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评《血缘与归属》︱新民族主义：划过全球化时代的创口

“被压抑的东西已经回归，它的名字叫民族主义”，这是《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的题示。它不仅契合了某种全球化逆转的趋势，而且描绘出当今“新民族主义”的多种面目和存在样态，堪称“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地图。作者叶礼庭（Michael lgnatieff）1947年出生于加拿大，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获得乔治·奥威尔奖、汉娜·阿伦特奖的学者，也是曾出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魁、参加过总理竞选的政治家，可谓“典型的行动型知识人”（王前，《序言》）。其曾祖父、祖父曾是沙皇时代的大臣，十月革命后举家流亡，定居加拿大。因此，无论家族历史，还是他个人往来于加拿大、美国、英国的生活经历，都给这部关于“血缘与归宿”的著作，带来了广阔的国际视野与深切的个人体验，为观察当今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见解。

作者实地走访了全球六个国家和地区：南斯拉夫、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并历经战火与暴力冲突的生命威胁。第一站即是九十年代以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人连年的种族战争、以至“种族清洗”而广受关注的南斯拉夫。作为前南共联盟解体的后续，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邻居何以变成了仇敌？民族主义狂热如何撕裂了跨种族的包容结构？无疑，在铁托作为“隐形上帝”所创建的“旧秩序”中，种族的裂缝始存在于“兄弟友谊和团结”的旗下。然而，缝隙撕裂为“地狱”般的鸿沟，却是现今认为这一切作为历史的因果无可避免的说法所不能解释的。当民族主义者坚称“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命运”，巴尔干的杀戮来自天主教与东政教的“本质”差异、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分界所形成的历史断层等，叶礼庭却恰恰发现：在此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过去指明现在，而是现在如何操纵过去”。

作者就此展开了他从战火废墟到思想症结、历史文化因袭的全部探寻。事实上，进入巴尔干地区，这里首先令人震惊的不是塞族与克族人的差异，而是从语言、生活方式到政体、甚至宗教忏悔形式的高度相似。显然，弗洛伊德谓之“微小差异的自恋”，即为了确证自我，两个民族的实际差异越小，必在他们的想象中显得越大，在此构成了一种心理学机制。民族主义政客正是通过将此“微小差异”转化为一个“魔鬼寓言”，为其后的大屠杀预备了意识形态。然而，真正的难题是，这一民族主义谎言是如何落地生根的？作为曾经的邻居、朋友、配偶，一般人都知道对方不全是恶魔，如此指称并非真实。即或有民族主义者告诉所有人，两个民族从远古就相互残杀，可依照历史课常识就能辩明，直至二战，双方才陷入种族战争，并有后来铁托统治前后约五十年的和平期。所以，将邻居变成敌人，这里必须有一个根本条件：来自系统性崩溃的恐惧。种族仇恨只是其结果。

叶礼庭看到的是一个由恐惧推动的霍布斯式的世界，所有建筑都被炮火袭击过，人们被迫躲逃，并以种族隔离彼此防御。事实上，当中世纪的军阀配以后现代的装备重新出现，民众则向其寻求安全，这里已倒退至前现代的政治混乱。然而，深怀对“世界主义”作为“特权”的自我反省，作者更认识到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宏大的西欧传统”输入错误。从“邻居变成敌人”的妄想、“纯粹种族”的国家理念，到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克罗地亚邪恶政权的支持，以至发生了最早的“种族清洗”等，皆其后果。忽视这点，就会将这里的战争视为地区性“特有的邪恶”，继而断定其“民族仇恨植根于历史之中”，必然爆发暴力。而正是对种种历史决定论的破解，构成了全著作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张力，使得处于“民族主义”各般成见中的历史事实产生了新的秩序组合与重释。公民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即是该书提出的一个批判、也是容纳的框架。前者作为鲜明肯定的价值理念，正与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异曲同工（《序言》）。由此将“民族主义”引向这样的提问：人的家园、归宿是“继承”的，还是“选择”的？

这就使得一般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解，无论作为一种政治信条、文化主张，还是道德理念或伦理，显得并非那么如其所说。事实上，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中，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所联系的那种促使人们前仆后继，不惜鲜血、生命去注解的民族主义意识，已然揭示它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极可能陷入“血缘”的追索。它将血缘忠诚、牺牲的要求与对敌人的暴力同时合法化，并必然诉诸人们心中的至善：家园。而正是在巴尔干，叶礼庭发现了现实中的民族主义作为归宿是如何匮乏、被动。随着前南共联盟的解体，不仅恐惧压倒了信念，而且民族主义意识的窜升，还是作为语言极度贫乏的结果。在此，以民族自决为追求的民族主义申诉无疑包含现代民主的理念，然而事实却是，当民主最终可能时，剩下唯一可能动员民族共建的语言，是种族差异的花言巧语。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发现，原来可能以职业、教育、性别、个性等界定自己的多重身份都被剥夺，只作为单一的种族存在。

因此，必须深入了解前南共联盟及其“想象的共同体”构成，而民族主义-民主的在此扭结即是切口。正是带着民主是否曾经可能的问询，作者拜访了前南共领导人吉拉斯。后者不仅以铁托宿敌的立场做出肯定，而且认为如今巴尔干的民族主义是“进口的日耳曼意识形态”“异质病毒”而非固有的民间感情，是城市知识分子煽动未受过教育的人民、推行多种族试验的结果。显然在他眼里，一切都变得更坏、更残酷了。不过，当叶礼庭来到铁托墓前，这一民主的问询却只能遭到独裁的回绝。在铁托对于平庸的资产阶级政治的毕生反对中，民族主义恰为这种形式的民主提供了巨大吸引力。通过将心灵导向更高的事物，它带来一种持续亢奋的政治，从而取代了实际政治的平庸。

无疑，人民生活在并不真实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因而现实中是犬儒、大小犯罪和暴力。事实上，最终是关于过去的谎言，摧毁了铁托身为克罗地亚人的南斯拉夫。这一认识，来自作者对亚塞诺瓦茨博物馆的废墟遗址探寻。在此，二战时的克族对塞族施行了大屠杀。战后的铁托推平集中营，建起这座博物馆，曾希望两个民族能通过“向前看”（《序言》）来忘却、和解。但这当然从未达成。至1990年新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公开否认大屠杀，终于开启了战争之门。塞族人相信这正是当年法西斯的回归，因此要求忏悔。然而，要让民族主义者承认自己的民族国家曾是法西斯是不可能的。于是，历史在克族人的集体逃避中，遭到了不断改写。如玩弄统计手法减少死亡人数，将暴行淡化成一般罪行；或干脆摧毁历史遗迹，如这座博物馆。而罪恶变得如此不可承受，不仅因为它的沉重，也因为不公平，——杀人者，曾经也是受害者，这才是更全面的事实真相。

当历史与现实的底层逻辑被如此揭示，叶礼庭沉思的是自由主义的虔诚。作为《伯林传》的作者，他比人更懂得只有揭开历史真相，直面过去，诚恳忏悔，——像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下跪谢罪，就过去达成一个共同、真实的版本，各民族才能重新凝聚。然而，站在由双方炮火轮番轰炸、摧毁的博物馆前，他以为，人们很难继续相信历史真相的治愈力量，这里有某种比真相更强大的黑暗灵魂在运行。因为没有时间。战后的南斯拉夫从来没有足够时间，——那或许需要几个世纪，治愈战争的创伤。如今它以大规模的炮火表达其虚无主义本质，并使得民族主义沦为如此自我免责的道德言辞。一切行为都是被迫的，是命运。城镇必须被摧毁，是为了解放它们；人质必须被打死，大屠杀必须进行，因为对方先开始，他们是野兽。

所以，这场战争的性质，足以表明一个自由民族的世界新秩序、新时代，并未随着“冷战”作为“最后一个帝国时代”、最后一个“恐怖制造和平”的时代结束而自然开启。其时，1989年柏林墙的倒下，曾以没有一人牺牲的革命，成为希望的标志。而如今统一后的德国却仍然处于“种族民族主义”的过去——“公民民族主义”的未来之间，成为欧洲最挣扎、彷徨的社会。无疑，浪漫派关于“种族民族主义”的思想发明与希特勒的出现，将给叶礼庭的德国一站，投下浓重的历史阴影。经过四十五年的分离，这里发生的问题是：民族塑造国家，还是国家塑造民族？其中还蕴含一个诱人的故事：失散兄弟相认。然而，对于要重新开始学习做一个具有优良品质的“德国人”-“德意志人”的东德人，“统一”的感受却可能不是兄弟重逢，而是“殖民占领”。在当年民众游行的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广场恢复了百年前的旧名——奥古斯都广场；曾属民主德国的建筑被深度拆建，等于去除了“城市的内脏”。而当原来的秘密警察审讯中心变成慕尼黑式的迪斯科舞厅，年轻一代已开始推却历史：“那不是我的过去。”

一切都被“统一”掉了。问题不在东德人想要回到过去，而在这种对于民主德国的抹杀，正是德国式的。每隔五十年，这个民族的过去就被重新书写，那些生活在其他状态下的生命突然被剥夺了他们所有的感觉，——这经验出于一位曾是民主德国党员的博物馆馆长，与他父亲所经历的纳粹时期代际相承。作者由此触摸到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历史脉搏。博物馆紧邻的，正是代表“德意志”的民族会战纪念碑，堪称欧洲最大的战争纪念碑。1813年来自德意志各公国的百万士兵首次在此会战，击破拿破仑，从而宣布德意志民族的诞生。然而，站在这个充满意志表达，并以条顿武士形象致敬德皇威廉家族的巨型石堆构造前，人们却可了悟1930年代元首的日耳曼武士形象的承续何来。同样的头盔、蛇与条顿式激情、男性阳刚崇拜，足以显示在运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人物和形象中，纳粹的政治艺术并不像现今许多人，包括作者自己认为的具有多少创造性——那种能够激发人们极端狂热的全新呈现方式的创造。它根本是媚俗的。实质上，没有不媚俗的民族主义艺术，因为它从定义上就不可能是个人化的。它也不可能创新，因为它固着于可资利用的传统。就如希特勒对于日耳曼历史的拿取，只限于十九世纪中期某种庞杂、不知所以，因此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民族主义形式。

这是作者对于“民族主义”何以成为德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机制的考察和批判。无疑，东德人没有纪念碑代表的这种“德意志”理念，然而并不意味着坚持与法西斯及资本主义划清界线的民主德国的“新创造”，没有借助同样媚俗的民族主义图腾。在此，作者针对的是这样一种已成为德国历史学传统之一的历史决定论。即将希特勒的恶性民族主义追溯到赫尔德为先驱的浪漫派，以至德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变成一次漫长、冷酷的通向希特勒的进军。而正是借助深入的批判，作者为观察如今深陷民族-国家错位、断层的德国，开辟出了“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空间。联邦德国四十五年民主的事实，已然寓意着德国历史不是其命运，未来不是过去的囚徒。今天，随着多种族面孔的混合，白人种族主义青年党作为唯一对国家有强烈自豪的群体，使得德国面临新纳粹主义的兴起。在此，记取人类历史开始于该隐杀亚伯的《旧约》训诲，是有益的。

显然，民族主义问题是如此临近原始的“血缘”，以致可能击中所有民族国家的心。在加拿大，魁北克主义作为一种发达民主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三十年来都在撕裂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外部压迫全然撤除的条件下，它的出现引发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民族，还需要一个独立的国家吗？而在英伦群岛，民族身份已支离破碎。七十五年来，贝尔法斯特的忠诚派新教徒族群，一直在对抗西欧最暴力的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共和军，以捍卫他们做一个英国人的权利。然而，当忠诚派在与英国本土关系的扭曲中失去其忠诚对象，它也就成为了“英国人”的一面镜子。这足以击中所有自以为在“民族主义”之外、之上的世界主义者的自负。在此，能够为“新民族主义”添加另样图式的，是库尔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它在海湾战争中获得生存机遇，并面临二十世纪最致命的几种世俗化宗教民族主义的包围。如今，在一块由西方军队创立的领地上，他们为拥有自己的家园而斗争。问题是，民族主义能够创造一个民族吗？

随着作者的脚踪从最深坠入战火深渊的民族，到居于最高地的发达国家，这一“新民族主义”之旅展开了一幅“灰色甚至是血腥的画卷”（《前言》）。伴随着行动的，则始终是紧张的思想与反思。唯此，能够开放被僵化的思维、观念所禁闭的现实世界，让各种经历、处境的人们真实呈现，以至成为“民族主义”的生命解说。南斯拉夫那些挎枪行走、炫耀自己阳刚与权力的青年军人，与战火之下艰难生存的老人和哭泣的女孩；库尔德那位基于民族认同而从澳大利亚来此参战的游击队青年女战士；抛锚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海湾、犹如群山排列的俄罗斯黑海舰队，与不远处蜷缩街头、流下“完全绝望的泪水”的老妇人，都构成了另样的全球化感知。而更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或许是那些曾参加1989年10月游行、推倒柏林墙的人们。当时“他们全都一起挤靠被锁上的门”，未料“它也许会突然打开，让人们滚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以至后来有人说：“我们想要的只是多一点民主，多一点尊重。没人想要统一。”

而当一条又一条边境线被跨越，人们终将看到无法被割断的大地山河绵延及其间人类迁徙、混居的历史纵深图景；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以纯粹种族的方式存在过。然而，作者在此强调，像自负的世界主义者表现的那样无视“血缘”、以至轻蔑他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更是致命的。即使“血缘”作为“归宿”根本是个神话，它也是如此真实，不可超越。因而在崩溃与恐惧中，最先来告诉你安全所在的声音总是：种族——一个最清楚明白的原则。它毋宁代表了人类的绝对有限。

正是这点，使得全书的基调成为温和与悲悯的。而乌克兰一站因为同时是作者的“寻根”之旅，显得尤为动人。作为苏联十五个后继国家中的一个核超级大国，乌克兰首次从俄罗斯几个世纪的统治中挣扎、独立出来。如今，叶礼庭作为一个俄罗斯地主的子孙回到基辅，探索乌克兰和俄罗斯人的身份是如何相互渗透的。他从这块土地上幸存下来的人们对于他祖辈的亲切记忆，获得自己家族故事的开始。更在古修道院的地底墓穴，触碰到两个民族根部的交织与历史文化发源。事实上，它是如此令人恶心、压抑、窒息，以致他快速出逃，但这恰恰证明这是自己从未挖掘过的一个“归宿”。所以，当作者开篇声称他是一个“并不超越民族”的世界主义者，也就是正视这属于人之有限的“血缘”存在，并以充分的思想空间容纳“民族主义”。而只有当“归宿”是能够“选择”的，褊狭的爱国主义才不致真的成为人们“最后的避难所”。

或许，民族主义问题本身已为全球化的构想设下了基本限度，并将愈益成为民主的挑战。而作为一个“血缘”深厚的民族国家，这本书自也给予我们深思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