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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桥”的来历与变迁

2022-06-17 17: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如今的上海越来越现代化，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触目皆是，富丽堂皇的宾馆商场随处可见，宽达六七十米乃至80米以上的大马路，车流不息，却时而还会拥堵。只有在某些城区，于不经意之中还会听到充满乡土气息的地名，冲击一下人们对传统上海的记忆，也让年轻人与新上海人产生疑惑和好奇。在这类地名中，八仙桥就是其中之一。

闹市腹地

八仙桥是一个区片，通常是指今金陵中路西藏路口为中心的环周百来米。大致是：东起云南南路，西至普安路，南自桃源路，北抵宁海东路及其向广场公园的延伸线，即原宁海西路。

图中红色框线内区域大致就是八仙桥区片

站在兰生大厦顶层转盘餐厅上，俯视脚下，正东是延向黄浦江边金陵东路的骑楼式长廊，具有法国公共建筑特征的光明中学楼和有着浓重传统建筑元素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分踞南北；南边是柳林大厦，西南是体量极大的大上海时代广场；西侧金钟广场、上海广场、淮海商厦顺次而立；北面是广场公园，再远是延安路高架，座落在绿色地毯中的高雅艺术殿堂上海音乐厅，绿地毯下重重裹藏着地铁8号线车站。楼宇间所夹的西藏南路、淮海中路，都是沪上最热闹的道路。所以，这里绝对是大上海的闹市。从位置而言，更是大上海闹市的一块腹地。这块腹地，曾分属黄浦、卢湾两区，经2011年的撤二建一，于今全属新黄浦区。

地名由来

“八仙桥”的地名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座八仙桥桥名。

八仙桥桥名初见于清嘉庆《上海县志》，其卷二《水道》之“西洋泾浜”条，曰“西洋泾浜，在方浜北。浦水入八仙桥、三茅阁前西流，北通寺浜、宋家浜，西通北长浜，西南通周泾”。仅据这段文字，颇难判定桥的位置，只能说桥跨西洋泾浜，即洋泾浜，也就是今延安东路。再据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水道》，“西洋泾浜，在方浜北。东引浦水入八仙桥西流，北通寺浜，西通长浜，南通周泾”。而“南长浜”条又曰：“南长浜亦从周泾分流，西至王家浜，北通东芦浦；一支西过八仙桥，通西芦浦”。其址当在洋泾浜、周泾（今西藏南路）、（北）长浜相汇处，即今延安东路、西藏中路、西藏南路交会处。大约桥下的河水向东南西北四方流去，呈现了两对“八”字形，遂名，类同别处的“八字桥”之名。

1876年的地图上显示的几座八仙桥的位置

鉴于嘉庆《上海县志》刊刻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而之前一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上海县志》中未见八仙桥名，似可认为其名的出现当在乾隆后期至嘉庆间。

一条道路的命名令八仙桥声名大噪

150多年前一条道路的命名，却令八仙桥声名大噪。

同治四年（1865年），上海法租界将一条新辟的道路命名为八里桥路，即今云南南路。但这儿并没有八里桥，距上海城西北水关顶多二三里，不似斜桥西南的三里桥、五里桥确因距城西南水关三里五里而得名。八里桥路，乃是法租界当局为纪念四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八里桥之役而命名。

八里桥，本是北京东郊通州城西八里处跨通惠河的一座桥梁，是东入北京的要孔，也是拱卫北京东大门的咽喉。八里桥之役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最后一战。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1860年9月21日），在张家湾一战获胜后的英法联军五千人，从郭家坟出发，分三路进攻八里桥。三万清军由蒙古郡王、参赞大臣兼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内大臣瑞麟，副都统胜保，分率抵御。当时，僧格林沁率科尔沁精骑扎营桥西南六七里处的元狐庄，胜保部驻防桥南，瑞麟屯守桥头，三处互为犄角，形成扼守屏障。战斗一开始，清军勇猛冲杀，令英法联军无法得逞。后来，英军从于家堡方向迂回包抄僧部，并用大炮猛轰，令蒙古铁骑损失惨重，率先溃败；胜保左颊、右腿中弹落马，其部亦退。于是，瑞麟孤军难支，被迫西撤。

是役，英法联军打开了入京的大门。之后，除瑞麟整顿残部于安定门稍有抵抗外，已无战事。八里桥败绩传至宫中，咸丰帝匆匆带了后妃连夜往热河“北狩”去了。留下皇弟老六恭亲王奕，与英法周旋议和。

八里桥战讯传到上海，充满殖民意识的租界英法侨民欣喜若狂。这就是八里桥命名的背景与由来。

面对侵略者的纪念性命名，上海人民的民族情感急剧升温，按照地名中常常出现的近音转换现象，纷纷将该路以近处的八仙桥为名，唤作“八仙桥街”。2006年，笔者以“史欣”的笔名为《上海地名》写过一篇有关八仙桥历史的文章，文中有一句“侬叫侬格八里桥，我叫我格八仙桥，偏不卖侬账”，意即反映上海人民当时的心态。于是，法租界印制的地图上标着“八里桥路”，中国人绘制的地图上却标作“八仙桥街”，也算是一路两名、各人各表吧。

历史令八仙桥之名蕴含了上海人民维护民族尊严的炽烈情结。

六座八仙桥

光绪二年（1876年），一位名叫葛元煦的杭州人写了本《沪游杂记》。咸丰十一年（1861年）前后，为避太平军兵灾，他来到上海。这本《沪游杂记》，便是他将寓居租界15年的见闻，仿《都门纪略》所写的。是书卷首有他手绘的三幅地图，在《法租界图》中，不仅标有“八仙桥街”，还标有环周四座八仙桥的具体位置，即今大世界门口，跨洋泾浜的“老八仙桥”；今云南南路、云南中路间，跨洋泾浜，连接英美租界与法租界的“北八仙桥”；今宁海东路与原宁海西路、即今上海音乐厅东侧广场公园间，跨周泾的“中八仙桥”；今金陵东路与金陵中路间，跨周泾的“南八仙桥”。

1908 年 4 月，法租界填没周泾，筑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编纂地名志时，还调查获悉在原龙门路邮局（今金钟广场西北侧）与原八仙桥菜场（今公交龙门路站及广场公园）处，有跨北长浜支流的“石八仙桥”，在原嵩山电影院门前，有“木八仙桥”。

地域变迁

一路六桥的布局，大致勾画了八仙桥区片当时的范围，显然比后来所指的要大得多。区片名不同于行政区划，本无固定的界线，只是约定俗成，予人以某地理实体“附近”的概念而已。海上闻人杜月笙的寓所，位于今望亭路西、嵩山路东的华格臬路216号，但其所印名片上却前冠“上海八仙桥”。八仙桥公墓西至嵩山路，南抵吴淞江路（今太仓路东段）。所以，起初的八仙桥区片，应当从今云南南路、广西南路间而至嵩山路，从洋泾浜、北长浜而至北褚家桥（即今桃源路处）、吴淞江路。只是1917年大世界建成，随着大世界知名度急剧上升，原八仙桥北片被新的区片地名“大世界”所替代，南片又因褚家桥杀牛公司的出名亦北移，八仙桥区片才衍为前文所指的通常范围。

八仙桥命名知多少

“八仙桥”由桥名而路名，继为区片名，商店、车站、菜场及公墓等机构，各类地理实体纷纷以“八仙”“八仙桥”名之。

分别于同治七年（1868年）、十年（1871年）建成使用的英美租界和法租界公墓，后来的正式名称叫“八仙桥公墓”。另一个较早命名的是“八仙桥街”，不过，这条八仙桥街不是葛元煦地图里那条实为八里桥路的“八仙桥街”，而是今桃源路东段，是路筑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这是两个最早以八仙桥冠名的地理实体，公墓与道路的命名，意味法租界当局官方也认可“八仙桥”之名。光绪三十四年起，法商电灯电车公司所辟1、2、4、5、7、10等各路电车，都设有“八仙桥站”。之后，又有了沪上妇孺皆知的八仙桥菜场，这是法租界最有名的室内菜场。1927年1月，中国银行在麦高包禄路107—117号（后为龙门路130—136号）设有八仙桥办事处。余如恒茂里1号（曾为西藏南路58弄1号）的八仙旅社和八仙桥菜场西北侧弧形小路孟神父路（后名永善路，今广场公园中）10号的八仙理发所，都是20世纪30年代创设的。店址已湮入今广场公园的至少尚有：原永善路34号八仙照相馆、宁海西路100弄西侧的八仙桥医疗器械修理部、宁海西路龙门路口的八仙饮食店、金陵中路86号八仙桥纺织品鞋面商店。

此外，尚有位于柳林路口淮海中路44号的八仙酒楼（位于今金钟广场东南角）、龙门路口淮海中路75号八仙果品店（今大上海时代广场北侧）、龙门路110—142号八仙桥日夜商店（今上海广场东侧）等。

其中纺织品鞋面商店和日夜商店，相当著名。前者店面不大，但供应各色零头布，不仅价廉，而且布票打折收取，这在物资匮缺、计划供应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日夜商店是20世纪70年代初创办的，那是1968年9月西藏中路新闸路口办了一家星火日夜商店，周恩来总理知道后高兴地说“星火好，星火要燎原”，于是在“商业学星火”热潮中办了这家商店。八仙桥是交通要冲，半夜往来者众多，这家店确实方便了群众。

至于以八仙桥习呼的那就更多了，且正规名称往往因此不彰。如八仙桥邮局、八仙桥铁路售票处，其正式名称龙门路邮局、西藏南路铁路售票处，反令人陌生。再如八仙桥捕房，正规名称是西区捕房（霞飞捕房前身），但在《申报》和《沪游杂记》中，多以“八仙桥”习称。

八仙桥面貌变迁

八仙桥位于上海城厢西北。南北贯流的周泾，将区片分成东西两块，通过周泾，经洋泾浜、泥城浜、北长浜，可东通黄浦，南连肇嘉浜，北达吴淞江，西接东芦浦、涌泉浜。由城厢往法华镇、静安寺的两条大路也经过这里，水陆交通便捷，是上海西乡菜农柴贩出入城厢的要孔。

开埠之前，有几座村落散落在周泾之西。今上海广场、淮海商厦处是赵家宅、今上海音乐厅西侧是陆家宅，所建陆家观音堂很著名，再西至普安路延长线处为东杜家宅，桃源路、西藏路西南为褚家桥。明清以降，城内移民日众，区片南半部周泾两侧多为四明公所坟地，北半部周泾之西是潮州会馆坟地。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东块先被划入新辟的法租界，率先开始城市化。光绪三年（1877年）7月设西区捕房，位于今光明中学处，1912年1月迁至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光绪十九年法国驻沪领事馆楼翻修时，原设楼内的法租界会审公堂和监狱都暂迁于西区捕房内。19世纪60年代中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筑桥延伸后，西块也开始受到影响。1900年，西块也被扩入法租界，同年就辟建了西江路，即今淮海中路东段，在此前后旧式里弄住宅大批兴建。仅据1909年《上海指南》记载，在今兰生大厦处有吉祥里、芝和里、鼎新里，金钟广场处有慈荫里，上海广场处有长兴里、长福里、荣昌里、鼎吉里，大上海时代广场处有文庆里、平安里、树德里、鼎康里，上海音乐厅东有太平里、首安里，音乐厅西有敦厚里，等等。其中如敦厚里建于1895年，首安里也建于19世纪末。

清末民初，周泾、洋泾浜、北长浜几乎同时填没，辟筑了今西藏南路、延安东路。东块城区自民国初起更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造，1912年中法学堂（今光明中学）楼、1917年大世界、1931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大楼都相继建成。西块虽于该期也建有恩派亚、黄金两座戏院，住宅也成片翻新为石库门建筑，但总的变化不大，从而使东西两块呈现出颇为不同的文化风貌。

从大世界塔顶看八仙桥地区（1929年）

20世纪90年代中叶，淮海中路东段城区实施改造，西块面貌发生巨变，高层商务楼、商住两用楼鳞次栉比，令原先巍峨高大的光明中学楼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楼相形见绌。在新建楼宇中柳林大楼最值得一提，这是为柳林路小商品市场专门建造的。柳林路小商品市场是上海改革开放中最早组建的市场，1980年10月19日开张，当时有80个摊位，至1985年已成为拥有422个摊位的羊毛衫服装专业市场，生意遍及除西藏外的各省区，1993年营业额达7 358万元，居全市各小市场之首。日本、美国、加拿大、印度记者纷纷前来专访，一时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1996年，马路市场进驻柳林大楼，直到2000年他迁，存在了21年。

华洋分明百业杂陈

至20世纪30年代，八仙桥地区可谓华洋分明，百业杂陈。

东块于中西合璧中呈现较多的西方因子，从中法学堂的教学，到公馆马路上的活动，都透发着法国文化氛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传播着美国基督教文化。而西块，更多的却是中国的，或许是夹处于公馆马路为代表的老法租界区和霞飞路中段俄法雅文化为代表的法租界新区之间的缘故，使其中国特征尤为明显。

当时，八仙桥地区人口密集，商业繁荣。20年代，这里的人口密度已居法租界各警区的第三位。居民中除中法学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有些西侨，此外几无外侨。商业之繁盛，可以金融业反映，自1927年起，中国、浙江建业、金城、上海商业储蓄、国华、聚兴诚、中国垦业等七八家银行于此设有办事处，尚不算大世界旁的日夜银行。上海棉布零售业三驾马车，宝大祥总号、协大祥西号都于1937年10、11月间迁设今金陵中路上，信大祥也距之不远，在今宁海东路北侧；鹤鸣鞋帽、京都达仁堂、汪裕泰茶庄等名店于此落户；后来极负盛名的锦江川菜馆1935年于华格臬路31号开张，为竞抢因锦江满座而退出的食客，锦江环周一下子出现了11家高档餐馆，川、扬、闽、绍、本各帮俱全，使华格臬路东段成了地道的美食街。整个区片商号密度之高，甚至挤满了弄堂，如金陵东路德顺里，弄内共20幢两层建筑，仅1—17号就设了14家商号，令人叹为观止。

整体观之，八仙桥呈现了旧西服店多、小旅馆多、中医诊所多的特点。

1948年，八仙桥地区西块行号图

旧时上海只要不是体力劳动者，都要穿西服混世界，起码也得穿长衫，此即俗语：“洋装瘪三，自家烧饭”。仅以今上海广场南侧，即今龙门路至普安路的霞飞路和后来的林森中路路段上26个门面，就先后开设过郑顺昌、万国、兴康祥、星星、孙德记、锦昌、顺泰、公兴、天祥、昌生、张华兴、德成、裕祥、立昌、振兴、华成、万利、青华等十数家旧西服店。再如小旅馆，仅恒茂里内，就有八仙、世界、元旦、美美、源源，还有一家名为世界大旅馆；今兰生大厦和柳林大厦处，也集中了万隆、德兴、永安、新记、民乐、中央、福兴、招商、涌兴、通商、万华、聚兴等十数家旅馆。中医诊所几遍布各街坊弄内，仅以八仙坊及与之相通的天惠坊、尚义坊和福德里三条小弄，就有李文杰、王斐珍、吴华泰、徐炳麟、韩侪人、陆瘦燕、金培英、杨永璇、陈天一、张治髠、张伯臾等开设诊所。还设有协昌升、云昇等药局。其中陆瘦燕、杨永璇、张伯臾以及悬壶于不远处荫余里的汪成孚，都是誉满沪上的名医。

这里命相馆与妓院亦多，仅今淮海路柳林路口的两侧，就有张燮堂、夏天运、周聚兴、吴光耀、王春富、宋永全等命馆。妓院则遍布于今柳林路与桃源路的两侧。此外，这里还有别处很少见到的荐头店与贳器店，荐头店就是女佣介绍所，贳器店出售丧葬用品。其中卖棺材只开单，提货则在别处，为的是逃避法租界的重税。

旧时的保姆介绍所

这里又是三教九流云集之处，天主教活动集中于中法学堂，青年会本是基督教团体，伊斯兰教于回民公墓中有清真寺（即小坟山等），佛教中最大的是国恩寺，位于普安路175号处。1881年普陀山紫竹林僧智参将原桂香庵扩建为福莲禅院，1899年向朝廷请赐了一部《龙藏》，遂更额“国恩寺”并成为海上十大名刹之一。道观有关岳庙等，此外还有设于德顺里9号的理教三一堂、维尔蒙路187—189号的“上方山三老爷庙”等杂教场所。

凡此种种，无不反映出这里是一个夹在洋场中的地道的华人市民社区，这就是昔时的八仙桥。

八仙桥地名亟待保护

面对一幢幢的现代化楼宇和满眼新绿的广场公园，抚今思昔，不禁大有沧海桑田之慨。感慨之余，我想到了八仙桥之名。

地名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社会记忆。一旦脱离地理实体，即丧失了社会应用功能，旋即从社会记忆中由淡化而逐渐消亡。八仙桥名在填河拆除后，能够经久传承，全仗一直在使用。如今，却因城区大改造而致无一处以其为名，不用很久，八仙桥名就将湮没。作为一个蕴含上海人民民族精神的老地名，听任湮没，岂不可惜。故而笔者在2006年《上海地名》上著文，吁请有关方面引起重视，保护类似八仙桥这样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老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