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会︱海外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命理与数术

2022年6月15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外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命理与数术”讲谈会于线上召开。本次讲谈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戎恒颖主持，两位报告人分别是法国远东学院（EFEO）的华澜（Alain Arrault）教授以及法国雷恩第二大学助理教授安度（Radu Bikir）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兴、巫能昌与谈。

在正式开始报告前，戎恒颖先为本次会议的主题“命理与数术”作了导言。她为与会听众们介绍了法国汉学界对于中国传统的占卜与社会之间存在关系的重视，以及相关研究传统。

华澜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历日：数术的通俗化”。他首先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六类数术和相关文献：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随后，对此前出土发现的年历中所题名“视日”与“质日”者作了简单的介绍，并指出“历日”这一说法是在公元450年才在月份历上出现，后来亦见于吐鲁番出土的684年《历日》。接着，他以银雀山2号汉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前134年）年历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为例，分析了年历与日书上的信息构成。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华澜注意到其中与“历注”有关的内容，并对京都大学藏《大唐阴阳书》所见《开元大衍历注》与989年敦煌抄本《具注历日》（P.2705）进行了系统分析。

最后，华澜得出结论：从年历到历日之间具有明显的演变，历日是将秦汉的年历与日书相结合，因此在解读方面更加简单，这代表了从秦汉到唐初，选择数术从专业性极强的知识逐渐下降到公共知识领域。不过他也提到，尽管选择数术变得更加通俗，但囿于民众的识字率和历日的流通量，仍旧不是人人都可以掌握和运用的技术。

华澜教授发表报告

安度博士则以“宋代占卜的超越与内在效用：以洪迈的《夷坚志》为中心”作为报告题目。他先将西方与中国针对占卜的研究方式进行了对比，提到中国的数术接近于西方研究语境下所说的人工占卜（artificial divination）。他注意到，在《夷坚志》之中存在不同的占卜者的类型，其中有以超验性的灵感进行占卜的术士，同样也有单纯依靠技术、生活阅历等经验来进行预测的人群。他将这两种类型分为超验之道（The Transcendent Way to Efficacy）和经验之器（The Immanent Way to Efficacy）。

安度以《夷坚志》中“王浪仙”与“杨抽马”两个故事来论证术数中的超验之道。王浪仙可以在不囿于术数知识本身的情况下，以他独特的方式自由地解读卦象。而杨抽马则天生便具有异于常人的特征，他可以随时解读、利用因果与命数，还能够使用“以剪纸为骡”这样神奇的法术，安度推测杨抽马形象的出现可能与当时张果老信仰的流行有关。在这两个故事中，具有超验性力量的术士表现出了接近于仙人形象的一面，他们能够不局限于形器与经验，而以灵感和异能做出预言。

紧接着，安度以《梦溪笔谈》中提到以话术诓骗别人的卖卜者引出了相对于超验之道的经验之器。他分别提到《夷坚志》中的“曹仁杰”、“僧如胜”、“汴岸术士”和“孙小九”与《太平广记》中“卢齐卿”的故事。曹仁杰不会卜筮，但却可以依靠简单的相人达到与灵验的术士们一样的效能。僧如胜和汴岸术士则都表现出了拥有一定的术数经验，但无法做到完全准确的特征。前者虽然略通卦理，解出来的卦意与最终实际应验的卦象却南辕北辙；而后者尽管在预测别人命运时灵验，但是却没能算出自己的死期而最终丧命。孙小九和卢齐卿则在完全不懂术数的情况，能够依靠他们的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精准地判断一个人的前程。这些故事中的主角们都并不具备超验性的灵感，但却拥有各式各样的知识以及经验，在某些情况下，这同样也帮助他们完成预测。在报告的最后，安度介绍了自己研究的灵感来源是其在台湾学习周易的经历，并且提到，数术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

安度博士发表报告

巫能昌负责点评华澜的报告。他首先对法国汉学界在占卜和历日方面的研究进行总体回顾之后，认为报告呈现的是知识社会史，确切地说是术数社会史或社会天文学史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数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提醒大家注意秦代日书、敦煌具注历日和后世历日、通书、黄历之间的内在渊源。他随后指出，很多在唐代官方认为是阴阳杂占中历注之外的内容，基本都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后世的历日或通书。关于报告的核心议题“数术的通俗化”，评议人就历日所见数术通俗化的程度展开了讨论，指出民众趋吉避凶的需求，以及民间（非官方）历日、通书的编撰和流通应该是通俗化的重要动力。历日和通书对于民众来说，不仅可以根据其中的内容来趋吉避凶，而在较晚时代，通书本身亦被民间认为是具有驱邪功能的实体物件。值得注意的是，普通民众在家庭、社区遇到问题或是举行重要活动之时，虽然会参考通书，但更需要或倾向于求助择吉专家。最后，巫能昌以方术中的禹步作为参照，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哪些数术并未通俗化，或是并未通过历日达到其通俗化，甚至有没有反向的一个过程，即原先在普通民众中间较为流行的知识和信仰实践逐渐被特定的人群所掌握？

巫能昌进行评议

王兴则是针对安度的报告进行评议，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以康儒博（Robert Campany）教授关于中国早期神异纪事的研究作为出发点，将其运用在对于《夷坚志》的思考之中：在理解文本中神异与超验的纪事时，要如何正确地理解其中的内涵？王兴借助其中有关谢石的记叙，谈到同一人物的不同故事可能具有不同的转述者或来源，从而《夷坚志》文本本身就已经形成一种矛盾和张力。其次，王兴又就应该如何去理解理论与秘密知识之间的关系提出问题与看法，他谈到自己的著作Physiogomy in Ming China：Fortune and the Body中，就分析了在相术中存在的书本理论知识与真正实践的技术秘诀之间的差异。同时他对于安度在报告中所提及的种种内在经验式的技术提出了疑问：这种内在经验到底是否被视作数术，还是仅仅认为其是一种单纯的常识。最后，王兴又以“十三簧”作为例子，谈到骗术与占卜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在已经被归入到数术体系中的内容，也有可能仅仅只是一种心理游戏，而非占卜，比如晚明周亮工《字触》中记载的拆字技术。对于王兴提出的问题，安度谈到超验灵感与内在经验并不是矛盾的一组概念，而是存在一种比例上的关系。同时，他表明自己对于《夷坚志》研究的主要意义和价值是去分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是如何去理解数术与术士。

王兴进行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