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白令海峡，19世纪的捕鲸人如何生活？

芭丝谢芭·德穆思

[编者按]1724年，沙皇彼得一世派遣丹麦探险家维塔斯·白令上校考察北美大陆和亚洲大陆之间的地貌，上校带领船队首次成功探索北冰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航道，由此，白令海峡诞生。对普通人而言，它一直非常遥远，非常神秘。

美国学者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根据自己与在白令海峡与原住民一起生活与采访的经历，结合丰富的档案资料，写成了世界首部关于白令海峡的综合性环境史著作《浮动的海岸》，展现了在这一有限的空间中所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环境的冲突，揭示了一百五十多年来人类如何将这一偏远地区的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增长与国家力量的过程。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书中有关白令海峡捕鲸业的研究片段:19世纪以来，人类在这片海做了哪些试验？空旷苍凉的海域曾是两万多头鲸鱼的家园，商业捕鲸行业又在这里留下了什么？

《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美] 芭丝谢芭·德穆思 著，刘晓卉 译， 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译林出版社提供

白令海峡，亦称白令陆桥，那里的居民用很多称谓来称呼自己。翻译过来的话，大多的称谓都表示他们是真实的民族。在19世纪早期，所有这些真实的民族都生活在很多个小的国家里。这些国家源于三个主要的语言群体，即因纽皮亚特人、尤皮克人和楚科奇人。

白令海峡 wiki图

在白令的陆地区域，由于缺少了阳光的照射，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的链条所生成的能量远低于其他陆地区域，在未结冰时，白令海、波弗特海和楚科奇海是地球上最为丰裕的生态系统，是各种生命体的家园，从数十亿的浮游生物到上百吨的弓头鲸。

1858年，为了商业利润而捕杀弓头鲸的人们又回到了白令陆桥。一个水手这样写道，那一年白令陆桥特别“寒冷、惨淡且被浓雾笼罩”，冰层并没有向白令海峡北部退去。但是，越来越多的船只还是驶入这里，这些船有着更轻的帆和更好的绞车，更容易操控。就是凭着这些更好的装备，船长们开始学习如何在浮冰中航行。

19世纪60年代，温暖的风将船队引领进来：几十艘船先驶入波弗特海，然后向西靠近楚科奇北部的弗兰格尔岛。这次也都是来自美国的船只。俄国的捕鲸者没有离开过鄂霍次克海，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船只。1863年后因为那里露脊鲸数量稀少，他们便不再捕鲸了。赫伯特· 奥尔德里奇写道，美国的船队学着“尽可能绕开大块的浮冰”。 人们悬挂索具，“时刻准备着行或者停。当我们慢慢前进，在浮冰中进退时，一直有人在发出号令，如‘向右’‘停住’‘向左’‘停住’‘向前一 点’‘停住’”。当冰层太厚时，小捕鲸船扬起它们的小风帆，用船桨在“仅能容下小船的冰缝中”划行，或是穿过软糯黏稠的冰。

在19世纪60年代初，这样的一次次航行将四千多头弓头鲸变成了桶装鲸油。但是，学习如何在浮冰中行进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1871年的9月，秋天来得特别早，让阿拉斯加北部海岸附近的大部分美国船队措手不及。“艾米丽·摩根” 号的大副描述道 ：“寒冰直逼陆地，冰已经冻了九英尺厚，我们所有的出口都被切断了，无论是北面还是南面的。”其他三十二艘船被困在“厚厚的地下冰和陆地之间”。其中一艘“罗马”号被临近的两块浮冰撞击并被碾碎，沉入海中，水手们只穿了靴子就逃生了。三十三位船长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船上的供给只能维持船员们存活不到三个月，放眼望去，四野空空，既没有食物也没有燃料”，他们只能抛弃大船了。一千二百人沿着冰冻的海岸拖着他们的捕鲸小船向着开阔的水域走去。所有人都活下来了，他们被其他船只带回了家。

外来的捕鲸者渴望降低航行成本，于是开始雇用本地的捕鲸者。本地捕鲸者很有经验，也不需要在出入北极的整个漫长航程中都养着他们。而饱受饥荒和病患之苦的白令捕鲸者急于寻求生路，为了获得食物和机器制造的工具加入了这一行列。在楚科奇，从外来捕鲸者那里总能轻易地得到朗姆酒、步枪和金属，比在奥斯特罗夫诺容易得多。“这个捕鲸季节船上雇了五个本地人”，威廉姆·贝里斯在1887年的日志中记载道。五年后，这艘船只付给来自楚科奇的几个尤皮克捕鲸者“有着老旧风帆和船桨的旧摇船”作为酬劳。 有的是整个家庭被雇用，女性负责缝补和做饭，男性负责捕鲸。有的成为固定的船员，他们跟着船只向南航行，成为第一批到过西雅图、旧金山和火奴鲁鲁的白令人。一位长者回忆说，在阿拉斯加海岸，男人们 “为了所需而将自己卖身给捕鲸船的船长”，他们为了买物资欠下了债。 “然后4月份他们会回到船上，为债主出力捕鲸。”本地人为了捕杀鲸鱼将自己卖身于雇主，他们的工作成为可以用交易单位和时间单位分割的东西，可以用一包包糖和一发发子弹来衡量。

19世纪中叶的商业捕鲸船队 

如果说对于这些作为有偿劳动力来捕杀鲸鱼的人来说，鲸鱼的价值改变了，但本地人围绕鲸鱼所做的一系列仪式并没有终止。提基格阿克有一个叫作阿塔乌拉克的人，据当地人说，在他的孩子夭折后他的精神就不太正常了。他因作奸犯科而闻名，强奸、谋杀、无恶不作，他为了让别人用鲸须换他的一点点糖而殴打别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他通过向船长售卖他强索来的鲸须来赢得其信任，随后便独揽了提基格阿克弹药和面粉的供应大权。他不是通过成功的捕猎和正常的交易，而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了权力。如一位村民所描述的，阿塔乌拉克的行为使他“更像是个白人”。最终，他因为罪大恶极被杀掉。现在，村民们不能驱赶外来者了，外来者很可能有用处。但是，如果有白令人背叛了所在部落的价值观是要受处罚的。

外来者建立了加伯城这一捕鲸站，使人们在陆地上可以杀戮鲸鱼，这也是商业上的一个创新之举。由于提基格阿格缪特人不让船员从他们的村子里捕鲸，美国船队只好在沿岸十五英里处搭建了草皮木屋，并雇用了来自苏厄德半岛的因纽皮亚特人。加伯城不是唯一的捕鲸站: 在北部的乌特恰格维克也有一座捕鲸站，查尔斯·布朗尔就是从这里买到了鲸须和鲸鱼皮。岸上的外来捕鲸者需要人手帮忙。克林顿·斯旺回忆道：“捕鲸者们需要雇用的劳动力，是那些知道何处能捕到鲸鱼并懂得如何将鲸须放在水里浸泡的人。”他们同样也需要女人，需要女人为他们缝制皮外套、手套和帽子，需要女人为他们做饭，跟他们做伴。外来捕鲸者是会滋事的——有时他们拒绝给报酬，有时喝得醉醺醺的，但他们也是本地妇女的婚配对象。

一部分捕鲸者见识了加伯城以及其他捕鲸站的道德败坏—酗酒、卖淫、异族通婚等。阿塔乌拉克的种种罪行是“彻底的恐怖”。但是，他们也看到了这里的进步。捕鲸者发现，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和楚科奇人缺乏的许多东西，从勤劳到干净再到合理的饮食，可以通过接触市场来弥补。文明人在暖和的屋子里吃着佳肴，穿着新衣，还可以买新肥皂和新书本。他们因商品的到来得到了启蒙。伴随着商品的出现，至少在拥有足够商品的条件下，人们有了一种独立的能力，不再会缺吃少喝，也不会再那么渴望得到鲸鱼肉，有面粉吃不是一样好吗?目睹了自己家乡港口出现一些新的工业奇迹和农业发展上的变化，而且这些为他们带来了稳定生活之后，大多数本地捕鲸者并不认为用鲸鱼交换小麦是什么革命性的变化。摆脱对自然的依赖是文明的必然结果。随着商业的传播，文明也得以传播，通过让更多人参与到商品交易中，会让世界更加美好。这种逻辑具有循环性，而这一概念却是目的论的：这是一条鲜明的通往未来的进步之路。在这样的路线下，就会产生如下的想法：人类和鲸鱼是完全不同的、相互分离的生物，鲸鱼是没有自己的国度的。

弓头鲸的颚骨

对于沙皇俄国来说，鲸鱼没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国度，而理所应当地属于沙皇领土的一部分。然而，在楚科奇海岸，一位地方官员这样写道：“美国捕鲸船只无视海上的国界线，使得我们沿海地区的鲸鱼所剩无几。”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捕杀原本属于俄国人的鲸鱼，这使得俄国加强了警惕。俄国授予芬兰船长O.V. 林霍尔姆捕鲸特许权，再次尝试振兴捕鲸产业。他的公司在鄂霍次克海建立了一座小型炼油厂，每年捕杀数十只附近的露脊鲸，将它们远销到日本和夏威夷。俄国的捕鲸产业本来可能向北扩张，但是美国人“对海洋生物无情的破坏”可能会永久性地带走俄国捕鲸产业的利润。正如M. 文登斯基所写，“俄国必须保护好‘仅有的库存’，否则“谈论俄国在太平洋沿岸开展捕鲸活动就为时已晚”。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沙皇俄国在世人眼里一直是白令陆桥的主人，现在则面临丢尽其“在北部地区声望”的风险，一位行政人员的记录中说。俄国已经失去了阿拉斯加州，现今在属于本国的陆地上也落后于美国。

俄国有资格在道德层面谴责美国捕鲸者。美国人捕捞了本属于俄国人的鲸鱼，这使得俄国人——至少在领土上应该并最终属于俄国的子民——陷入了贫困之中。而在俄国并未征服下来的楚科奇，由于“连年的鱼获稀缺，当地饱受饥病交迫之苦”。除饥荒问题以外，楚科奇还存在酗酒以及枪支交易问题，其中枪支交易会使过去本来就对沙皇不甚友好的民族有了武装加持。一位地方官员表示，美国人“带着他们的烈酒和枪支，悄悄地得到了楚科奇人的信任，掠夺当地资源，腐坏人们心灵”。另一名官员哀叹道:“美国人在楚科奇的所作所为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烈酒，鲸鱼也被大肆杀戮。”综合来看，美国的船只“彻底耗竭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居民”。

革命改变了谁拥有权力，谁制定价值观。捕鲸者的革命削弱了俄国的主权，包括对法律、空间、忠诚、名誉以及能源的控制，这些沙皇统治的意义都被改变了。1881年，一艘俄罗斯炮艇沿着楚科奇海岸航行，留下了用英文写的公告，告知水手们在俄国领土上出售枪支或烈酒是违法行为。几只巡逻船跟在炮艇后面，试图禁止美国人在此捕鲸，不让他们从这片海域中攫取利润。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阿拉斯加的捕鲸者并不陌生。捕鲸者不是传教士、政治家，不是官员和教师，也不是寻找上帝与新领土的探险家，尽管自称是“文明人”，但捕鲸者们声名狼藉，他们打架斗殴、纵情酒色。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安息日也不会停止捕猎。船只就是他们的巴别塔。捕鲸者是商业经济的化身，什么都用来售卖，随时准备猎杀鲸鱼。

捕鲸业给白令海峡的生产力拖了后腿，给美国和俄国都制造了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这里满是饥饿的人，他们拒绝为鲸油上税，这里的贸易得不到规范，对于暴力问题，政府的管制也不确定。这些都挑战了原有的基本信念，即在政治上何为国家，它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及国家作为法律标准制定者和道德进步推动者的价值。但是，美、俄都没有提出制定暂停捕鲸的国际协议。这种国际条约是有先例的:1893年，美国提出保护白令陆桥南部海狗的倡议，1911年俄国加入一项保护海豹栖息地的国际条约。即使在自己的领海上，美国也没有出台法律来规范鲸鱼的捕捞。林霍尔姆在1885年关闭了他的公司不久之后，提出了保护俄国鲸鱼的倡议，但并无成效。

几个世纪以来，弓头鲸给白令人带来了稳定的生活，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它们巨大的身体成为当地人可靠的食物来源。人们在急于进行商业捕鲸，却忽视了一直以来人们对鲸鱼的依赖。对于美国和俄国来说，捕鲸业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杀戮了过多的鲸鱼，而是它带来了商业却毁掉了文明。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失败在于利润的用途不当，如购买枪支和烈酒；而对俄国政府来说，则是错误的人——美国人——卖了不该卖的东西。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就是圈划领地，将那些不规范的市场纳入主权国家的管制中。美、俄都认为这是一个人类的问题，需要通过人类的方式解决。无论是酗酒、疾病还是饥饿问题，都可以通过将白令陆桥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更好地利用该地区的财富来解决。就像燃烧鲸油照明的人们看不到弓头鲸的死亡一样，外来政府也看不到弓头鲸的生活和对地球的贡献，即使看得到，他们也认为那些都是可以替代的。白令陆桥不需要鲸鱼，他们需要的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