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于国人“身体”的“改造”

20世纪上半段，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欠佳，辫发、缠足，不讲卫生，愚昧无知，其中自然少不了东方主义式的遐想与虚构，但我们自身也免不了自惭形秽。

于是，我们剃发放足、改观易服，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结连同对现代性的求索投注到身体和形象之上，只有改造身体才能改造个人，而只有改造个人才能改造国家和民族，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体在近代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充满教化权力的场域。

在李蓉编的《中国近现代身体研究读本》中，集中关注这段时期个人的身体中充满的各种话语的张力，清末民初的发式改造、军国民运动、女子缠足由美变丑的历程、中山装的流行、性话语的兴起等一系列围绕身体的话语开始产生。

台湾学者黄金鳞在其著作《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中，以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和空间化四个维度挖掘身体在近代中国的经历。其中身体的国家化是分析的重点，作者以出现在清末民初的系列国民改造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教育体制改变，来省察身体的国家化发展，如蔡锷牵头的军国民运动，用军事化与尚武改造国人孱弱的身体，而梁启超的《新民说》也是站在囯族竟存的立场上所进行的一次理想国民的整体塑造。

葛红兵与宋耕合作的《身体政治》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身体观念、阶级的身体、疾病的身体和身体的伦理学，在书中身体成了近代政治的场域，革命、解放、自由、文明的话语透过身体传达出来。

杨念群在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透过医疗史连接起了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传统，病人不仅是罹患疾病的身体，同时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制度内涵。

《教养身体的政治》同样可以放在这一脉络中，它所关注的是1934年至1949年国民党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后者同样将身体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对象，其实质与军国民、新民等论述有内在一致性。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始于1934年，蒋介石在2月至3月期间在南昌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主张“我们现在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饭’之中，就是要从‘蔬米布帛’‘家常便饭’做起，我们要有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就要从不乱吐痰做起。我们要提倡新生活，就可以从扣扣子做起”。7月1日，为了统一指导全国各地的运动，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任会长。

随后，蒋介石的心腹邓文仪起草《新生活运动纲要》，围绕着“规矩、清洁”对日常生活各项行为设置了一些极其具体、广泛、细小的规定，如衣服要整齐、帽子要戴正、不随地吐痰等等。

这一系列对身体规训同样带有民族主义的情结、国家化的策略等等，蒋介石在自己的演讲中不断提到，“我们中国何以至今不能和各国平等，也就是我们一般国民的智识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国民平等，赶不上他们”，中国国际地位的低劣被归咎于国民生活礼仪的鄙陋，不仅身体不如外国人强健，日常生活中举止动作的“不美”也引起了外国人的污蔑。

但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一局面，新生活运动不是简单地仿效近代西方的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相反这场运动却援引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礼义廉耻”的观念。

“这种文明做人的生活，本来是我们祖先向来所过的，不过最近因为社会的堕落、教育的腐败，一般国民将他固有的礼义廉耻忘掉了……现在我们提倡新生活，并不是勉强一般国民做特殊的‘洋派’生活，只要拿‘礼义廉耻’的道理，来指导他们，他们便自然会照着这礼义廉耻的德性去过生活的！”

在新生活运动中，屡有拿古代典故来解释其所提倡的身体观、社会观，如《论语》中的“洒扫应对……立身行道”，《礼记》中对个人清洁、饮食的论述，“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洗，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孺子早寝晏起，唯所欲，食无时”等。

总之，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一开始就充满矛盾，继承的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想要达到的结果却是一种西方人意义上的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而在此期间国共内战正酣，东三省几乎沦陷，对于国民党来说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夹缝中的新生活运动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毫不客气地对新生活运动加以批评，他的核心论点在于，生活礼仪的改良不能解决国民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新生活须知》中没有什么救国良方，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再有，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去促成生活习惯的改良远不如通过教育运动。此外中国的经济水准过低，缺乏提高道德的物质条件。简言之便是，在国难当中，即便开展政治秀，也不能靠文明吃饭。

新生活运动在胡适这里，成了蒋介石的政治秀，那我们不禁要问，通过这样一场运动，蒋介石得到了什么？在蒋公的新衣下面，又打的是什么算盘？

新生活运动与派系斗争

从新生活运动的结果来看，可以说蒋介石借由新生活运动塑造了自己“精神领袖”的形象，他用一种抽象化的策略，将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观念加入新生活运动，让自己站在一个文化道德的制高点，成功煽动了他的亲信各派系之间的竞争关系，来促使他们尽力向他效忠。

不仅如此，他还迫使其他竞争对手（西山派、改组派）对此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表态，迫使他们认为，与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不如亲自参加，并将他们拉入由自己掌握的运动体制之中。

当时，国民党虽然通过国民革命统一了全国，但在其内部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派系斗争，因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南京“党政中央”内部也分了拥蒋派（蒋介石心腹各系）和非蒋派（西山派、改组派），西山派主要由林森、居正、叶楚怆、戴季陶、邵元冲等，他们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路线，反对当时仍在广州的“中央党部”，改组派则主要有陈公博、顾孟余、汪精卫等，他们屡次策动地方军事势力举兵，企图由此夺取蒋介石的权力。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拥蒋派希望通过它改变原有的政治机构，因此拥蒋派积极组织各种活动，成立各种大会，选取理事，以此吸纳非蒋派的党政领袖。这引起了其他派别的紧张，但新生活运动看起来太政治正确了，他们很难表达对立的态度，非蒋派只能寄希望于限制它的范围，防止它获得、行驶实际权力来影响、改变原有统治体制。

“关于新生活运动应注重于感化及力行，不宜过度干涉，致起骚扰”，“组织应力求简单化，避免机关化，其他如处分须注重感化、教育、劝导，避免似行政之处分、司法之惩罚”，这些是从非蒋派那里常听到的声音，但在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的进程中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决议，交组织、宣传、民众运动三委员会及内政、教育两部，会拟新生活运动推行办法，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党部”正式承认了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利用行政力量将运动推行下去。

西山派和改组派尽管在理念和实际操作上与拥蒋派有异议，但还是积极参与了此次运动，汪精卫也认为，“规矩、清洁两项是新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共赴国难、共挽危亡的基本条件”，但汪精卫赞同的是通过新生活运动普及近代性身体美学与公共意识，对于依靠政治权力推进运动的方法，表现出很消极的态度，他所警惕的是把蒋介石推崇为倡导精神价值之“教主”的意图。

在地方上，新生活运动也对各省领导人形成压力。蒋介石的亲信在各省市力推新生活运动，使得一些地方的实力派人物也不得不采取措施表示呼应。其中尤其以山西的阎锡山为典型，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关系颇为微妙，阎锡山拥兵自重，俨然形成了地方割据。新生活运动后，各省市的呼应对于地方割据势力来说无疑形成某种心理压力，为此阎锡山不得不像北伐时期一样，对此表示呼应尽忠，以此确保自己的地盘。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四川，刘湘虽然很积极地承认运动的意义，但却一直以四川社会的落后性为借口，为新生活运动在该省的迟滞辩护，这背后其实是地方当局对“中央权力”渗透的警惕。因此我们看到蒋介石为拉拢川军，多次到四川督促新生活运动，使得四川的新生活运动看起来由中央、地方携手发起。

这么一轮运动下来，新生活运动仿佛星火燎原般扩大到全国各地，汪精卫和阎锡山等人的承认非常具有象征意义，蒋介石通过新生活运动获得了更高的威望，大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导致了对原有统治体质的改编。

如何评价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施行15年，之后国民党败退台湾，算是彻底销声匿迹。我们很难简单说，新生活运动是失败或是成功，蒋介石通过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而一些日常生活的规定确实有利地改善了当时的卫生条件，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新生活运动”涵盖了很多战时支援活动，如战地服务、伤病慰问、难民救济等等，它有着现实性的成效，但无论怎么说，新生活运动的行政性色彩过于浓厚，免不了出现形式主义的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阴奉阳违的反应并不少见，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中，宣传和口号显然走在了现实前面，过高的抽象主义和行政命令让运动脱离了大多数群众，因而一场“教养群众身体”的运动，似乎并没有将中国人民“教养”成具有近代性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的国民，其结果多少有些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