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之“恶”——越南，黑暗的中心

20世纪80年代，越南是位居世界第42位的咖啡生产国，前法国殖民地的咖啡庄园里种植着大量优质的罗巴斯塔咖啡。后来新政府将这些咖啡种植园收归国有。越南出口的67000袋咖啡相对于咖啡的世界出口贸易总量来说，微不足道。

2001年，越南咖啡产量达到1500万袋，跃居世界第二。这种大幅增长被认为是全球咖啡价格暴跌的原因。极力否认任何估算错误的世界银行也由于曾为迅猛增加的咖啡种植筹集资金而受到指责。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无法证实却又持续存在的谣言：咖啡作物可能遭到了二噁英的污染，这是美国在越战期间大面积喷洒橙剂留下的后遗症。咖啡黑暗的历史又重演了，越南就是它的舞台。

越南妇女采摘咖啡

无声的阴谋——越南的橙剂之痛

1859年，法国攻陷西贡，这标志着越南殖民地化的开始。这次袭击是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兰西帝国侵略成性的资本主义战略的公然宣示。没有一个道貌岸然的欧洲国家不曾卷入在亚洲的殖民行动，法国也不例外。数年之内，法国已经控制了被他们更名为印度支那的整个地区，到1887年，又将今天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一同置于印度支那联邦的统一管理之下。法国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殖民统治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运河、港口以及法国人控制的管理机构，从而坐享印度支那的矿物、煤、稻米和橡胶等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但其中并不包括咖啡。咖啡虽然在1887年被引进越南，但法国殖民时期种植的咖啡似乎仅仅是为了满足当地的消费。印度支那似乎为法国的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但那里的经济并没得到多大的发展，因为法国投资商人只想取得快速的回报，很少将所得利润用于再投资。

法国人和他们的越南走狗侵吞了通过建设灌溉系统开辟出来的稻田。尽管从1880年到1930年，越南的水稻产量增长了3倍，但农民平均水稻消费量却在减少。和穆尔塔图利在《马克思·哈维拉，或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中对贫困的描述一样，无地的农民被迫去做没有报酬的工作来抵偿法国人因为资助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强加给他们的税收，而这些农民根本就没有从这些基础设施中获益。普通民众并没有因为受到殖民压迫而得到教育、公平或卫生保健等方面的补偿，而且越南人民被排除在参与新经济活动之外，因而无法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总而言之，对于欧洲殖民列强的由来已久的种种指控，都可以从法国对待越南的方式中得到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兴起，又不断被镇压。直到1930年，胡志明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之后，民族主义运动才得以持续展开。胡志明早年是一名水手，遍游各地，后来定居在巴黎，并在那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最后回到了越南。尽管共产党最初的几次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的活动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而就在那时，整个印度支那变成了由法国人管理着的日本占领区。作为法国维希政府投降政策的东方翻版，越南的法国人与日本人相互勾结，允许日本人驻军印度支那，将印度支那作为日本扩大“大东亚共荣圈”的跳板。只有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在二战中通过暗中传递情报等方式，协助盟军反抗法国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1945年，日本战败，越南出现权力真空，胡志明趁机在北方掌握了实际权力，而法国殖民者则控制着越南的南部。这种分裂局面奠定了后来越南战争的基础。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同温斯顿·丘吉尔的战时协商中，曾经坚持认为英国应该放弃他的帝国体制。虽然美国总统声称这是出于道德考虑的要求，但其目的明显是为了给美国的商品开辟新市场。在他建议英国撤出的地区中，当时并不存在真正的共产党掌权的威胁，后来只有马来亚成为一个“例外”。但是，美国并没有期待法国人放弃他们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因为，很显然，如果法国人从那里撤出，胡志明就会掌权，并且因为胡志明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他“没有资格”协助摆脱殖民主义枷锁。此外，胡志明是一张潜在的多米诺骨牌，能引发一系列准备就绪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美国说来，那完全可以构成开战的理由。法国由此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援助和武器支持。经过一段充满摩擦的共存时期之后，法国发动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果，这次战争造成了越南的正式分裂，北方正式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成了这个新生国家具有西方化与现代化意识的统治者。他公开称赞美国，并将美国宪法的一些内容纳入自己国家的制度之中。而南越却落入极权统治之下，该政权很大程度上利用北方对它的威胁而向美国乞求援助、赢得好感。尽管在越南，咖啡不是驱动性的经济力量，但曾在战后的中美洲造成巨大灾难的模式也还是出现在了越南。南越对异己力量的无情镇压不可避免地刺激了支持北越的政治力量，各种援助和起义者纷纷从南方流向北方，在那里寻求越南的重新统一。1963年11月1日，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授权发动军事政变，暗杀了南越的吴庭艳总统，继而任命一帮腐败无能的将军执政，并通过越来越多的援助和武器装备来扶持这个政权。只要这个政权能够被用来对付北方，美国对这个政权内部的所作所为一律听之任之。1963年年底，17000名美国军事顾问被派驻到南越，去支援处于外部武装力量和内部的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双重压力之下的南越政权。

1965年，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下令轰炸北越，当年，有75000名美国陆军进入了越南南部。到1968年上半年，进入越南的美军人数达到了50万。美国国民对此强烈不满，从而改变了此后几十年间美国战略的走势。约翰逊意识到自己无力对付这一局势，于该年5月开始在巴黎举行和谈。那一年是大选年，而且最近才浮出水面的一个事实是，共和党的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经暗中破坏这些和平谈判。尼克松向南越政权许诺，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他会给南越政权更多的支持。然而尼克松当选后的共和党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越南战争又持续了3年，损失了3万名美军士兵和不计其数的越南人的生命。从越战爆发到1973年美国颜面尽失地从越南撤军，美国向越南投放的炸弹数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在二战中投放的炸弹总数，平均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摊到了1枚500磅的炸弹。这场战争夺走了200万越南人的生命，从另一个角度看，十年越战美国耗费了至少2500亿美元。战争代价沉重，却毫无意义。

越战的失败在美国人心头罩上了一层此前美国为建造美利坚帝国而采取的所有干涉行为都不曾造成的浓重阴影。也有人认为越战的失败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至少实现了确保越南不再出现一个另类政治体系的战略目标。越南被战争摧残得满目疮痍，直到最近仍被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丛生的国家。

战争的阴影不仅困扰着美国人的心灵，许多美国退伍老兵由于接触了橙剂，健康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美国军队决心要阻止北越的共产主义者进入南越，认为越南茂密的丛林和湿地红树林为北越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掩护。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判定，只要把这些植被清除，就能除掉自己的对手。这就导致了1961年到1973年间发生在南越的综合性化学清除植被事件。这种战略会引起何种后果从来没有被充分考虑。橙剂被随意地洒到丛林和农田上，明知道这会导致平民的痛苦。即使这些药品对平民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只是造成平民生计资源的破坏而不是对健康的摧残，难道这种喷洒行为没有违反禁止化学武器条约么？随后有大量证据表明，橙剂对人类健康会造成迅速和直接的危害。但问题是，我们竟然说不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这种化学品究竟是不是违法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下的时代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部分地以它配置有化学武器为理由的，美国在哥伦比亚的所谓“反毒品战争”也一直使用了化学武器（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次行动再次涉及世界上最出名的化学制剂公司孟山都）。关于美国蓄意使用化学武器并持续这么做的看法，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兴致而提出的。

1966年5月，越南战争期间，一架美国空军C-123运输机沿着公路低空飞行，在道路两侧的丛林中喷洒化学脱叶剂，以防敌军隐蔽在密林中发起伏击。

橙剂因其包装的圆筒上标有橙色条纹而得名，是由陶氏化学（Dow）、钻石三叶草（Diamond Shamrock）和孟山都等公司生产的。它是二氯笨氧乙酸和三氯笨氧乙酸这两种除草剂的混合物。很久以来，一直有人指责说，在制造橙剂的过程中有一种名为TCDD的二噁英污染物浓度严重超标，但孟山都及其他制造公司却不予承认。二噁英是许多和氯有关的工业过程（比如废物焚化、化工生产、纸浆及纸张漂白）所产生的副产品。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消息披露说，咖啡过滤过程中使用的含氯漂白纸可能被二噁英污染，咖啡产业于是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从1997年开始就认为，效力强大的二噁英（2，3，7， 8-TCDD）是一级致癌物，即“已知的人类致癌物”。如果接触到二噁英，就会引发严重的生殖和发育问题（这种影响的程度要比它的致癌作用低100倍），破坏免疫系统，扰乱荷尔蒙分泌。而且，二噁英极其顽强，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分解极为缓慢，会对整个食物链造成影响。二噁英是脂溶性生物沉积物，会在鱼类、家禽和牲畜之类的哺乳动物体内大量累积起来。越南人最喜爱的食物——鸭子，也易受二噁英类生物沉积物的感染。

孟山都公司全力挑战支持二噁英有毒这一判断的科学证据的可靠性。有报道说，有一场关于橙剂的针对包括孟山都在内的7家公司的诉讼，最后以这些公司向原告赔偿1.8亿美元和解。这些公司先前曾经否认使用橙剂会导致健康问题。美国有许多组织致力于调查有关橙剂的信息，并为那些证明接触橙剂与引发疾病之间有直接关系的病例提供帮助。根据前面提到的那项和解的标准，美国退伍士兵每个月可以获得2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补偿金，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南政府每月给受害士兵的补偿为7美元。然而，美国军事主管部门仍然尽力压制关于接触过橙剂的退伍老兵的人数的消息。更重要的是，他们否认橙剂曾经对越南人民造成了或者正在继续造成任何健康问题。为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橙剂是两国外交谈判中的一个禁忌。有人曾推测，在20世纪80年代末举行的两国之间的首次对话中，如果有人提到有关橙剂的问题，美国会立刻退出谈判。饱受战争蹂躏的越南人民现在终于发现，为了重建经济秩序之类的目标，自己和他们的先烈们陷入了一个无声的阴谋中。橙剂问题对越南人来说是个禁忌，对美国人来说也同样如此。发现其中的原因并不困难，新闻界早就在广泛地暗示：越南正在拼命重建国家经济，因而极大地依赖于向世界市场出售本国的农产品和水生有壳动物。如果证明了这些出口产品中含有二噁英，越南就很可能再次遭受重创。

据估计，越战期间约有5700吨或者说1200万加仑橙剂被喷洒到南越地区，摧毁了那里14%的森林及50%的湿地红树林，红树林曾是价值颇高的木材来源。有450多万英亩的植物遭到毁灭，给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带来了灾难，更不必说那些被喷洒到的可怜的越南人了。农场和小块农田也没有逃过厄运，从而引起了大范围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喷洒过橙剂的土地至少要10年之后才能重新长出植物。至今仍没有一项彻底的调查完整地估算出喷洒橙剂带来的健康代价。不过，加拿大海特菲尔德咨询公司（Hatfield Consultancy Ltd.）的一项深入调查研究表明：在越南喷洒橙剂大约造成了4万例死亡和一些严重的病例，还有50万越南新生儿具有先天生理缺陷。二噁英通过污染土壤或水源进入食物链，并逐渐在人体组织中积累——这是对某个受到监控的“备受关注地区”进行调查得出的结果。这意味着，橙剂或二噁英导致的问题正在变得越发严重，而不是在逐渐消失。二噁英的诸多有害特性之一，就是它分解得极为缓慢。

有“毒”的咖啡与被奴役的第三世界

二噁英的问题是被悄悄地揭开面纱的，因而毫不奇怪，一直以科学面目而自豪的咖啡业早就已经调查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涌入世界市场的越南咖啡中可能残留有二噁英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氯漂白过的咖啡滤纸中可能残留有二噁英的恐惧曾突然导致咖啡产业陷入瘫痪。二噁英曾对咖啡意识产生过负面的冲击，这使咖啡业的专家对相关信息小心回护，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有关二噁英的信息，更促成了今天人们疑虑重重的心态。其实，所有证据都表明二噁英不是水溶性的，即植物并不能吸收二噁英，包括咖啡树。但是，咖啡贸易仍对该问题倍感恐慌。2002年，一个咖啡科学家组织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报告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据传曾经呈交了这样一份报告，因为，“一旦判定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他们也就没有理由不公开宣布了”。这个报告没有被公布。这种自我防卫心态可能也是由美国一向存在的扰乱民心的现象造成的。根据美国咖啡协会的说法，有一伙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出于无人知道的原因，经常向媒体披露咖啡里含二噁英的消息。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散布完全虚假的谣言，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开始对越南咖啡进行抵制。不论这个神秘组织的目的何在，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存在一个解决当前咖啡生产者所面临的问题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一定会是把整个越南的咖啡产业踢出咖啡市场。一旦这样，咖啡价格就会迅速飙升。因此，这些神秘人物的存在是商业恐怖主义的迹象。它带来的疑问是：遭受低价格冲击的咖啡生产国会孤注一掷去捉弄市场吗？或者，是某个胡作非为的财团想要趁机在纽约咖啡市场上大捞一把么？

美国本可以在使用橙剂造成的后果中汲取教训，但是它却再次重复了它所犯的这种错误，这令人难以理解。正如我们所见，在哥伦比亚的所谓“反毒品战争”中，除草剂的使用日益增加，造成了和使用橙剂之后类似的环境和公共健康问题。尽管美国一些科学家和辩论小组大声疾呼，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根据法律，这个报告必须在拨款之前提交国会）是片面和不充分的，报告中没有做出“根除哥伦比亚古柯时空撒的化学制剂不会对人类健康安全和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保证。但是该行动还是实施了。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想象中的地缘政治需求凌驾于所有其他考虑之上，而且无论结果如何，最终都由贫困的哥伦比亚农民来承担负面的后果。有迹象显示，一种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荡涤剂”会对咖啡作物造成污染。如果是这样，美国国务院将来就得面对他们自己把毒药从拉丁美洲引进给他们自己的公民的后果。

越南达拉特的咖啡田

有趣的是，咖啡产业总是不断重现一种令人沮丧的历史模式。咖啡喜在高原地带生长，而热带高原是原始生态的最后一片净土， 那里有茂密的森林、众多野生生物和土著居民。因此，这三者总是咖啡种植面积扩大时的牺牲品。最近，在咖啡生产不断扩大的越南内陆高地定居下来的柬埔寨族人抱怨说，他们不仅被从原来的居住地驱赶出来，而且被从红河、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迁居到此的越南人潮给淹没了。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心机很深的政治策略，是故意让他们迁移到柬埔寨边境附近地区来构成阻隔柬埔寨对越南入侵的“安全带”。就像我们在中美洲地区看到的那样，将印第安土著居民从高原居住地驱逐出去的做法和咖啡产业的繁荣紧密相连，而越南似乎正在重复这种可悲的做法。

越南咖啡快速膨胀的生产规模和世界银行有很大关系，尽管世界银行极力否认这种关联并发布措辞激烈的新闻来否定任何指责。和橙剂事件一样，官方的内幕很难被揭开，原因是金融机构和越南政府本身都不愿意承担造成世界咖啡市场价格暴跌的主要责任。假如从政府借款的咖啡小农的处境的确得到了改善，无论贷款是不是从世界银行那里得来的，毕竟还算是一种安慰。然而，正是由于咖啡小农自身的“成功”，他们现在正不得不以只相当于生产成本60%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并陷入无力偿还贷款的困境。此前，他们对咖啡业前景的盲目乐观确曾刺激他们从政府那里贷款去种植咖啡。曾经一度欣欣向荣的越南咖啡产业正在快速萎缩，咖啡种植者已经意识到，以前认为十拿九稳的发家致富其实是不现实的。种植咖啡对高地脆弱的环境、遭到侵扰的野生动物、被驱逐的土著居民和没有收入但债务累累的低地移出民所造成的摧残，是难以估量的。不出所料，没有人愿意为此承担责难。

越南是“善意”发展计划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发展咖啡产业来促进越南的发展，目的则是改变与美国长期战争带来的混乱和破坏。越南的主要资本是廉价劳动力，而这是越战的直接产物。通过部署廉价劳工并将其纳入发展规划中，越南政府可以吸引世界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对之进行投资，而世界银行则为越南预示了一条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是当今时代的殖民主义形式：富裕的债权人为了第一世界消费者的利益，通过投放贷款来榨取其他世界的廉价劳动力。世界银行当然受控于拥有51%股份的美国财政部。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一样，都是决定千百万人生计的、未经选举的华盛顿共识三巨头的组成部分。这三个组织都受意识形态的驱使，沉迷于美国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及它被预期会带来的收益。就越南及其咖啡产业的事例而言，世界银行并没有履行它的责任，从而造成了全球范围千百万人的苦难，而这对于那些在过去十几年中追随过它的指引的人们来说毫不奇怪。1999年，前任高级经济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经大胆地建议世界银行处理事情的手段不要过于强硬，结果被撤职。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的例子再次表明，对于世界银行的那些最严厉的指责似乎都是真的：它给寻求贷款的国家开出“包治百病”的经济药方；为了西方大公司的利益而去贿赂政府的部长，使其将公共财产低价出售；向外国投资商开放金融市场，从而导致客户信心动摇，当地银行发生挤兑；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又需要用强力手段去压制；帮助当地银行渡过无法偿还西方银行贷款的危机；在坚持给第一世界的农业提供补贴时却不厌其烦地重复自由贸易的咒语，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施蒂格利茨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某国经济问题的方案比作高空轰炸：一些人“在豪华酒店里冷酷无情地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而任何一个知道这样做等于在毁灭他人生活的人都会在制定这种策略时踌躇不决”。这种轰炸的比喻揭露了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的掌控者是如何逃避对其采取的行动承担责任的。在强权政治古怪、迂回的言辞中，对平民的蓄意杀害——在另一种语境中是指战争罪行——被说成是对战略目标进行空袭时必然要带来的完全合法的不幸损失。与此类似，在全球经济运作中，金融机构为了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目标而对一个个国家造成的生命和生计毁灭并没有被看作恐怖性行为，而是被说成由轻微的导向错误造成但从根本上说是善意运用正当原则的悲惨结果。

咖啡产业对这些经济政策的反应是多样的。许多咖啡生产国设有咖啡销售局，负责购买所有农民的产品。虽然这些机构常常是腐败的，而且过于官僚主义，但农民至少知道他们能够卖出他们的咖啡并能拿到钱。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实施的结构性调整使许多这类机构解体，从而使市场对私人贸易商开放。结果由于跨国公司通常控制着整个咖啡贸易，咖啡农根本没有机会自主选择买家和商定价格，也无法保证这些买家能够回头来更多地购买他们的咖啡。结构调整带来的这类影响正在蔓延开来。

咖啡业过去虽然有明显的缺陷，但是一个从事咖啡业的人可以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种诚实的职业。但是现在，和其他行业的商人一样，咖啡商人不时会觉得自己实际上是在购买被盗窃来的东西，并且成了奴役第三世界的人。良知越是浮现于他们的脑海，他们就越会奇怪，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大多数咖啡商只好把他们的良知囚禁在黑暗之中。

咖啡期货交易中心大楼对面的世贸中心一号楼的顶层曾有一家名为“世界之窗”（Windows on the World）的饭店，从那里可以欣赏到曼哈顿及其周边的美景。可能会有这样一位历史学家，站在这与奥林匹亚山一样的高度向下凝视，凭借渊博的知识去猜测：1776年8月27日，乔治·华盛顿在长岛被人数众多的英国步兵击败，随后率领他的军队撤退到伊斯特河对面的布鲁克林高地上的要塞里，那些要塞坐落在哪里呢？几天之后，“9000名或者更多的丧失信心的士兵——他们国家最后的希望——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身后是大海，前面是耀武扬威的敌军”。世贸大楼顶层的这位坐在扶手椅上浮想联翩的历史学家小口抿着沙布利白葡萄酒，想象着华盛顿如何回避英国驱逐舰的追击，使部队成功有序地撤退到了曼哈顿。这样一个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不仅拯救了这个国家，也为他的国家卓越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现在，就像一幅画面，那家双子塔酒店，以及我们关于历史的令人安慰的幻想都消失了。剩下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使我们在看待过去的时候把自己看作是例外主体的现代西方文化传统的大厦垮塌了。那些曾被认为已经永远成为过去的历史要素——帝国、奴隶制、宗教战争、压迫、灾荒和瘟疫——在我们充满惊惧的双眼前又重新展现，使得我们不堪回首。“我们”现在无所遮掩地站在世人面前，显得并不比过去的“他们”更好，不同的只是，面前这个舞台的规模更大了。

（本文选摘自《黑金：咖啡秘史》，[英]安东尼·怀尔德著，赵轶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