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伯希和给母亲的一封信：我碰到了义和团

北京，1900年6月12日

亲爱的妈妈：

我猜邮差已经经过您那里三次了，但都没有我的消息。我希望我发的电报能让您放心。我们这里来往天津的铁路两周前已经中断了；两天前清政府的电报线也被切断，而俄国人经过张家口的电报线昨天被切断，由此，我们被完全孤立了，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不过，我们的人身安全还基本没问题，鞑靼城里出奇的安静。只有在中国我们才能做到当暴乱就在眼前、军队被叛乱者所左右时，还能理所应当地保持完全平和的心态。但当下的局势能给我们什么教训，又能给未来什么启示？这些驻华公使们，要么出于小肚鸡肠的猜忌，要么不愿表现出听命于某些列强，于是将自己逼入了没有出路的绝境。当保定府最早发生问题的时候，公使们视而不见，抑或拒绝接受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不愿意增派联军到北京，原因是保定府的受害者是受法国庇护的，其他公使觉得不应该被法国公使牵着鼻子走。法国公使在几乎无人支持的情况下只能放弃调遣联军。特别是所谓“友好国家”，实际上是所有国家的敌人，它反对自己的军队前来，以便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时机。于是火灾此起彼伏，杀戮源源不断，直至1900年5月28日的事件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柯莱耀尔将军和十五名军官之前刚刚到访北京，他们期待人们要求他们的水兵（来救援）。法国公使虽然与他们的想法一致，但却没有办法将他们留下，只能一言不发让他们离开了。他们的离开真是对中国人手下留情。总之这几位先生星期六晚上离开了北京，星期一早上九点他们又从天津出发了，原因是四个钟头之前义和团（欧洲人把这些叛乱者称为“拳手”，这称呼并不准确。）切断了保定府的铁路线，放火焚烧了车站并包围了长辛店——那里有二十五个欧洲人，几乎全是法国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女人和孩子。

午饭后消息传到了北京。同一天我们得知北京和天津间的铁路服务中断，一个车站被烧。一个欧洲人，法国驻华公使的表兄拉弗郎斯先生，刚刚乘坐最近一班邮轮从巴黎抵达中国，就在那个被烧毁的车站和他的两个同伴走散了，还被人掷了石头。他奇迹般地逃离了那里，坐着驴车到了北京。义和团还上了马家堡到北京的电车的车头，把电车上工作的人也都吓坏了。

一听到长辛店车站起火的消息，我就提议去营救被困在那里的我们的同胞。他们独自在那里应该也能撑得住，但有太多女人和孩子了。我们带了很好的卡宾枪，所以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危险。一开始公使还是支持我们去的，但受到周围诚惶诚恐的人们的影响，他又改变了主意。而且他怕担责任，于是不允许那些直接由他指挥的年轻的翻译学生和我们一起去。就这样，5月29日我们六名欧洲人和一名美籍女士出发了。这位女士是北京饭店的老板的太太。未经太多周折，我们当天晚上就把长辛店所有的人都带回来了。我们离开还不到半个小时，身后就燃起了滚滚浓烟。义和团已经放了火。虽然我们极想让义和团为他们的破坏行径付出代价，但是这帮人实在太分散了，我们连一个系红腰带的人都没能抓到。

那时人们都担心北京发生暴动。北京城还算平静，但我们并没有什么防御措施。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法国公使馆没有一件像科耳特自动手枪、毛瑟枪或勒贝尔步枪这样的像样的武器，只有一两支猎枪、没有弹药的俄国伯丹步枪。法国人杜特伊（Dutreuil de Rhins）领导的探险队，1890年至1895年间对中国新疆、西藏等地进行了探险考察，发现了大量古迹。留下的残破武器及我们的左轮手枪。而且并不只是我们的装备不足。反之英国和俄国的装备比较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大概会以为外交团会一致同意派兵（保护北京），但远非如此。我们找总理衙门（求助），总理衙门表示事件确实很特别，不过他们什么忙也帮不了。最甚者是俄国，它坚持其支持慈禧太后和清朝现政府的政策，至今拒绝认清事实。毕盛先生竭尽所能终于令他的要求被采纳，他们给海军军官发了电报。公使们第二天就因为做出了让步而后悔，险些发出与之前相左的命令。我们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能行动。

我们这些不知情者近日从哈瓦斯通讯社了解到俄国所采取的政策的内情，而这些情况随后也得到了证实。实情是俄国公使格尔斯私底下向慈禧太后提议由俄国军队来帮助中国政府平息暴乱。不过慈禧太后还是喜欢义和团胜过哥萨克。

并不只是长辛店的人受到暴徒的威胁。在保定府，三十多个在铁路工作的欧洲人已经被围攻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担心铁路被切断后事件会恶化，于是决定沿着水路撤退到天津。不幸的是，他们当中也有很多妇女和儿童，而且几乎没有武器。在三天的旅途中他们被袭击了十二次。在遭到第一次袭击后他们不得不下了船，沿着河走了两天。当他们到达天津的时候少了九个人。之后找到了三个人，都受了重伤。其他几人杳无音讯，不过有目击者证实其中四人已身亡。遇难者中有两位是我在“大洋洲人号”上的同伴：欧桑先生，铁路工程师（瑞士人），及他的妹妹阿斯特尔女士。

保定府的铁路是法国和比利时共同经营的，其他国家的公使可能会无动于衷，但遇难者却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于是（公使们）命令已经登陆的联军从天津前来北京，并建议调遣更多军队在天津登陆。北京除了（扬言要杀外国人的）大字报，还算平静，不过我们的活动圈子在缩小。两个英国传教士被杀害；来往天津的铁路终于再次被切断；其他的车站被烧毁；跑马场被火烧了，一个保安被扔到火里。教民的村落不时地一个接一个遭到破坏。刽子手有清朝高官辅佐，专门迫害中国教民。樊国梁主教的教区的四分之一现在已经被完全破坏了。看起来清政府当初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将中国教徒斩尽杀绝，而且只杀中国教徒以免遭到（外国人）报复。之后由于局势失控，清政府任凭暴乱越演越烈，才有了将所有在中国的欧洲人赶走的企图。

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清政府的军队是否和叛乱分子目标一致。如果是的话，我们在北京的两百欧洲人加上前来的五百人无法长期抵抗数量这样庞大的进攻者。不过应该考虑到欧洲的步枪是令中国人望而却步、胆战心惊的。我们在使馆区还无需有任何担心。几天前我们几个人又去了长辛店照了些照片，我给您寄上几张。一路上没有人骚扰我们。

不过政治局势却是越来越紧张。两天前中国人将我们与天津联系的最后一条电报线切断。昨天俄国人在张家口的电报线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我们现在完全被孤立了。我们收到的最后一封公函通知我们联军士兵已乘坐两列火车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在他们前面应该有修复铁路的队伍。（天津到北京的）路程是三个小时，他们已经用了两天：铁路应该被破坏得很厉害。在这期间，中国人享受着他们剩余的时间。昨天他们还将他们的攻击升级了，不过没什么威慑力。这就是最近所发生的事。

中国军队里有一支队伍被称为“甘军”或董福祥的军队。两年前欧洲列强已经调遣过联军来对付这帮土匪。现在清政府就将保护我们的任务交给这支军队。同时他们将义和团主要首领中的四人任命为总理衙门官员，其中包括端郡王，即皇位预定继承人的父亲。这就是中国如何精心地保护外交团这些先生们的安危。不过这还没完！有一天他们（指外交团和清朝官员。——译注）会相处得很好而且那几个清朝大员再也不会把嘲笑我们的话挂在嘴上。于是昨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就坐着轿子出去看他们的军队到了没有。到了外城城门（永定门）的时候，董福祥的士兵对他发起了攻击，剥了他的皮，还开了膛。由于尸体还没有交还，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如何用尽了残忍的手段，但如果有什么事情能令那些坐视不理的人采取行动，这次（对日本书记官的）残害实在令人忍无可忍，血债要用血来还。

至于我们，我们几个人现在的生活很平静，也没有什么令人担心的。日前我们从长辛店将同伴们带回来，使得语言学校的学生们都聚集在了一起。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会长时间地分开。我们在一起聊天，也学习，有时打桥牌，晚上打打网球，一切都很好，我们只是担心你们得不到我们的消息，更糟糕的是，天津和上海的媒体可能会发布一些关于我们的情况的言论令您担心。

我无时无刻都想着您。联军海军的到来可能使目前事件的第一阶段（即在北京的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身处险境）告一段落。剩下的事情可能会进行很长时间，因为这关乎用什么样的体制来约束中国，以免这只黄龙再不合时宜地乱跳。

再见，我亲爱的妈妈，致以我热烈的亲吻。目前对我而言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得不到您的消息。不过我相信过两天情况就会改变。我亲吻所有的人，更想对你们说：不要害怕，当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切早都已经好起来了。

再一次亲吻您

你的伯希和

又及：我忘记写了，我所在的教区的神父一个半月前对我们说慈禧太后两周后就会改信基督教！！看来消息是不准确的。

（本文节选自《伯希和北京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