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开启新时代，中国需筹谋“强国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往党代会报告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字之差，却涵义深刻。同时，习近平在报告中再次阐明，“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和内涵。

从这一论断出发，十九大报告实际上描绘了中国的“强国方略”，中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需要筹谋和施展“强国外交”，以更大的战略引领意识和更大的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国内国外环境的新变化，善谋长远、妥为运筹，力争顺利完成未来三十年“两步走”（2020年-2035年，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战略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底强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主线

应当看到，过去一百多年里，从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到重新融入国际体系、问鼎世界强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世界的边缘日益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央。

20世纪初，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先生曾寄望中国早日进入强国之列，称“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则提出，“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可以说，中国人对成为“强国”的愿景是一以贯之的，中国梦很大程度上就是“强国梦”。

然而，关键问题在于，身处21世纪，中国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强国，中国希望以什么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舞台的中央。习近平所描绘的样貌是，“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十四点方略”中，“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针对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习近平强调，中国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过去5年来，习近平提出并阐发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全球化观等一系列外交主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将它们融为一体，成为引导中国外交转型的灵魂和主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三大“辩证统一”：一是“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辩证统一；二是“破旧立新”与“增量改革”的辩证统一；三是“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的辩证统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良性发展的政治引领，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更有利环境，争取更广阔空间。换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寓中国发展于世界发展之中，寓中国利益于各国利益之中，寓中国主张于全球治理之中。

可以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强国外交”要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象化、实体化作为重要努力方向。中国要努力成为21世纪的“新型强国”，发挥“成人之美的领导力”，做好“合作共赢”大文章。

找准方位、认清挑战

谋划“强国外交”首先需要认清中国所处的方位，要始终将其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框架进行审视。中国虽已“强起来”但还没有“全面强大”，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国家综合实力、发展阶段等做出清醒、客观、准确判断，为中国的“强国外交”提供了一个基本框限。

此外，未来5-10年将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我们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随之进入一个特殊重要阶段，即两个百年目标之间的“历史交汇期”。谋划“强国外交”，需要准确把握和切实针对这一阶段的若干新变化新特点。

毋庸置疑，中国想轻轻松松、顺顺当当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是不可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施展“强国外交”也将面临一系列艰困的挑战。一方面，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军事能力、科技实力等有望跨越新的台阶，外界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势将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看，也有若干不利因素。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弱全球化”仍将持续较长时间，在特朗普政府大搞“经济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各种版本的“本国优先论”或将盛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可能更趋困难。

二是大国战略竞争料将加剧，全球军费自2015年已结束多年下行趋势而转入上升轨道，形形色色的“实力至上论”正在凸显，不排除发生新的局部冲突的可能。

三是由于民粹主义上升、大国“内顾”倾向趋强等因素，全球治理的动能或有所弱化，尤应注意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争利”和“分化”动向。

四是各方围绕亚太和印度洋战略板块的竞争、碰撞或更加突出，日本、印度等“次等强国”对我国崛起构成的阻力料将更大，“身边的对手”不可轻视。

五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愈加受到质疑，欧美关系的“裂痕”难以弥合，西方内部的离心力上升，西方世界“散、乱、降”的外溢性效应更趋复杂，对中国在大国关系、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战略运筹提出新的考验。

把握机遇、完善方略

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在世界变局乱局交织的大背景下，中国筹谋和施展“强国外交”可谓前路多歧，需要直面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失衡”状态，应对国际社会中增长低迷、地缘竞争、社会动荡、文明摩擦等一系列“失序”因素。

作为一个强国，中国也要善于危中见机、乱中取胜，“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首先，要把增强发展的硬实力作为根本和首要任务，在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紧密衔接中，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全力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深度融合的新现实，切实增强内外联动意识，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力争产生正面的国际效应。

其次，要把经略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优先方向，落实好“亲诚惠容”理念，加大对周边外交的资源投入，实现“政治引领、立威增信”，不断提升我国对周边地区格局的战略塑造能力。

第三，要把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作为重点和突破点，构筑“联合阵线”，审慎把握节奏，因时而动、量力而行、善于借力，扎实提升我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能力。要寻求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既做发展中国家的坚实依靠，也与发达国家建立灵活多样的伙伴关系，尤其是重视经营“发达国家中的发展中地带”，凝聚各方力量，完善全球治理。

第四，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平台，提高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度、获得感和贡献率，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多元主体合作、“第三方合作”等新模式，积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脉、力量和经验。

最后，要把塑造中国外交的“雅实力”作为“倍增器”，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为洋用”的原则，秉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阐释好、弘扬好中国智慧，营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不断筑牢文化自信。

总之，从大历史的视野看，自1921年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办成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件大事，如今正奋力做好“复兴”这第四件大事。站在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谋划和推进“强国外交”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拓展战略空间、树立国际威望、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