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回家带娃，男性也会面临生育惩罚吗？

作者 | 陈文琪、钟雨奇、熊峻瑶

责编 | 靳永爱

 近日，“广西三孩生育假期将达178天”、“照护3岁以下婴幼儿这样减个税”冲上热搜词条，围绕生育友好的相关话题再次回到大众视线。对于儿童抚育，可真是家家有话说。对此，有网友提出疑问，育儿究竟是谁的责任？大众对“丧偶式育儿”表示强烈抵触，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以及思想观念正悄然发生改变。人们对于男性的期待从传统的赚钱养家，变成现在的男性也应该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新父职”的概念日益发展。

在“母职惩罚”效应如此严重的当下，男性深度参与家庭日常事务似乎成为帮助女性卸下枷锁的不二法门。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呼唤男女同休育儿假的浩荡舆论声中，亦有不少网友表达出自己的忧思——“生活压力这么大，家里又多了一个娃，大部分男士应该要努力加班、更拼命赚钱养家才对呀，怎么还休假呢？”“女性面临‘母职惩罚’，难道父亲们就一定享受‘父职红利’”？

事实上，惯常语境下人们常常以“父职红利”作为“母职惩罚”的对偶表达。然而，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社会，“父职”的内涵正悄然发生改变，“父职”是否真的意味着“红利”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摒弃“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家庭领域性别平等的真相。

“父职惩罚”犹如“房间里的大象”（图源网络）

“新父职”想象

自私有制家庭诞生以来，家庭便承担了主要的育儿责任。在“父亲赚钱、母亲照料”的经典亲职模式中，父亲主要为家庭提供社会经济保障和有限的育儿指导。然而，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生产领域，家庭关系与育儿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亲职模式难以为继，儿童照料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鼓励父亲更多参与儿童照料的话语实践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北欧国家鼓励父亲参与育儿和美国兴起男性权利运动等社会背景，“新父职”话语开始在西方社会流行，引发人们对新型父职的想象与讨论。区别于工业雇佣时代以来父亲为“面包赚取者”的经典形象，“新父职”围绕儿童养育和家庭职责注入了新的要求，即兼顾工作与家庭，既能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又能积极参与家庭事务，为孩子提供情感关怀与生活照料。

“新父职”对于父亲角色的想象

在照料实践方面，“新父职”主要包括互动型照料、接近型照料与责任型照料三大形式。其中，互动型照料 (interaction / engagement) 指父亲直接与孩子进行面对面的互动；接近型照料 (accessibility) 指父亲与儿童虽没有进行直接的、密集的互动，但儿童可以随时找到父亲，如父亲在做其他事情，儿童在附近玩耍；责任型照料 (responsibility) 则指父亲虽然不和孩子一起，但是参与安排和布置孩子的照料，保证儿童照料的实施（Lamb，2000）。

虽然“新父职”强调父亲参与儿童照料，突破了传统性别规范的藩篱，催生了更具人文关怀和平等理念的男性气质，然而这一话语实践中的父亲仍是作为“搭把手”的辅助照料者形象出现，更多是妻子的育儿帮手与孩子的玩伴 (Lamb， 2000;Wall & Arnold， 2007;Brandth & Kvande， 2016)。

研究表明，即便是父亲假政策最成熟、性别平等度最高的北欧国家，父亲也往往是履行“不彻底的父职”(halfway fatherhood)，他们通常在妻子兼职期间休假，避免像她们那样建立照料的日常程序 (Haavind & Magnusson，2005;Wall & Arnold，2007)。在照料内容方面，美国的父亲参与儿童照料更多体现在陪伴玩耍上(Lamb，1997)，北欧则体现在休闲与户外运动上(Wall & Arnold，2007)，而作为主要照料者的澳大利亚居家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只强调自己与孩子的追逐嬉戏(Stevens，2015)。

“新父职”困境

“新父职”实践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为我们揭示出当前男性参与育儿照料面临的挑战，需要进一步解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摆脱男性优势的影响。事实上，当我们此前谈论“母职惩罚”时，背后已涉及工作领域秘而不宣的“理想雇员假设”，即没有家务负担的男性才是最优质的雇员。对于资本而言，雇员的男性身份往往意味着工作时间长、能够全职工作 ( Rapoport et al.,2002)，一方面使得男性能够在工作领域保持其主导地位 ( Williams,2000) ，另一方面也被免除了照料的职责，进而导致其作为父亲的角色被工作场域忽视和排斥。

此外，现有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主要针对母亲，父亲们普遍面临着休假比例低的问题。英国在2011年通过了附加父亲假政策，但父亲的休假比例不足1%(Kaufman，2017)。北欧国家历经四十多年建立起的目前最为完善并颇具弹性的父亲假政策体系也暴露出不足，研究显示挪威的弹性陪产假制度反而强化了工作对于父亲的重要性以及母亲作为主要照料者的角色，父亲即便是在假期也往往难以拒绝工作的要求，这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将育儿的需求放在第一位(Burnett et al.,2013)。目前我国并未从国家层面明确设定陪产假制度，但可以从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查询到7天到30天不等的相关规定。绝大多数地区的陪产假平均只有15天左右，相关的条例规定在实际执行中也很少足额足量地落实。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影响着广大父亲们的育儿参与。

我国目前各地陪产假时长概览（图源健康时报客户端）

父职也有惩罚

面对愈演愈烈的工作家庭冲突，越来越多的父亲在工作与家庭的角力中暂时割舍工作，选择回归家庭参与育儿照料。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随时间逐渐提升（徐安琪、张亮，2007；许琪、王金水，2019），涌现出不少“全职奶爸”、“家庭煮夫”。

越来越多父亲成为“全职奶爸”（图源网络）

然而，在长期存在的大规模母职惩罚的基础上，育儿也存在父职惩罚。面对工作-家庭冲突选择家庭的父亲在工作场域更多面临父职惩罚而非红利。

在性别角色理论看来，陪产假存在“污名化”情况，男性较少参与育儿的传统观念影响着用人单位的判断，休假的角色一般被留给母亲而非父亲。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经验表明，父亲较少能够申请到强制陪产假外的其他假期，可选择的低薪育儿假有可能被雇主视为过分的要求而予以拒绝。即使父亲们成功申请到陪产假，也会被用人单位视为“不务正业”，从而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在用人单位的逻辑里，孩子被视为一种“责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陪产假会促使父亲投入更多的时间在亲子互动上，必然导致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的不足。

在重返工作岗位之后，父亲们因为时间安排和个人经历导致潜在的晋升机会和奖金被替代者获取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一些用人单位直言“全职爸爸”与社会脱节多年，对其能否再次胜任工作存疑；更有甚者，偏激地认为“全职爸爸”多半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如妻子或者找不到工作才回归家庭，能力堪忧。伴随着孩子成长需要的经济支持逐渐增加，倘若妻子独木难支，无法提供足够经济支持的父亲很可能同时面对社会求职的冷眼和家人的怨言，双重受气中可谓是“一霎时把七情俱已磨尽，参到了辛酸处泪湿衣襟”。

“全职奶爸”受到工作和家庭的双面夹击（图源网络）

父职面临的一个困境是，社会上人们对母亲和父亲的角色有着不同的期待。作为母亲的女性进入职场时，会因其母职而受到惩罚；而作为父亲的男性则会因其父职而享受到额外的红利。而当母亲选择回归家庭时，因其符合了传统观念对母亲角色的期待，因此会获得社会以及亲属的赞誉；而父亲若想回归家庭、照顾孩子则困难重重。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女性还是应该有一份工作”。对于女性回归家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其他声音（反对、不赞同也不反对）。女性在家庭领域的母职红利也在减弱，甚至也出现了一些母职惩罚，例如女性回归家庭会被认为不是“独立女性”。而关于男性的“新父职”观念也在发展，男性在家庭场域的惩罚正在减弱，媒体也出现了对男性照顾家庭表达称赞的话语。

然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前在工作场域中一旦表现出“自己会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的信号，就很有可能因自身的亲职而受到惩罚。在育儿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的背景下，个体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性使得儿童照料与职业发展必然存在冲突，照顾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越多，用于工作的时间和精力越少。

生育友好何以实现

虽然父职也存在惩罚效应，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父亲参与育儿是实现“后院平等”( backdoor equality) 的关键环节 ( Bailey，2015)。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父职”话语是对当代新的家庭关系与育儿模式的现实回应，建构了当代社会兼顾经济供养与儿童照料的理想父亲形象，为解决儿童照料和性别平等提供了积极的解决思路。

然而当前父亲参与育儿照料的实践与理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受到传统性别文化规制与工作家庭冲突的阻碍。一方面，传统观念的印象仍然是深刻的，无论是媒体还是父亲们自身，都强调他们的职业取向与男性特质来回应对其身份的质疑。在实际照料内容方面，“新父职”语境中的父亲主要作为育儿帮手和儿童玩伴，通常会选择育儿活动中相对轻松的部分（如陪孩子聊天与陪孩子玩耍），对育儿工作中更为日常发生的、消耗精力的部分（如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辅导孩子功课）的参与则远远少于母亲。

另一方面，在育儿工作主要由家庭承担的背景下，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难以避免。工作制度与家庭的双重需求使父亲们无法更多参与儿童照料活动；此外，社会生产对于人口生产的优越性也强化了理想雇员效应，人们普遍认为参与社会工作的价值远大于承担家务劳动的价值，进一步加深了育儿劳动中的性别分工。父亲们被工作对家庭冲突改变的阻力大，滑向传统的阻力小，父亲参与儿童照料仍旧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基于此，为了真正实现男女两性在家庭育儿分工的平等与儿童健全成长，我们需要进一步促进父亲参与育儿照料，并为此提供支持。

1. 宣传、引导和鼓励父亲参与儿童照料

通过政策与舆论导向，树立参与型父亲的榜样，减少对男性照料劳动的污名化，为男性参与育儿创造舆论环境，同时为男性参与照料提供技术指导。要让广大男性认识到参与育儿是作为父亲的应有之义，“做父亲的如果不想成为对孩子而言的过路人的话，那么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要站在育儿的中心。”照料孩子不是休息，不是“在家做甩手掌柜”，不是“女性忙得团团转，孩子他爸在打游戏”。

2. 完善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加快父亲陪产假、育儿假的制度设计和立法进程要尽可能减少父亲和母亲假期时长的差异，为父亲参与育儿提供足够的时长和配额，有利于父亲充分参与儿童养育的诸项活动，真正共担育儿责任。此外，在休假津贴或薪酬补偿方面，应给予资助以真正解决儿童养育的后顾之忧。值得注意的是，各类育儿假带来的成本不能只停留在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层面，（否则不论男女，只要选择生育的人士都同样面临职场歧视，从“母职惩罚”演变为“生育惩罚”），应当努力构建社会、企业、家庭三方共担机制，让政府发挥更加积极而主动的作用。

3. 调整社会生产劳动和人口再生产劳动的价值比例与时间分布

政策制度指向应重新调节社会生产与人口生产之间的关系。在不降低薪酬待遇的情况下恢复正常工作时间，禁止“996”“007”等不合理工作制度，将人从资本的生产工具解放出来，为人们参与育儿提供可能性。让家庭幸福与事业成功可以得兼，而非逼迫人们做出取舍。

结语

这世上的事从来没有“非黑即白”那样简单，在母职惩罚之外，父亲并非一成不变的获利者。育儿责任同时冲击着夫妻双方，更加需要家庭的同舟共济。儿童照料不应只是某一方的责任，父亲与母亲的参与都是家庭发展的重要环节。

在当前“母职惩罚”愈演愈烈、“父职”失语的大环境下，破除性别藩篱、生育不友好因素的努力道阻且长，更加需要我们审慎思考，精准实施家庭友好型政策，在推进家庭内部性别平等的同时兼顾人们在家庭与工作场域的平衡。

毕竟，family =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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