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善若：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实用”与“理性”

“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在《法哲学讲演录》中这句颇有些“臭名昭著”的话尽管长久以来受到诸多辩驳，其内在的预设和思维却存续至今：将集体性、等级性、权威性视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核心特征，并以西方精神与文化中个体自由与民主的发展历程为标尺，将中国历史与文化视为静止、落后、先天不足的。时至今日，从许多西方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研究著作中，人们依然能看到这种视差与偏见：在中西二元对立的视角上看待中国，并以西方价值标准、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理解和评判中国政治文化。

在美国加州理工州立大学教授张善若看来，上述观念表现出一种认识论上的局限。西方学界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尤其是早期研究，其使用的材料和分析角度方面的局限，和在这些局限之上得出的高度概括性的结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而在西方求学与治学的过程中，她始终经历着这种局限带来的隔阂、挫折与约束。一方面，西方学界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预设和价值取向始终与她在中国的现实感受背离，而当她试图向美国学界解释“人情”“民本”“德治”等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的价值范畴时，却时常遭遇各种不解与否定；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奠基于西方自身的民主与公民文化背景，若不加反思地“移植”这些范式和框架去解释中国现象，往往难以真实而全面地呈现中西差异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多重面向。

这些挫折带来更深一层的思考：到底该用什么方式切入、分析并阐释中国政治文化？2017年10月底到11月初，张善若教授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展开了为期两周的《中国政治文化与文本分析方法》系列讲座，与听众分享了她数年来的反思与探索。讲座中，张善若强调将中国政治文化视为一个以文本为基础的、“ ‘文、史、哲’三轮滚动”的意义建构过程，并提倡从多层次、多面向的文本分析方法来揭示这个过程，从而阐明中国政治文化如何设定我们的价值观、认知方式和行为规范。

一、回到“意义建构过程”：反思西方研究范式

在系统阐释自己的理论设想之前，张善若首先对美国政治学中、主流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展开了反思。如前所述，西方研究对东方政治文化与传统，由于历史和知识论方面的种种原因，存在着许多限制、甚至偏见。而在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政治文化更是时常作为“公民文化”的对立面受到认识和检视。她列举了两种典型的西方研究范式：

首先是以白鲁恂（Lucian Pye）和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为代表的心理学分析方式，这种范式试图以当时美国流行的心理学理论解释中国政治文化与中国革命。如所罗门认为，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政治文化具有对父权结构的强烈依赖，而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的冲击使中国人长期“完全依赖”的父权结构丧失，近代中国革命正是呼应人们找寻新的“权威”的心理需求。张善若指出，在这种解读下，中国革命与政治文化被视为不成熟的、非理性的、情感性的对象，与西方政治文化理性化发展的形成对照。

第二种舆情研究范式则试图通过问卷等定量研究方式分析中国政治文化特点。诸如学者史天健便通过调查数据分析比较了中西政治文化的异同，认为中国文化对权威倾向服从，西方人对权威倾向挑战；西方以个人为中心定义利益，中国则以集体为中心定义利益。张善若肯定该研究路径的实证意义的同时，又对其对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程度提出质疑。看似“客观”的数据和分析结构加强了中西文化“非此即彼”的对立，同时也很难反映两种文化深层的差异与汇通之处：诸如，政治偏好背后的思考的过程究竟如何？人们由以行动的原则是什么？

张善若认为，在西方主流的知识环境下，现有理论框架、观察角度、数据生成和处理程序、推论形式往往向我们呈现研究对象在偏好、态度、观念等政治文化现象上的差异。可这并不足够——到底什么是政治文化？研究政治文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从静态角度看，政治文化确实呈现为种种现象，种种与政治制度相关联的价值观、规范或态度等文化元素。但倘若我们将“文化”视为一种意义的赋予和建构方式的话，政治文化更是一种能动的、建构性的资源——它设定了我们特定的价值规范和认知体系，构成了我们政治行动中的文化-心理机制。重要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更喜欢什么”或“更赞同什么”这类对特定问题的回应，而是深藏在回应之下的中国政治的思考方式、行动者内在的监督和批评机制以及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来源。

正因如此，张善若发出了“带回到意义建构过程”的呼吁：主流的西方研究范式将政治文化现象、变量、过程带离了其意义生成过程，而要做的正是“带回”——回到文化意义建构和生成的过程本身。

二、回到“文本”：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文”与“化”

在回到意义建构过程的呼唤下，张善若首先关注的是中国政治文化独特的意义建构方式，即，我们熟知的政治思想或观念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思想或观念又如何影响政治实践？她着眼文化中“文”与“化”两字，用“化成文，以文化”来概述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

所谓“化成文”，意指将历史事件整理、记录成文，在此过程中政治家和学者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升华出战略、政策和政治思想；而所谓“以文化”，则强调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宣传中“文”的重要性，文以载道，文字负载了历史和文化的种种意义。前者关注政治思考与意义建构的过程，后者则意在阐述概念或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人们的政治行动。

张善若随后用她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景怀斌教授共同发展的“‘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来更细致地阐述政治文化的产生：“文”，强调论述者通过问题和论证策略的运作，建立事实、进行说服；“史”，意指通过文的表达，对历史现实进行构建、表达、讨论，以形成事实层面上的共识；“哲”则表达从事实和共识中总结出政治思想的过程，被总结出的政治思想便自然而然地具有相当强的合法性和说服力。

事实上，不管是从远看——诸如先秦经典的基本讨论方式，还是往近了看——诸如毛泽东的各类革命手稿，人们都能发现这个用文记录史，并将对历史的思考凝聚成政治哲学的过程：如《论语》中孔子不断回溯周初文武时期的历史，要求学者由此体认其中的“道”与“仁”；又如《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通过对现实经验的分析和理论化，对民主集中制的支持等。这种意义建构的过程展示的既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无论是“自然法”概念还是“社会契约论”等观念，逻辑的演绎、纯理性的推论始终在西方的合法化价值观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引导意义生成并带来说服力的是事实、经验、以及对事实和经验的理性分析。这种实证的倾向，贯穿了文、史、哲滚动的三轮。

问题是，要怎么切入这个意义建构的过程，从而呈现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张善若将目光投向“文本”。在她看来，文字和语言是政治思考、交流和讨论的主要媒介，尤其是在识字率和教育率很高的现代社会中，一切思考和交流最终会落实到文本上；在此意义上，任何文本都可以成为可以被分析的数据，并揭示政治或社会文化的某些面向。张善若认为，文本分析，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有着尚未被完全发掘的巨大力量。她指出，在以文本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分析中，我们需要将文本回归到其文史哲构成的意义制造过程中，通过将文史哲材料转化为文本数据，使这三个维度的数据都能运用到分析中。

三、一个案例：《大学》的文本阐释

如前所述，张善若期望挑战的，是西方研究中未阐明的假设和偏见（即将中国政治思维视为未启蒙的、非理性、教条化的），以及无助于反思这些假设、乃至强化了中西二元对立的西方主流研究范式，她呼吁将政治文化研究带回其意义建构过程，并让文本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其长期被忽视的力量，由此呈现动态的、立体的、文史哲相互激发的中国政治文化。就整体而言，她认为中国政治文化存在深深的实用理性倾向，而文本分析将作为一种实证化探究引导我们更深入理解中国政治文化中实用与理性的特点。

但哪些能成为被分析的文本？到底要如何展开文本分析？张善若认为，“文本”应该是一个内涵极广阔的概念，除经典著作外，其它形形色色的政治文本——诸如领袖讲话、日常讨论、宣传告示、法律法规等都能成为我们透视、分析和反思政治文化现象的丰富数据基础。而在文本分析方法上，她期望将现代诠释学中对“释义”的精到见解、内容分析中的定量分析、和话语分析中的语言分析结合，使文本分析“科学地”超越作者对文本的主观解读和建构上，尽可能保证研究、分析的精确度和系统性。

令人感兴趣的是，要怎么在文本分析中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在这种综合性的、多层次的文本分析视角下，文本将重新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张善若通过与景怀斌教授合作的《大学》文本的分析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案例：

首先，基于将政治文化视为可以被激活、启动、从而指导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基本认识，张善若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作为引导文本分析的核心问题。她将《大学》文本中关涉这三个问题的段落分别列表提炼出来，并探讨每个核心问题下不同表述的论证方式。我们看到——

其一，在“是什么”的问题下，先验性论证被运用最多。诸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为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文本并未给出任何经验性论证，而是直言“道”从“天”而来。其二，在“为什么”的问题下，经验性论证被运用最多。诸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中，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历史经验解释了为什么应以“修身为本”。其三，在“怎么做”的问题下，评估性论证被运用最多。实用性指向成为评判“怎么做”的标准，文本内对“修身”的具体指导，正是为了“家齐”、“国治”与“天下平”。

而这些分类和分析给了我们怎样的信息呢？张善若指出：

从“是什么”中，我们看到《大学》的根本论点是道德性论点，“道”先验性地被断明从“天”而来，每个人都有从“天”得到道德的禀赋，中国政治的推动性力量是“道”，道德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为什么”中，我们却看到了儒家文化中更实证性的面向——儒家学者是以事实和经验为基础，通过日常生活、社会习惯和风尚、历史经验给予观察和分析的论证的，通过这种经验性总结，《大学》将学与行视为获得道德的途径，从格物到修身，“知识”成为道德体系的基本。而从“怎么做”中，儒家思想中实用性指向则进一步凸显，个人德性化道路最终是为适合政治和社会发展要求，儒家文化用以指导行动的原则因而包含对个体、社会和国家内在共同利益的关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儒家“实用理性“的特质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方面不同的指导性取向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