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很多白色的东西，但对我来说白瓷无与伦比

【编者按】

著名陶瓷艺术家埃德蒙·德瓦尔历时18个月穿越欧亚，寻访几座世界性瓷都，利用传教士书信、中国皇宫收藏清单、欧洲王侯与炼金师传记、地区史等大量史料，生动呈现了一条浩渺又辉煌的白瓷之路。本文摘编自《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一书的序篇《景德镇—威尼斯—都柏林》，讲述了这个探寻之旅对于作者本人的意义，他说：“世界上有很多白色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白瓷无与伦比。”本文文字由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景德镇

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我在中国，在江西的景德镇，正要穿越马路。这里是瓷都，是传说中的圣地，一切从这里开始。在皇室的御用工厂，炉窑曾彻夜燃烧，整座城市“就像一座火炉，从许多风眼里喷出火焰”。我跟随内心的罗盘来到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皇帝曾派遣使者来到这里，订购摆放在宫殿中的深得出奇的鲤鱼缸、举行仪式的高足杯和供皇家使用的数以万计的杯盘碗盏。各国商贩曾怀揣着订单，前来求购帖木儿的王孙们宴会用的大浅盘、阿拉伯酋长沐浴的瓷盆和送给王后的成套餐具。这是一座秘密之城，制瓷工艺传承了上千年，五十几代人挖掘、淘洗、调配白色的瓷土，制作瓷器，通晓瓷器。这里作坊林立，遍地都是制陶工、施釉工和彩绘工，贩夫、骗子和密探混迹其间。

景德镇的陶瓷古玩城。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空气湿润，景德镇霓虹闪烁，车流不息，如同曼哈顿。正值夏日时节，天上下起了小雨，我不太肯定住的地方该往哪边走。

我记下的地址是“瓷器二厂旁边”。我本以为能用普通话说出这几个字，可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一个小贩向我兜售宠物乌龟，乌龟的下巴用细绳绑了起来。我不想买他的乌龟，但他却并不这样认为。

离家那么远，远得荒诞离奇。几家宽敞的店面里在播放打麻将的电视节目，音量开得很大，店内亮晶晶的装饰物好似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迪斯科灯球。面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一个哭泣的小女孩牵着父亲的一根手指从路上走过。人人都打着伞，只有我没有伞。一个人推着一车瓷猫样品走过，车上盖着塑料防水布，摩托车不管不顾在他周围迂回穿梭。不知从哪里传来歌剧《托斯卡》响亮的曲调，时空错乱得真是可笑。在这座城市，我只认得一个人。

我没有地图，只随身带着一沓殷弘绪（Père d’Entrecolles）的书信复印件，用订书钉钉了起来。殷弘绪是法国耶稣会神父，三百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他在信中生动地描述了瓷器的制作过程。我带着它们，以为神父可以做我的向导。此刻这个举动显得有点做作，而且一点也不高明。

我确信，从这条混杂的马路上穿过我一定会送掉性命。

但我知道自己来这里是做什么，所以虽然不确定路怎么走，心里还算笃定。其实很简单，这可以说是一次朝圣之旅——我要想办法去出产白色瓷土的山上朝圣。再过几年我就五十岁了，我已经制作白陶四十多年，制作瓷器二十五年，我有个计划，要前往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个地方——中国、德国和英国的三座瓷都朝圣。它们对于我具有特殊的意义，几十年来我早已从陶器、图书和故事中知晓这些地方，但始终不曾亲自前往。我想要去这些地方，亲眼看看瓷器在不同的天空下会呈现怎样的形态，白色的光泽怎样随着天气发生变化。世界上有很多白色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白瓷无与伦比。

威尼斯

瓷器的制作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贸易也有一千年的历史，欧洲在其中有八百年。如果我们把现存的碎瓷片也计算在内的话，传到欧洲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中国瓷罐的破碎残片，在笨重的陶罐旁发出诱人的光芒，它们是同时被发现的。没有人知道这些瓷器循着怎样的轨迹来到了英国肯特郡的某块墓地，或者意大利乌尔比诺的某道山坡。在中世纪的欧洲，瓷器零星地出现在约翰·贝里公爵和几位教皇的财产清册中，而皮耶罗·德·美第奇在遗嘱中特别提到了una coppa di porcellana，“一只瓷杯”。

欧洲各国的君王们互赠礼品，在外交使节递交的礼单上，在牡马、瓷罐和金丝织锦的壁毯之间偶尔可以瞥到一抹白色。它是如此的珍奇，以至于中世纪的佛罗伦萨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瓷杯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效。精美的青瓷碗用银饰深深镶裹，隐身于一只圣餐杯中；它镶嵌了底座，在宴会上用作大酒壶。我们甚至能在佛罗伦萨的祭坛画上瞥到瓷器的身影：国王直直地跪在年幼的基督面前，似乎在向他进献装在中国瓷罐里的没药；这敬献显得恰当合宜，因为没药稀罕又神秘，而瓷罐则来自遥迢的东方。

马可·波罗像

瓷器是远方的同义词。1291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来，带着丝绸和织锦、晾干的麝香鹿头和鹿蹄，还带回了他的故事：Divisament dou monde，他的“世界见闻录”。

瓷器被描述为无与伦比的美丽事物，其制作过程十分复杂，而且各式器皿不计其数。制作瓷器更需要专注和献身的精神。

他带回一只灰绿色的小罐子，是用这种质地坚硬光洁的白土制作而成，当时从没有人见过。正是在威尼斯，瓷器有了它的名字porcelain，从此开始了人们对它梦寐以求的漫长历史。

得知这只瓷罐现存于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我一定要找到它看一看。

快要闭馆时，一位教士手里拿着钥匙，领着我们走过大教堂的大理石长廊，经过无数红衣主教的画像，进入昏黑的暗处。大理石地板上的图案回环旋转，发出淡淡的微光。我们走过圣坛灯的红色光晕，终于进入藏宝之地。

房间很小，圆屋顶挑得很高。里面有岩石水晶、玉髓、玛瑙，一只埃及斑岩古瓮，一只嵌在镀金架子上的波斯镀金绿松石碗，全都是吸收光芒的东西；还有几只圣餐杯。一个真十字架圣骨匣醒目地镶嵌着多颗宝石，热烈纯洁得像孩童的亲吻。这里就是拜占庭，是藏宝地，是基督升天的地方，也是征服的炫示，一件件来自遥远他乡的物品被威尼斯人的技艺施以点睛之笔。

我要找的那只瓷罐也在这里，摆放在一对焚香烛台和马赛克基督圣像中间。我估计它有五英寸高，远不到手掌的一拃，饰有一圈树叶纹饰，颈下四个小环托着罐盖，五个凹口便于手指抓握。这件物品凝结着一只手的记忆。我不能把它捧起来仔细端详。瓷胎呈灰色，制作粗糙，修坯潦草，修过的地方有点参差不齐。这只瓷罐走过了很远很远的路程。

我们凝视着它足有十分钟之久，那个拿着钥匙的人不耐烦了，开始轻轻地跺着脚。藏宝室重新上了锁。我们走出门外，整座大教堂空寂无人。

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  视觉中国 图

人对瓷器的痴迷，如同威尼斯小巷的回音缕缕不绝。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由一种在地下凝结的汁液制成，有人从遥远的东方把它带回。”十六世纪中叶一位意大利占星家写道。另一位作家则声称：“把蛋壳和脐鱼壳捣成粉末，加水调和，做成花瓶形状。然后把它们埋在地下。一百年后挖出来，这时才算做好，可以摆出来叫卖。”

人们一致认可瓷器的奇异，它一定要经历炼金术的变化，经历再生的过程。约翰·多恩在《马卡姆夫人哀歌》（“Elegy on the Lady Markham”）中动人地描写了夫人在地下的升华；当某样珍贵之物从你眼前消失，它将生成另一样更为珍稀美丽的事物：“如同中国人，经过百年沉淀/他们埋下黏土，挖出瓷器。”

都柏林

我十七岁才第一次接触瓷泥。整个学生时代，每天下午我跟着一名陶艺师学习制陶，他的作坊是校园的组成部分。杰弗里六十多岁，参加过战争，似乎已被往昔的经历摧毁了。他抽不带过滤嘴的白锡包香烟，喜欢引用奥登的诗句，总是喝一种深褐色的茶，像我们使用的泥球的颜色。他做的是日用陶器，他说，这些器皿必须足够廉价，碎了也不可惜；同时足够美丽，可以永远保存。我提早离开学校，跟着他当了两年的学徒。有一年我去了日本，整整一个夏天拜访不同的陶艺家，我们在使用民间工艺烧制陶瓷的名窑附近盘桓，探访仍然使用柴火烧制茶碗和瓶罐的传统村庄。我渴望做出这样的陶罐——注重质地，富于变化，手感好，坚固结实，关注实用性。一个潮湿的下午，在日本最南端的瓷器之乡有田镇，我端坐着观摩一位国宝级大师将花瓶外壁的几厘米见方用金红两色描绘出锦缎纹样。纹样看上去细致紧密，准确无误的落笔造价昂贵，扣人心弦。

工坊里鸦雀无声。大师的徒弟沉默不语，他的妻子拉开纸门，声响轻柔得仿佛低微的叹息，给我们送来了盛在瓷杯里的茶和白色的豆腐蛋糕。

我得到了一小块瓷泥，把它团来团去，直到泥球的湿气散尽，在我手中碎裂。

从威尼斯和马可·波罗那里回来之后，我意识到必须去看一看那只丰山瓶，就是欧洲绝无仅有的那只华贵无比的玉壶春瓶：全称盖涅—丰山瓶（Gaignières-Fonthill vase）。

倘若你想知道它的来历，请看这里：这是一只十四世纪初的中国花瓶，加装了中世纪的银质流、柄、托、盖，先后由匈牙利的路易大帝、那不勒斯国王、约翰·贝里公爵拥有，继而由法国王太子收藏在凡尔赛宫，王太子当时是一位了不起的古董收藏家，直到法国革命爆发，它由英国作家和收藏家威廉·柏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购得。柏克福德把它保存在位于丰山的哥特式豪宅藏满奇珍异宝的陈列室里。后来他财源断绝，丰山瓶被出售，接着再度转手，此后便下落不明。

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视觉中国 图

如今它陈列在都柏林的一处军营遗址。遗址占地一亩，地面是灰色的沥青碎石，灰色的石墙如峭壁陡立。一百年前，英国人曾在此地驻防、操练军队，几千双军靴齐刷刷的脚步声在营房单薄的墙壁间回响。现在这里是爱尔兰国家博物馆“装饰艺术品与历史部”。

我去时是十一月，博物馆里格外冷清。我被领到楼上的“装饰艺术品部”管理员办公室——地板上整齐地堆放着各类书籍——丰山瓶就装在一只橘色板条箱里，用泡沫材料保护。我们戴上白手套把花瓶取了出来。

这只花瓶是各种想法碰撞堆砌的产物。淡灰绿色的釉面之下饰有花朵和树叶。如果你仔细端详它，也许会看到“古老”、“中国”和“瓷器”。这些都是。但它也是“推陈出新”，是作坊里面摸索和切磋的结果，尝试给一只花瓶增添额外的深度。

它的器型也是新的，很复杂。处理这种器型，要镟去一层瓷胎的外皮——几毫米厚——让这部分瓷胎浅浅凹进去，把它沾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树叶和菊花的纹饰按压在上面，扫去镟坯留下的碎屑，把刻线清理干净。这技艺非常有难度，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它碰坏或者弄破。

我握着它，可以清楚地看到瓶壁上曾有细小的瓷泥颗粒滑过，留下了歪歪斜斜的痕迹，这痕迹是不该有的。他们本该在确定器型比例后添加纹理，澄清和界定瓶颈与瓶肩之间的过渡，却用了个不甚高明的噱头，把注意力引向一个出乎意料的部位，致使过于饱满的弧度更加向外鼓出。一条痕线被放弃了，像褶边脱落，没有收起。而且，开窑后，它从匣钵里取出时温度太高——匣钵是用粗泥制成的容器，在窑里煅烧的过程中，用来保护瓷器不受烟火损坏——所以瓶底出现了裂纹。瓷器的制作会遇到诸多复杂的问题。当它从1,300摄氏度——煅烧时白色烈焰的温度——冷却到可以安全搬运的300度时，些微的厚薄不均都可能导致瓷器破裂。倘若使用其他黏土，略有不均都没有大碍，但瓷泥不同，它的风险很大。你的过失，某个潦草粗心的决定，在最后的成品中都会暴露无遗。

伸手摸一摸这只花瓶的底足圈，会发现它的厚度有点问题。但不管是谁做的，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我喜欢这些可以感觉到制陶人做出决策的时刻。比如在刚现出裂纹的地方用一块湿泥涂抹，按压抚平，然后继续下一个环节。我慢慢地在手中转动花瓶，菊花和山茶的花纹交替出现，我心中暗想：足够好不是艺术史研究的术语，但是足够好自应享有一席之地。我握着这只盖涅—丰山瓶，想到了起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想到了那不勒斯王国和贝里公爵——那位可怜的法国王太子，想要打动他那无动于衷的父亲——还想到了柏克福德，他在威尔特郡潮湿的山谷里，像美第奇家族一样收藏珍宝。瓶身上原有的银质配件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小小的钻孔，表明六百年前配件与瓶体的接合部位。

《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英]埃德蒙·德瓦尔著，梁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