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上升，中国应“强身健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在与低需求、低通胀作斗争，美、日、欧等央行长期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少国家甚至出现了改写教科书式的负利率现象。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低增长、高通胀的所谓滞胀现象似乎不再出现。

然而，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突然告别曾经连续多年的低通胀时代，从疫情初期伴随经济活动急剧收缩所形成的快速通缩，突然扭头转为全球大通胀。数据显示，自2020年二季度的低点至2022年5月末，全球原油价格上涨了500%，天然气价格上涨了480%，CRB（由美国商品调查局编制的一种期货价格指数）商品指数上涨了220%，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70%。

在大宗商品的助推下，各国通胀率一路攀升，美国CPI由上一轮加息周期的2%附近上升至2022年5月的8.6%，创40年来新高，即使剔除能源价格，核心CPI指数仍同比上涨6%，远超美联储调控目标。欧元区通胀率由上一轮周期的1.5%中枢上升至近期的8.1%，核心通胀则由1%附近升至近期的3.8%。就连长期陷入通缩陷阱的日本，其最新一期的CPI也达到2.5%，创7年来新高。

6月初，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将2022年全球增长预期，由1月的4.1%大幅下调至2.9%，远低于2021年的5.7%。无独有偶，近日经合组织（OECD）也下调了全球经济预期，由去年12月的4.5%下调至3%。如果说2021年全球处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周期，伴随通胀上升相对可以接受的话，那么2022年开始，全球的经济走向意外减速，曾经远离全球经济的滞胀现象似乎又回来了。

滞胀成因：来自供给端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滞胀，一度改写了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经典的凯恩斯理论认为，通胀上升意味着有效需求充分，经济繁荣，就业充分。而经济衰退源于有效需求不足，应该伴随失业率升高与通货紧缩。在上一轮滞胀周期中，理性预期理论诞生，有效地解释了通胀上升与经济下行同时产生的原因，其认为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始终保持理性，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产生提升经济预期的货币幻觉，对需求刺激作用无效。

然而在本轮滞胀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劳动力市场的动荡。相反，由于疫情导致的劳动参与率下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始终处在紧张状态，失业率保持历史低位，似乎无法从需求端（即菲利普斯曲线）出发解释滞胀现象。那么，是否可以从供给冲击的角度来理解呢？笔者认为，供给恰恰是造成滞胀的重要原因。

一是俄乌冲突严重影响了全球的能源与粮食供给。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其原油产量约为1100万桶/日，占全球原油产量的11%。同时，俄罗斯是欧洲天然气的主要供应来源，产量近700亿立方米/月，欧洲天然气进口量中约40%来自俄罗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对俄能源出口实施严厉制裁，却导致自身能源供给短缺问题严重，能源价格飙升。农产品方面，乌克兰及俄罗斯均为主要农作物的主产区。两国2021年度和2022年度小麦出口总量占到全球出口总量29%。自2月以来，受俄乌冲突影响，乌克兰的大量粮食无法出口，并由此推高了全球粮食价格，给依赖进口小麦的较贫困国家带来压力，特别是中东和非洲国家。能源与粮食是通胀的最上游，容易形成螺旋式的价格传导，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中，也同样有全球石油危机的原因。而这种成本上升的通胀，往往导致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引发预期与需求收缩，很容易成为滞胀的罪魁祸首。

二是全球饱受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冲击。供给受阻也来自劳动力市场，以美国为例，通过大规模发放消费补助，居民收入在疫情期间不降反升，形成了“养懒人”效应，导致目前美国劳动参与率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此外，疫情及其后遗症也在影响劳动供给。目前发达国家虽然已基本放开疫情管控，但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每日确诊数量依然不低，确诊者需居家办公影响劳动效率，而新冠后遗症也导致一部分劳动力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雇主不得不大幅加薪，易形成劳动力成本和物价成本的螺旋上升。同时，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劳动小时数减少，导致社会总产出下降，两者叠加就可引发滞胀现象。

三是全球化倒退与供应链受损降低了全球生产和运输效率。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供应链受阻成为严重的供给约束，由于疫情对全球贸易服务产生重大影响，加之全球造船产能周期下滑，国际贸易与物流成本大幅上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货运FBX指数一度飙升。此外，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在影响全球化进程。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中美关系再度紧张，西方在全球供应链上再次提出“去中国化”，反而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失衡。而面对高通胀，美国不得不开始考虑取消对华关税，也反映出全球产业链稳定运行对于遏制滞胀的重要性。

全球滞胀背景下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供需形势，与全球的滞胀大环境相比，仍有三大显著不同。因此，与其说是独善其身，不如说当前更重要的是“以我为主”，从自身出发强身健体。

第一大不同在于中国仍有比较高的能源和粮食安全边际。这是中国经济保持稳定的坚实基础。煤炭依旧是我国能源供给的主力军，我国能源自给率达到90%，煤炭贡献较大。在国家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支撑下，近期国内煤炭产能及时释放，价格稳中有降，加上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的持续较快发展，可有效稳住电力供应。在粮食方面，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备充裕，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第二大不同在于我国仍然在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与主要国家疫情防控措施基本放开相比，我国依然在实施严格的防疫政策，这表明我国的实际经济需求并没有完全释放，内需提升的潜力和空间很大。尽管受疫情影响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将显著下降，但随着疫情缓解和多地解封，预计下半年经济将有明显回升。

第三大不同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基本面完全不同。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极端紧张不同，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是供大于求。4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处在相对高点，反映当前就业压力较大，但不存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通胀螺旋。从这点来看，我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依旧是需求不足。

综上所述，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结构性与输入性通胀压力下的社会总体需求不足”，与全球滞胀的基本面相比，可能谈不上独善其身，但还是有所区别。因此，我国在宏观政策上应“以我为主”，强身健体，既要稳供给也要促需求。一是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平衡，在防止疫情反复的同时，加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二是全力做好保供稳价措施，保障能源与粮食安全。三是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继续提振有效需求，保市场主体稳就业。

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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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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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上升，中国应“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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