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践悟十九大｜“新时代”因政治属性而确立新的历史方位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澎湃“学思践悟十九大”专栏邀请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公方彬，深入解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任务。本文为系列谈之二。

十九大报告中有两大重大政治判断引起广泛关注，一个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大政治判断必然地将“新时代”作为政治概念和报告的核心概念推到我们面前。

既然“时代是思想之母”，那么，我们认识把握“新时代”，就必须关注其思想内涵。比如，作为政治概念的“新时代”，其政治思想是如何反映的，有哪些政治元素奠基“新时代”，这一定是我们认识把握新时代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所必须着眼和特别关注的。

“新时代”原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并且具有动态性特征。“新时代”之所以由时空概念变成政治概念，在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政治思想灌注，赋予其超时空的政治内涵和政治属性。

最早赋予这一时空概念以政治内涵的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该如何界定新建立的政权乃至国家？毛泽东在中国前加上了个“新”字。他说，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我们不是建立中国，而是把旧中国变成新中国。一个“新”字表明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与旧政权存在根本差异。所以，“新社会、新国家”新在政治制度。

改革开放，如一夜春风，吹开了封闭已久的人民群众的心扉，激起澎湃心潮，人民群众由衷地唱出心声——“走进新时代”。这时的“新时代”内含时代价值与时代风尚，具有时空属性，但稍加分析便发现，时空背后仍然是政治。因为，改革开放之所以展开，在于跳出了阶级斗争理论，没有这一政治突破，便没有改革开放及其创造的巨大发展成就。简言之，改革开放后人们之所以敢于和能够放飞梦想，在于跳出僵化的政治思想羁绊，实现了政治突破。

十九大报告再提“新时代”，概念与之前相同，但内涵较之前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这不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激情燃烧”，也不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逆风飞扬”，而是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也就是与中国的大国道路相吻合，满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诸多精神和政治元素，因此将时空概念化作政治概念。

那么，作为政治概念的“新时代”，有哪些重大判断奠基新时代？这方面已经在报告中作了厘定和明晰。包括“三个意味”和“五个是”。

“三个意味”。意味着“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世界上高高举起”；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给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因此，“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五个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新时代”生成基础和生成逻辑作出进一步分析。十九大精神有“四个新”：新时代、新指南、新战略、新作为。这里专讲新时代，则奠基于“五个新基础”。

第一，“新时代”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新使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意味着，新使命托起的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因此开辟新时代。

报告鲜明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具有鲜明的政治指标意义。自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便承担起了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三大历史使命的重任：民族独立，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也就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站起来”。从陈独秀、李大钊创立中国共产党，到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主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是实现民族独立，即“站起来”。这就是报告所指出的，“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富起来”。从邓小平的主导改革开放，到江泽民、胡锦涛两任领导人，共同着力的都是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富起来”。尽管这一使命至今仍是进行时，但当下中国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奔小康”，内涵外延都不可同日而语。

“强起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含有“站起来”、“富起来”的成分，但更突出更鲜明的还是“强起来”。即报告所指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强起来”内含“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更关系到我们的价值坐标、成长路径和重大举措。由于这个过程不是社会自发行为，而是由执政党设计和推动的，因而拥有丰富的政治内涵。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迄今为止，世界每一大国崛起，伴随的都是剧烈碰撞，因此，世界大国兴衰走的是“铁血道路”。

那么，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大国道路，着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说明，我们不做“闯入瓷器店的大象”，我们是和平主义者，是国际责任的承担者，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越来越多参与世界规则制定的时候，一种开辟人类文明新道路的政治观、世界观、价值观必将确立起来，发展开来，这是合逻辑的事情。因为巨大的开创性，而把我们推向新时代。

第二，“新时代”生成于党和国家拥有新指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辟新境界，由此构成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承担相应的历史使命，而历史使命一定奠基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或者说奠基于特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矛盾，又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构成时代特征。既然其间内含这样的逻辑，那么解决时代问题就必须有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

一定意义上，有没有指导思想理论，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作指导，直接关系到这时代的发展成果，进而铸就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过程中指导思想的作用发挥清晰看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确立的新的伟大使命任务，已经反映或落实到各个领域和各项事业中，但在发展过程中以何种理念和坚持什么原则，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作出系统回答，或者说必须确立最新指导思想，以保证解释现实，指导实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提出的“四大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这些都在实践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当这些先进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确立为党的最新指导思想后，必定更加有力地指引我们前行，也就把我们党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把国家带入一个新时代。

第三，“新时代”产生于党和民族发展步入新境界。“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超越自我，同时折射出中华民族进入历史性飞跃的新时代。

西方有学者对我们党的分析有时是很到位的，比如，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同时还是一个使命党，而不是西方那样的由政客组成的政党，只是着力于眼前利益，搞短期行为、急功近利。

“使命党”的判断有着深厚的思想空间。我们的政治制度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高度关联，抑或党的使命任务影响乃至决定着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建设。

肩负历史使命的党，自然要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因此有了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两个一百年”，甚至还可以开展“雄安千年”规划。西方政党轮替的制度只能安排任期内的规划和建设。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他们的基本制度奠基于法，和我们有所不同。

“使命党”的判断同时含有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的建构。因为有历史使命，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因而建设起恒久的奋斗方向和目标，又是远大而富于魅力，而从精神和价值层面吸引着党内成员乃至全民族的追随。

当新的历史使命进入新的“伟大工程”设计，那么“伟大梦想”就会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逐步形成“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进而“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注定把我们推向新时代。

第四，“新时代”生成于我国社会转型而来的新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一个需要新思想新理念来解决新矛盾的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一论断一经提出，迅即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因为，这关系到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将调整社会价值引领、体制机制设计、发展目标和建设规划、工作重心和矛盾处理。

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什么和怎么发展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尤其是决定于主要矛盾已经和继续发生着何种变化。习近平强调指出：“继续推进发展的基础上，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应当是基于这样的特点和规律而作出的新要求。

“社会主要矛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命题，因为中国共产党所奋斗的一切，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这也是鉴别政党先进与否的根本尺度。正是这样的原因，报告特别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回顾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不难弄清问题的实质，革命和建设的逻辑起点与归宿皆起于此，同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也大多与此相关联。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的，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判断相一致。

党的十三大延续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判断，强调“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此后的二十多年，我们党一直坚持这一正确判断，而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成就。

随着新的奋斗目标确立起来，党和政府必须正确认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此基础进行规划和建设。这也是报告所强调的，“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基于此，我们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判断，一定有重大政治的考量，由此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网信办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