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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话莎士比亚没说过

2022-06-22 21:1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熟练使用古今中外的各种名人名言，可以说是我们学生时代写作文的必备技能。

你现在还记得哪些名人名言？你可知道，它们其中一些其实是后人杜撰，或者“张冠李戴”而来的？

比如说，莎士比亚其实没说过“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钱锺书也没说过“婚姻是一座围城”。

本文作者杨健就试图通过严谨的“知识考古”探究那些被冒领、被误读、被“以讹传讹”的名人名言，进而挖掘它们的始作俑者、追溯它们的最初来源。

跟随杨健这位“名言侦探”的脚步，我们不仅能享受一场丝丝入扣、破云见雾的“知识解谜”之旅，还能跟随“侦探”的视角，看到许多尘封在岁月中的作家故事、名人轶事。

本文选自《名言侦探》，经出版社授权推荐，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一、一千个观众，一千个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没说过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类似的表达是“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或“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个英伦味甚浓的句子，几乎是中国观众（读者）介入莎士比亚作品的基准口诀。人们对之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哈姆雷特的了解。哈姆雷特的悲剧命运，由其分裂多元的性格铺就，而其性格的丰富性又与人们审美的差异性完美对接，每一个人都从丹麦王子的性格光谱中撷取属于他的那一束。

2015年，由“卷福”主演的舞台剧《哈姆雷特》剧照

那么，这句名言究竟出自何人？

中文网络众说纷纭。譬如，有人说出自莎士比亚，也有人说恩格斯曾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引用……但每一种说法似乎都令人生疑。在名言系列里，“一千个哈姆雷特”天然具有一种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特质。

当然，网上关于这句名言版权的追问也从未停歇，其中一篇文章值得关注。2014年11月29日，科学网刊发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陈昌春的文章《“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疑是中国人制造之山寨版英谚》（以下简称“山寨版英谚”）。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一千个哈姆雷特”诸多疑似出处进行了梳理和辨析。

“山寨版英谚”一文指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久演不衰，不知何时何地传出所谓“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些英文网页中对这句话的英文表述(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则大多出自国人之口。

在陈昌春看来，“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多半是一件披着舶来品外衣的山寨货。据他推测，导致这句伪英谚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源头之一很可能是《语文五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为了讲解英国女作家尤安·艾肯的散文《走遍天下书为侣》，书的编者引用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个句子本身没有出现在《走遍天下书为侣》中——“捆绑式推销”使这句名言既扬名海外，又遍布海内。

应该说，“山寨版英谚”的考证有一定的道理。首先，《莎士比亚全集》里搜不到这句话，权威的莎士比亚官网也搜不到这句话。进而言之，在一些主流的英语引语网站，莎士比亚名下还是搜不到这句话。其次，恩格斯也未曾引用过这句话。恩格斯的《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写于1859年5月18日，文章里不见这句话，恩格斯的其他著述里也未见这句话。

至此，关于“一千个哈姆雷特”出处的两个主要嫌疑对象被排除。比较有把握的推论是，这个英伦味甚浓的句子并非出自英语世界。

不过，若就此认定这句话“山寨”，恐怕略显草率。

事实上，“山寨版英谚”一文的考查范围大抵是2000年后的互联网。问题是“一千个哈姆雷特”出现在纸质出版物上的时间要比互联网时代久远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的两本文艺理论读物就白纸黑字记载了这句名言。

《和青年谈美·修订版》/ 李燕杰主编 / 地质出版社 / 1987-6

《和青年谈美·修订版》之《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和青年朋友谈鉴赏之美》中写道：

当易卜生的社会戏剧《玩偶之家》问世之后，曾因娜拉是否应该出走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强烈的社会影响连作者也未曾预料到，所以当有人就这些问题询问易卜生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只是在作诗。”西方美学家们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见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影响有时远远超出作者的主观意图。（第109页）

《文学概论百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闵开德、黄书雄等编）之《什么是文学欣赏的差异性和一致性？怎样理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也有提及：

艺术形象作为一种欣赏的客观对象，其基本方面是确定的、明确的，并大体规定着欣赏者感受和认知的方向、范围和性质。这样，尽管在欣赏中“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总还是哈姆雷特，而绝不是感受为堂吉诃德或别的什么人物。（第187页）

这两本书中出现的“一千个哈姆雷特”，很可能为2000年后这句话在中文互联网上的蔓延提供了溶质。与此同时，两本书陈述这句话背景时的语焉不详或许也是“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古今中外“乱认亲戚”的原因。

还有一种说法，“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美学的引入有关。“接受美学”是欧美文艺思潮，1967年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H·R·姚斯提出。他认为，一部作品即使付印，倘若读者尚未阅读，它就只是文本。由文本到作品的转变，仰赖审美主体的感知、规定和创造，即文艺作品功能与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读者（观众）的接受。

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德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接受美学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之一。

就《和青年谈美·修订版》和《文学概论百题》相关章节的观点来说，的确与接受美学有相通之处。

20世纪80年代，正是包括接受美学在内的西方文艺思潮大量引入中国的时代。一切都严丝合缝，对“一千个哈姆雷特”出处的探究似乎要被导向姚斯等人的作品。

可是，一位学者的文章颠覆了这种理所当然的推断。他就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他的文章《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最初刊发于《哲学研究》1957年第四期，后来收入《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五卷：

就是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并且同一阶级的人们对于同一文艺作品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朱光潜全集》第五卷第90页）

这里的“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凡20卷《朱光潜全集》里唯一一次出现，也是目前所掌握的中文文献资料里最早的呈现。但从朱光潜文章中的表述看，这句话是加了引号的。换言之，“一千个哈姆雷特”是朱光潜的引用，而非原创。

朱光潜究竟引用了谁？此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此言是落实于文字还是口头表达？

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文艺思潮大量引入之前，还有一轮西学东渐的浪潮，那就是在50年代乃至更早的延安时期对俄苏文论的译介。其中，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三位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堪称标杆人物。在建国之初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大有言必称“别、车、杜”之势。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 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 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学评论家。

在“别、车、杜”三人中，别林斯基又是开创性的人物。对于别林斯基，朱光潜的名著《西方美学史》辟有专门章节予以介绍，称“别林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替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美学基础”。

很巧，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中有一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莫恰洛夫扮演的哈姆雷特角色》。此文于1838年分三期连续发表于《莫斯科观察家》上。

“哈姆雷特是戏剧诗人之王的灿烂王冠上面的一颗最光辉的金刚钻”即出自此文。别林斯基还在文中富有创见地提出：哈姆雷特的性格是分裂的，意志是软弱的，但这不是他的天性所造成的，而是“认识责任后的意志软弱”。别林斯基对哈姆雷特的定义和论述，给人以丰富的启迪：

它伟大又深刻：这是人生，这是人，这是你，这是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的演技里面，都可以看到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可是同时，这将是两个不同的哈姆雷特，就是说，每一个虽然都是同一概念的忠实表现，但将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5月版，《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442页、514页）

若论启迪，最重要者恐怕是别林斯基将人们对哈姆雷特审美的差异性阐释到了极致：哈姆雷特是我们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对哈姆雷特的演绎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

诚然，别林斯基并没有在《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明确说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他的论述之于这句名言，犹如针对一道数学题排列了详尽完整的解题公式，一位稍具专业素养的人就能据此填写答案。而答案则呈现于朱光潜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别林斯基眼中的“哈姆雷特”，即便算不得“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源头，至少可以算作孕育这句名言的水源地。

二、除了巴尔扎克，还有谁喜欢去咖啡馆？

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更完整的句式是：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中文网络居主流地位的说法是，这句话的版权属于法国文豪巴尔扎克。

《纽约客》短片《巴尔扎克的咖啡馆》中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的确嗜咖啡如命，尤其当他处于写作状态时。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茨威格版《巴尔扎克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7月版，吴小如、程毓徵译）第八章《黑咖啡》中，作者以“鸦片”“毒药”“杀人的精灵”来形容传主对这黑色液体的依赖：

咖啡就是再开动机器使用的黑油，巴尔扎克看它比吃饭睡觉都重。他恨烟草，烟草不能刺激他达到工作所需的强度。对于咖啡，他却大唱赞歌：

“咖啡滑下去到了胃里，它就把一切推入运转。思潮犹如大军中各路纵队勇往直前。回忆汹涌而来，大旗高擎，将队伍带进战场。轻骑兵奔驰在前，思维的逻辑如炮兵拖着辎重和炮弹隆隆而来，昭晰的观念作为狙击手加入决斗。角色们各着衣冠，稿纸上铺满墨迹。战争在黑色液体的流注中开始，然后完结，就像真实的战场包围在火药的黑烟中。”

没有咖啡他就不能工作，至少不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工作。纸笔之外，他所到之处都要带上“咖啡机器”这件不可缺少的装备，其重要不减于他的桌子和白色袍子。他很少让旁人准备咖啡，因为旁人不会把这兴奋剂的毒药做得如此浓黑有劲。咖啡就是他的鸦片。因为同一切毒品一样，咖啡也得愈喝愈浓，如果要它保持效力，他就不得不愈来愈增多地吞食这杀人的精灵，才能跟得上神经上日益增加的负担。

如果说他那五万杯咖啡（这数字是某一位统计家估计他所饮下的杯数）加速了《人间喜剧》庞大体系的写作，它们也要对心脏过早的衰弱负责，那心脏本来强得像一口大钟。拿克加尔大夫，他的终身的朋友与医生，在他的真正死因问题上提出：“是多年心脏病发作，由于长夜工作和服用——毋宁说是滥用——咖啡而日益严重，他为了与人的正常睡眠需要来斗争，不得不求助于咖啡。”（第151—152页）

创作中的巴尔扎克，咖啡是开动机器的黑油、激发灵感的火石、堪比纸笔的装备，当然滥用咖啡也是致其死亡的原因。茨威格文中引用统计家的“为写《人间喜剧》饮下五万杯咖啡”之说，在汉语世界流传甚广，这也为巴尔扎克“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叙述背景，凡称此言属于巴尔扎克者，都少不了拿“五万杯咖啡”来背书。

在茨威格笔下，巴尔扎克是一个将咖啡研磨入生命的角色。可令人费解的是，通读茨威格版《巴尔扎克传》，却找不到这句“巴尔扎克名言”。

搜索另一本比较权威的传记——安德烈·莫洛亚版的《巴尔扎克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艾珉、俞芷倩译），同样描绘了一位浸泡在咖啡里的巴尔扎克，但同样找不到这句“巴尔扎克名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莫洛亚版《巴尔扎克传》第七章《工作》中，作者以巴尔扎克恩主贝尔尼夫人的视角和口吻写了一段话：

巴尔扎克不仅仅是支“笔杆”，还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笔杆”。几乎每天，他不是去伏尔泰咖啡馆，便是去法兰西剧院附近的密涅瓦咖啡馆与他的伙伴们相聚。（第118页）

应该说，“他不是去伏尔泰咖啡馆，便是去密涅瓦咖啡馆”与“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句式是接近的，而且都与咖啡馆有关。

不过仔细推敲这两个句子，还是有明显区别，后一个句子的逻辑结构要比前一个句子繁复。更重要的是，两个句子表述时的主语不同，前一句主语是第三人称的“他”，后一句因为是“巴尔扎克名言”，所以主语是第一人称的“我”，也就是“巴尔扎克”。

电影《巴尔扎克激情的一生》剧照

那巴尔扎克究竟说没说过这句话？

查阅一些主要的外文引语网站，如“引语调查者”“智慧引语”等，巴尔扎克名下均无这句“巴尔扎克名言”。扩大范围，在包括法文网站的外文网络中搜索，结果同样是无。相反，“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与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他叫彼得·阿尔滕贝格。

阿尔滕贝格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维也纳人，原名理查德·英格兰德。1896年，在他37岁时开始使用“彼得·阿尔滕贝格”的笔名。

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译，以下简称《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如此评价自己的犹太同胞：“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的水平……”（第26页）

毫无疑问，阿尔滕贝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令人惊讶的是，由于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阿尔滕贝格的写作收入竟无法维系他的日常所需。于是，维也纳中央咖啡馆便成了他重要的生活舞台。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茨威格 / 舒昌善等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91-3

1876年开业的维也纳中央咖啡馆，可谓大名鼎鼎。在20世纪初，它是奥地利乃至全欧洲文人墨客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政客商贾们的流连之所。

时间倒推一个多世纪，你可以在此发现茨威格、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波尔加的身影，也能找到埋头赶稿的托洛茨基、凝神沉思的铁托和百无聊赖的希特勒。

茨威格称这家咖啡馆是“民主俱乐部”，每个人都可以在此享用一杯便宜的咖啡和免费的报纸杂志，坐上几个小时，写作、辩论、玩纸牌、接收信件等。这些人中，与中央咖啡馆联系最紧密者，自然是才华横溢又生活窘迫的阿尔滕贝格。

阿尔滕贝格与中央咖啡馆的联系紧密到什么程度呢？他除了睡觉，其余时间均在此处消磨。他的通信地址是此处，留言传呼是此处，待人接客是此处，不消说，奋笔疾书还是在此处，而他的成名作《地方新闻》亦是在此处拟就。总之，阿尔滕贝格生活在此处。所以有人戏言：他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请注意，这句话的主语是第三人称的“他”，而非第一人称的“我”。换言之，这种表述明确了一个事实：这句话不是阿尔滕贝格说的，而是别人对阿尔滕贝格生活状态的描述——他与中央咖啡馆“不离不弃”。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

这个事实，在德文网络中已成定论。有趣的是，当这个事实翻译为汉语表达时却成了阿尔滕贝格的自我描述：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阿尔滕贝格说过”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是仅次于“巴尔扎克名言”的存在。此等讹谬因何产生？恐怕与两本关于咖啡文化的书有关。

第一本叫《与毕加索喝咖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吴梅东编）。此书附录部分收录了一篇吕鸿宾写的《一位咖啡迷的咖啡手记》。此文开头引用了“一位维也纳艺术家的自述”：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与毕加索喝咖啡》里的这篇文章，虽未点出“维也纳艺术家”是谁，却完成了主语人称的切换，由“他”变成了“我”。

第二本叫《打开咖啡馆的门》（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版，张耀著）。此书扉二页，也引用了“一位维也纳艺术家的自述”：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打开咖啡馆的门》也没有点出这位“维也纳艺术家”是谁，却在正文第六章《“咖啡中心”——一个世界的支点》中，浓墨重彩地叙述了阿登伯格（阿尔滕贝格）与咖啡中心（中央咖啡馆）的不解之缘，甚至还摘录了阿尔滕贝格所写的《咖啡馆之歌》：

你如果心情忧郁，不管是为了什么，就去咖啡馆！

深恋的情人失约，你孤独一人，形影相吊，去咖啡馆！

你跋涉太多，靴子破了，去咖啡馆！

看了扉页上的句子，又读了正文第六章的描述，将阿尔滕贝格认作“维也纳艺术家”是合乎逻辑的联想。很遗憾，联想难成事实。无论阿尔滕贝格与中央咖啡馆是多么不可分割，这句关于咖啡馆的名言终究无法挂在他的名下。这是别人对阿尔滕贝格的评价。

至于“别人”是谁，现有文献资料没有给出答案。言说者或许真是“一位维也纳艺术家”，或许只是中央咖啡馆里一位普通的侍者。能解开这个谜的，只有阿尔滕贝格自己。如今，“他”（阿尔滕贝格雕塑）依然坐在中央咖啡馆进门的第一张桌子旁，笑迎世界各地的文艺小资前来打卡。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桌前的阿尔滕贝格雕塑

三、把婚姻比喻成“围城”，谁启发了钱锺书？

有个句子非常精准地表达了《围城》的主题：“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就像小说作者钱锺书的夫人杨绛在电视连续剧《围城》片头所写：“《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但翻遍小说《围城》，里面并没有一模一样的文字。严格说来，这个句子是对小说中一段酒局漫议的提炼。

这一幕出现在小说第三章，赵辛楣张罗的场子，方鸿渐、苏文纨皆出席，当然还有两位新结识的客人：善做旧诗的外交才俊董斜川和通晓西哲的学界大咖褚慎明。席间，方鸿渐谈及罗素的婚姻状况，“跟罗素很熟”的褚慎明便借题发挥。原文如下：

慎明道：“关于Bertie（罗素）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文纨）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

无论是英国古话还是法国谚语，功效大同小异，都表达了人们对自身的某种处境譬如婚姻的辩证思考。而钱锺书也通过上述对话向读者传递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

婚姻的围城之喻，是他的借用而非原创。

电视剧《围城》剧照

虽然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痴气旺盛的钱锺书”（杨绛语）应该不会有如此恶劣的趣味，生造出两个比喻，然后分赠英法两国。

值得深究的是，钱锺书对两性关系的这番妙喻到底源自哪里？褚慎明和苏文纨谁更靠谱？

根据已知条件推断，既然小说名为《围城》，那么里昂大学文学博士苏文纨小姐所言“被围困的城堡”，显然是一个更合乎逻辑的源头。事实上，在小说第三章的那场酒局上，作者就已经表达了对褚慎明的怀疑。当褚慎明声称“帮罗素解答过许多问题”时，钱锺书看透了笔下人物的内心戏，不无嘲讽地作了旁白：“天知道，褚慎明并没吹牛，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褚慎明吹牛不假。问题是，此人吹牛的目的是挟罗素以自重，即向他人表明“我和罗素谈论过婚姻的事”。大前提成立，价值判断蒙混过关，则罗素是否引用英国古话、英国古话是真是假，皆属技术分析。而依据艺术创作“故事虚构，细节真实”的一般原则，钱锺书似无必要替褚慎明的“好友”罗素杜撰出一个“金漆的鸟笼”。

考察罗素复杂的情史，总体来说，他对婚姻持负面评价。在写于1929年的《婚姻与道德》中，罗素说道：

只有在自由和自愿的条件下，爱情才可能生长，如果加上义务的枷锁，它就会消亡。如果人们对你说，爱某个人是你的义务和职责之所在，你肯定会对此人产生厌恶之情。因此，婚姻想把爱情和法律的约束集于一身，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

由此看来，钱锺书在小说中引用“金漆的鸟笼”与罗素对婚姻的态度高度吻合。

可纵然如此，一个疑问依然没有解决：

鸟笼和城堡，哪一个是围城之喻更可靠的源头？

对西方两性观念史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他们自古就对婚姻抱一种“憧憬与逃避、渴望与厌弃”的矛盾心态。苏格拉底与悍妇太太桑蒂柏的故事，简直可以编一本笑话集。为此，苏格拉底还留下了那句关于婚姻的至理名言：娶妻还是不娶妻，人不论做哪一样，都会后悔。

注意，苏格拉底的话与“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在意思上已经很接近了。

那么，从苏格拉底对婚姻的理解到钱锺书的围城之喻，谁完成了中转？

1980年2月，钱锺书的《〈围城〉重印前记》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在这篇文章的第二段，钱锺书谈及他最终未能完成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时说：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谈艺录》）以后，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

“百合心”的法文成语，意为人心如百合，花瓣层层剥落，每一瓣都可以分给一个人，却终而虚无。百合心之喻，可引申为总是轻易爱上别人却得不到幸福的单纯女子。

不对“百合心”作过多解释，《〈围城〉重印前记》一文的要害是“也脱胎于法文成语”的“也”，它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围城》脱胎于法文成语“被围困的城堡”。换言之，苏文纨小姐的确是泄露婚姻天机的那个人。

以“被围困的城堡”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查到一个叫“Pierre Marie Quitard”的法文名字，中译名是皮埃尔·玛丽·吉塔尔。

一位叫慧的豆瓣网友曾对皮埃尔·玛丽·吉塔尔（Pierre Marie Quitard）以及此人与《围城》的关联进行过详细的考证。根据慧的考证，吉塔尔1792年出生，1882年去世。他是一位语法专家，更是一名戏剧作家。《围城》里的这句话来自吉塔尔所著《法国谚语和谚语语言的历史、文学及法律研究》，书中原话是这么写的——

迪弗雷纳的喜剧中有一句话：婚姻这个“国家”有一个特点，外国人想要进去住，而里边的居民却想逃离出来。这个尖刻的句子来自一句阿拉伯谚语：婚姻就像一道围墙，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关于吉塔尔的考证，版权归“慧”所有，因无法直接联系作者，特此声明并表示感谢。）

1937年秋至1938年夏，钱锺书曾在巴黎游学一年。博闻强识的他，读过吉塔尔的这本书，属情理之中。然而一个疑问伴之而来，如果钱锺书读过吉塔尔的著作，为何不径直说“一句阿拉伯谚语”？

合理的解释是，婚姻的围城之喻在欧洲甚至拓及中东地区，是一种经传播而共享的观念，有着多源交错的发生史，人们用更为丰富的物象来表达对婚姻——结或离、进或出、娶或不娶的矛盾心态，吉塔尔所言阿拉伯谚语或许只是其中一脉。论源头，苏格拉底对婚姻的理解比之阿拉伯谚语，显然要深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