言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这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孔子时尚未有杨、墨，怎能要孔子反杨、墨呢？程颢则更加以发挥，他说：“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尤盛。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寖寖然入于其中矣。”虽是引申发挥的意见，但诠释古典，严格说来是不该如此的，因为这样下去，就没完没了了。所谓异端，其实就是不合正道且有关“怪、力、乱、神”的极端言之言，因为那些话是无凭无据的，便是孔子所“罕言”的。毛先生书中引皇《疏》说：“异端，谓杂书也。”这说法不见得错，但把异端限制于杂书，无疑缩小了异端的定义。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是以异端为杂书者，乃汉人旧义。”所以将异端指为杂书，或以杨、墨甚至佛书为类，都有引说过当之嫌。这些广义的说法本身不见得错，但扯得太远，往往迷糊了主题。毛先生将此章译成：孔子说：“一个人于修业时而分心于外务，那是有害的。”将攻乎异端说成“分心于外务”，严格说是错的，因为异端绝不等于“外务”，攻者治也，分心也不足解说“攻乎”，“攻乎”有专向某处用功的意思。

毛先生在句读上，也常会有创新，但是否必要，也是可以讨论的。如他把“里仁为美”点成“里，仁为美”，其实多了个标点，并没有为解释增添了什么的作用。他又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点成“吾，十有五而志乎学”，加一标点，意义的作用也不大，又把“志于学”或“志於学”，依汉石经本改作“志乎学”，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当然知道，“于”与“乎”两字形近，传抄时容易出错，真要平实，可在文中加注，说汉石经与高丽本有此异文（《正义》便如此说）便可，而毛先生却直接将经的本文改为“志乎学”，不知是否改得太轻易了？

五四以来的学者，在研究国学时常标举科学，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其实他们走的，也只不过是清代乾嘉之学的旧路罢了，毛先生讲《论语》近乎此。考证之学当然是有贡献的，譬如阎若璩解决了《伪古文尚书》的问题，对重新诠释信史是大有帮助的，但如只在小地方兜圈子，如释匏瓜为星、释异端为杂书，对古书中的义理，并没太大的发明，就觉有些浪费了，要知道像《论》《孟》之类的书，义理才是重镇。

《论语今注今译》的序写成于1975年，毛先生全书写完已是八十二高龄，序中说“张菊英女士于今年跟我结婚以后，于操劳的家务外，又帮我阅读校样，使这书得免去好几处严重的错误”，可见毛先生的勤恳。此书在义理上的贡献虽不甚大，但他有自己的意见与脾气，好与传统唱反调，这个倔强的个性，到老未曾或减，也可视为他生命力的涌现。

毛子水和张菊英

文末，记一段四十年前的旧事。我1981年博士毕业前，规定要参加论文口试前的“资格考”，资格考要选考三科，分两天考完。我们进博士班时没有笔试，只有口试，但入学后要参加资格考，毕业前又有一次资格考。当年台大博士资格考很繁琐，有个规定是之前选过的课（包括硕士班时修过的）不能考，之前考过的也不能考，而且经史子集要分开来考，确实有点繁文缛节（此规定之后修正了）。到博士论文口试前的资格考，我几乎已没有什么可选考的了，后来奇迹式地发现，自己从未修过、考过《论语》，便填上《论语》，另外还要考两科，已忘了选的是什么了。

我在中学教过《四书》，自认对《论语》还算熟的，因此考前也没特别准备。试题看起来都很简易，我把朱子集注中所引的一一列举，洋洋洒洒地回答，想不到负责监考的助教在我旁走来走去，显得很焦虑的样子，这位助教是我们博士班的学长叶国良先生，后来他当过系主任，也当过文学院院长。国良兄在我旁边不断摇头，考试出来他问我说你知道是谁出题吗？我问是谁？他说是毛先生呀，他又问，他出的《论语今注今译》你没看过吗？我说知道有此书但没有太留意，才知道毛先生出题，全都出他跟朱说有异之处，他与我都判定，我这下子准完蛋了！

博士班的同学都知道我出了洋相，当助教把我与另一位选考《论语》学生的试卷送给毛先生批阅时，几个关心我的同学也挤进毛先生的研究室，想看热闹。后来据同学梁文伟说，毛先生先看另一同学的试卷，点头称好，用红笔在卷子上画了个大大的勾，随即给了个八十二分的分数，毛先生继续看我的卷子，他皱着眉看了很久，后来在卷上打了个大叉，梁文伟说这下子完了，不给个零分才怪，想不到走下去，竟然峰回路转，毛先生在分数栏打了个八十分。几个同学后来说，原来毛老师的一百与零，只是八十二与八十的两分之差吧。我听了说，你们知道毛先生最初学的是数学吗？数学家对数字的观念，跟我们平常人是不一样的呀。

毛先生一定看我引用的朱说，也不见得没有道理，虽然在我考卷打了个大叉，却给了个还不算差的分数，可见他虽有时喜欢唱点反调，行事有点古怪，而人却平和大气又宽容，五四时代的人物还是有可敬可爱的地方的。毛先生已不在很久了，这是我始终忘记不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