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级职能定位改革院长谈|山世增：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开辟解纷快车道

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开辟解纷快车道

五莲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山世增

小额诉讼程序通常是指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对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一审终审的一种简易审判程序。为了缓解案多人少的局面，自上世纪起我国一些地方法院就开始试点小额诉讼程序，并在2012年将其正式纳入民事诉讼立法。

202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动员部署会上强调，要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坚持“简化程序，不减损权利”的原则。这也表明，小额诉讼程序成为案件繁简分流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202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的第一百六十五条至第一百六十九条对小额诉讼程序在立法层面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正与完善。

但在当前，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适用标准模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针对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以下的，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本条前半段关于小额诉讼程序前置条件的规定仍属于模糊性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是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启用小额诉讼程序，而非当事人主动申请，更无法明确哪些类型的案件在立案时就可以直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没有明确的将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区分开来。同时，对该条设定的标的额而言，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各地法院无法做到统一上限标准。就笔者所在法院而言，在送达当事人的《小额诉讼程序告知书》上明确标明只有标的额在两万元以下的案件才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但这个标准低于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标准。因此，如何合理的确定小额诉讼的上限标准，在实践中是一个难题。

二是适用率较低。“一审终审”一直被视为小额诉讼程序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区别于简易程序的根本。但在实践中，也是被人诟病的一点。一方面，对当事人而言，一审终审剥夺了当事人上诉的权利，堵塞了司法救济的途径，易让当事人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降低司法公信力，从而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产生抵抗心理。另一方面，对法官而言，一审终审的设定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裁判压力，为避免当事人因对案件不满而上访、申诉，基层法院的法官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一直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即使适用也是以调撤结案方式为主，判决结案较少，实际上未实现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初衷。

三是执行面临阻碍。小额诉讼制度旨在为当事人创设“易于理解、易于利用”的民事诉讼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司法成本，提升诉讼效率。基于该种诉讼理念，法院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审结案件，但是案件的审结并不意味着纠纷的结束。如果纸面的判决未能及时落实到实处，那么法院的裁决仍是一纸空文，所以在快速审结案件的同时，是否应当设置独立配套的执行程序，也是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难题。如笔者所在法院的小额诉讼程序案件主要由速裁团队进行审理，在执行局设立了速执团队。那么，是否可以在执行阶段参照小额诉讼程序，对该部分案件简化执行程序，达到快结快执的效果，也待商榷。

针对以上问题，应从三方面不断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第一，明确适用标准与限制。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设置小额诉讼标的额上限标准是衡量是否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最直接简单的方式。但是基于全国各地经济水平发展不一，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制定小额诉讼的标的额上限标准的同时，可以适当考量赋予各高级人民法院综合本地情况分别制定差异化的小额诉讼标的上限标准的权利，形成统一标准下的差别对待。此外，基于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以法官为主导的现状，有必要对该项权力加以适当限制，在诉前询问双方当事人，赋予其一定的选择权。

第二，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救济权。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认为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但对人民法院已经按照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后作出裁判的案件如何救济未作出明确规定。考虑到前述规定允许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异议，也可以适当将异议申请权扩大至结案后，赋予当事人在收到裁判文书多少日之内向裁判法院的异议申请权，并对提出异议申请的条件加以严格限制，仅限于法律适用错误、徇私枉法等严重违法行为，避免当事人滥用异议权。

第三，完善小额诉讼案件的执行。法院作出的判决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履行至关重要。基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殊性，所涉及的标的额较小，我们可以在当庭宣判的同时，要求当事人当庭履行判决。对不能当庭履行判决的，可以考虑联合执行部门当场转执行立案，下发执行裁定，简化执行程序，协商确定分期履行协议，减少诉讼与执行的压力，提升案件审执率。对该部分案件出于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快速结案的考量，也可以在执行收费上予以适当下调，减少执行的附加价值，督促当事人快速履行义务。

原标题：《审级职能定位改革院长谈|山世增：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开辟解纷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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