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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2021︱夏商考古：都有城，陵现壕，自是王朝气象

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22-06-17 10:14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新冠疫情持续，对2021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影响颇大。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继“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三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9位学者撰写“考古2021”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时刻，各类纪念活动不断。但疫情反反复复，田野考古工作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考古工作者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在一线，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夏商周考古在这一年内发现不少，但重要发现的时代并不均衡。以下就目力所及，略述个人管见，由于学力欠缺，错误难免，尚希方家指正。

归结起来，2021年夏商周考古工作的整体状况有三个特点：其一，广受各界关注的夏文化研究，在全力推动下，河南省与山西省的许多著名遗址重启工作，对历史遗留的学术问题重溯回望，开启了新征程；其二，各地商代遗存在本年度新发现极多，不少发现颠覆既往认识，拓展了研究时空；其三，虽然同时期小遗址工作较多，但都邑性遗址围绕平面布局展开的新工作显然更具成效。

陶寺遗址2021年度的工作继续围绕宫城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展开。本年度的工作重心是初步弄清了宫城内最大的宫殿建筑ⅠFJT3的规模、四至、堆积、年代、布局结构。该大型夯土基址平面大体为长方形，南北长约84米，东西宽76.5米，面积近6500平方米。基址南边线近中部的夯土向南延伸一段，疑似是其南门。基址之上发现有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等，结构复杂。如此庞大体量的夯土建筑基址，在我国史前夯土建筑中名列前茅。基址周围新发现的人头骨坑集中埋葬10个青壮年头骨，有的带有环椎，头骨上有明显的创伤孔。本年度大型夯土基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件铜璧形器，形似玉璧，带有两周28个小长形镂空，形制特殊，比较罕见。

陶寺铜璧形器

2021年的发掘，在瓦店遗址东南部发现有龙山时期城墙、壕沟类大型遗迹，方向呈西北-东南向，其中堆筑城墙始建于龙山文化晚期，历经了多次修补、修筑的过程。壕沟宽约35-40米，与城墙同时修建，可能晚至二里岗上层时期方完全废弃。在遗址东高岗，发现了有黄色垫土台的居址区。在遗址西北部发现有疑似水田，如果水田遗存确实，则是颍河上游龙山晚期的稻作农业遗存的重要发现。这将为理解二里头遗址水稻比例较高提供新的解释角度，也将为深入理解淮河上游粟稻兼有的栽培经济模式提供新的线索。

瓦店遗址新发现的墓葬

登封王城岗遗址在2021年的工作中，弄清了遗址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区的变化。大城内龙山文化晚期的居民集中围绕东北部，临近小城。二里头时期的居民星星点点地分散在大城中北部各处。二里冈时期的居民则建造了新的环壕聚落，在大城区域内广见分布。这一发现暗示，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王城岗遗址逐步衰败，一般居民围绕高等级遗迹聚居的空间分布模式逐步瓦解，夏王朝的区域政治中心也当从王城岗转出。二里冈阶段遗址新出现环壕聚落，当与新人群的移入有关。

二里头遗址在2020年度发现的线索基础上继续突破，在中心区原发现的“井”字形道路、“九宫格”式布局、宫殿区和作坊区外有围墙的基础上，新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自宫城西北、西南角分别向西延伸的长度都已经超过宫城的东西宽度，达400多米。道路的两侧多发现有与宫城南、北墙成一直线或平行的墙垣。“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已发现了3个区域围墙的拐角：宫城西南角、作坊区围墙西北角、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角。在作坊区以西区域发现了北墙和东墙。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宫殿区、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多个区域外侧，都有围墙，显示出遗址可能存在棋盘式的布局结构。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该有不同的等级或功能。二里头都邑分区而居、区外设墙的布局态势已经十分明确。不同区域内的人群的分工或有不同，但族属是否不同，尚需更多材料证实。

2021年二里头遗址的另一项重要突破是遗址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在祭祀区西侧的宫西路以西发现与制陶有关的遗存；在二里头遗址北缘可能存在一处新发现的绿松石加工作坊；在该绿松石作坊的西侧发现较完整的二里头文化二期陶窑。两处制陶作坊是二里头遗址60多年来首次发现的较为确定的制陶遗存，意义重大，填补了三代王都制陶作坊的空白。同时，在宫城西南角，还发现一处二里头四期晚段的制骨、角的作坊遗迹。

在宫城以西、以北发现制陶遗存，在二里头四期晚段一号宫殿近旁出现制骨作坊，如何理解它们与宫城以南的围垣作坊区的关系？如何理解二里头遗址在宫城出现以前和宫城即将废弃阶段的功能布局变化？在手工业生产本身以外，这些发现至关重要。

巩义稍柴遗址时隔多年后重启工作。在克服村内建筑占压、路面硬化等难题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遗址夏商时期遗迹分布区外围边缘地带，首次发现拐折明显的方形大型围沟，这对稍柴的性质和布局理解都是突破性的发现。在村南及东南发现了大片的墓葬区，虽然还未确定墓葬年代，但假若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则能补充二里头文化墓地缺乏的空白。

2021年商代考古无论是发现的种类还是分布的地域，都有拓展。在都邑性与地方中心聚落，围绕布局，新发现不断。在王朝控制范围的外围，新发现令人瞠目。

偃师商城在2021年的工作有重大突破。考古队先后发现了大城东西两侧的古河道，穿越小城和大城中南部的东西向大水道，在水道穿越城墙处发现了大城新西门和小城东门，在宫城外围发现了相关联通的排水沟渠等。这些水遗存年代有别，功能不同，共同构成了偃师商城的内外水系。水道与新发现的城门最为有趣的，是对偃师商城的平面布局复原认识产生新挑战。新发现毫无疑问极为重要，但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比如，目前的发现城墙及附属设施是否共识；东西城墙上的城门尚不能对应，东城墙是否还有城门未被发现；城内的道路网与城门关系如何复原；2019年以来新发现的仓储区和既往发现的不同功能区之间如何连接；城内是否还存在其他围垣或环壕功能区，都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偃师商城新发现的水道

小双桥遗址继续围绕“周勃墓”的大夯土基址进行工作。按照河南省2021年度考古工作汇报网络报导提供的图片可以推测，该夯土台基存在方形的基槽，而台基本身则可能在最初也是方形，并有分层。对于这一目前已知商代早期偏晚阶段形制最为复杂、体积庞大、现存高度最高的单体夯土基址，其性质引人深思。台基基槽内是否存在牺牲；台基上与周围是否有同时期相关的祭祀遗存；台基的攀登路径；顶部核心遗迹的确认，是解决该遗迹性质的关键，也当是小双桥遗址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小双桥夯土台基与基槽

大殷墟范围内的考古工作，2021年在洹北商城和西北岗王陵区的新工作可圈可点，而更具期待的突破则出现在传统认为的洹北商城和殷墟的外围区域。

洹北商城的工作仍然坚持围绕韩王度村北的手工业作坊区开展。在铸铜作坊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新的工作重点是与铸铜作坊相邻的制骨、制陶作坊。在总结当年铁三路制骨作坊、周原制骨作坊及沣西大原村制陶作坊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洹北制骨、制陶考古发掘模式以相对成熟的方式展开。对洹北商城时期的制骨与制陶工艺技术、操作链生产、手工业产品等有了十分清楚的认识。精细的工作模式下，发现洹北商城时期有独特的剥片式制骨取料方法及熟土区建窑技术，这为了解商代手工业生产不同的技术传承和生产模式，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可以说，洹北商城的成就，再一次无可辩驳地证明，没有精细的田野工作和实际的材料，空想的理论模型，永远只能停留在模型和模式之上，无法落地。而制骨与制陶作坊的发现，也提示研究者，洹北商城阶段，商都手工业生产中心十分集中，不同门类的作坊聚合一地，甚至有先后更替的倾向。在洹北商城城邑布局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现象，并与郑州商城、殷墟的城邑布局相比较，可能是下一步更具宏观但也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

陶家营遗址因基建发现。遗址在洹北商城城外以北，遗址总面积不大，2021年的发掘区位于遗址的西南部。该遗址有内、外双重环壕，当是洹北商城同时期的卫星聚落，各类遗迹十分齐全。遗址文化发展序列上接二里岗上层文化，与洹北商城的商文化紧密相联。所发现的墓地分作两排，与同时期的生活居址分隔，有一定距离。铜容器多打碎随葬，部分青铜兵器形制与殷墟常见形态有别。陶家营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启示研究者，在商代都城周围设置卫星城邑是常态，这也是了解商代管控模式和人群分布的重要线索，更是都邑布局研究不可缺失的部分。

陶家营洹北商城时期铜器墓

陶家营商墓铜戈

陶家营商墓铜刀

2021年殷墟遗址群围绕棚户区改建、基本建设的考古发现不断，但最堪称道甚至是改写认知的，无疑是王陵区的钻探发现。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对王陵区外围进行了专门的勘探，发现在王陵区的东区和西区皆有可以围合的环壕。王陵区东部的围壕完全闭合，王陵西区的围壕截止2021年底已发现北、东、南三面。王陵区东部围壕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近正方形。沟宽不一，口部最宽处超过10米。在围壕的西段中部、南段中部各有一个缺口，当为围合区域的门道。王陵西区围壕围绕在王陵西区的大墓三面，深度与东围沟相近，东段中部发现一个缺口与东区围壕的西段缺口相对，两门当相对而设。新发现的460余座祭祀坑，部分区域密集成排，主要集中于王陵东区的围壕东部内外。这与既往祭祀坑多见于王陵东区，罕见于王陵西区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本次勘探的祭祀坑类遗存也有惊喜，在王陵西区围壕的东南角外发现有较大的方坑和超过20米长的长方形坑。后者的长度引人遐想，是否会有类似M1136-1137一类的特殊器物坑或殉牲坑，值得期待。

王陵区围壕的发现，也让我们对三代王陵布局制度的起源以及特征探索，终于得以窥见一丝光亮。既往周公庙东一爪大墓外围的陵墙发现时，大家对其制度源头无法判断，对“独立陵园制”的起源更是判断过晚。而今侯家庄王陵围壕的发现，无疑说明至迟在商代晚期，王陵即有独立陵园，且有附属祭祀坑，甚至陪葬坑、陪葬墓，制度已然十分成熟。这为今后上溯寻找早商乃至夏代王陵，下探追寻西周王陵，都提供了重要的指示性线索。

侯家庄王陵区钻探发现的围壕

晚商时期殷墟的另一重要发现，是殷墟遗址区南部边缘的邵家棚遗址。该遗址遗迹分布密集，保存较完整，种类也很多样。遗址开始于殷墟三期，止于殷墟四期晚段，特别是殷墟四期是其繁荣时期。“中”字形墓道大墓，日字形布局的前后进四合院，修建考究、房基前铺有木板的台阶、房基内墙的装饰遗存的建筑，对于研究殷墟遗址的范围、布局和殷墟外围区域的扩展、人群的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遗址的繁盛时代在殷墟四期，这对重新审视商末周初乃至商周鼎革，都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在王都以外，商代遗存的发现也可圈可点。

在周原，岐山王家嘴地点首次发现了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为认定周原遗址先周时期聚落性质提供关键材料。新发现的大建筑位于王家嘴村北，东西宽38米，南北长约58米，总面积逾2200平方米。2021年已揭露了南半部可知建筑由正堂、东西厢房、前后庭院、附属建筑组成。夯土地基下压京当型晚期灰坑，上被先周晚期小型墓葬打破，东南角亦被先周灰坑打破，前后庭院里还埋有6座先周晚期小墓。据此，建筑年代上限不早于京当型晚期，下限不晚于先周文化晚期。该建筑是周原遗址首次发现的先周时期大型建筑，规模之大、形制之清楚，皆为先周时期之最。钻探还发现，王家嘴一带还发现有大面积的夯土，这些发现都为确定周原遗址性质，探寻古公亶父所迁之“岐”的核心区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岐山王家嘴先周时期建筑

长江流域上中游商时期的考古工作，在本年度可圈可点。

江汉平原早商时期的中心盘龙城城址以南的王家嘴，联合考古队利用冬春枯水期，在该地点发现一处保存较好的居址区。所发现的小型房屋布局井然有序，多以纯净的黄土和红土垒砌，建筑建造考究。这一发现为理解盘龙城城址外的聚落布局和微观社区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本次发掘还发现盘龙城偏早阶段的遗存，结合近些年盘龙城环境与景观考古的成果，为盘龙城建城选址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也为探索北方人群南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上游的三星堆在2021年内无疑是全国公众的焦点。无论是两次发掘直播，还是各类媒体各种角度的报导，甚至于与之相关的课题开题学术研讨会也采取了B站直播，堪称公众考古的现象级事件。在繁花背后，相关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三星堆的发现进行了讲解。这些已为大众熟知，不再鹦鹉学舌。

对三星堆的新发现，我想强调的有如下四点：第一，三星堆祭祀坑的新发现，器物固然重要，但从学术意义上说，祭祀坑旁的相关建筑更值得关注，倘所发现的器物皆是该建筑既往陈设，则“庙”内青铜祭器以碎器方式埋藏于坑底，其上铺象牙，再填灰烬的埋藏方式，表明这是井井有条的统一且有意识的行为，不似亡国之际仓惶为之。第二，所发现的器物，来源庞杂，可能也非一代人的财富，而是累世之珍藏。同时，大象生活特性使然，象群公象数目有限，不同象群又需有领地区分。如此多的象牙要么是从不同地区汇聚而来，或许就是累世经营积累。第三，六个祭祀坑超过200个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埋藏时间集中在公元前1200-前1000之间，除个别坑外，埋藏行为很可能是一次性的。第四，新发现的人像有与金沙遗址相同或相似的。重宝万千，“几世几年，一旦不能有”，一朝填埋，却“亦不甚惜”。若三星堆-金沙为统一文化，除非二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宗教改革”），否则，三星堆人群迁移至金沙却不携宗庙重器，安定后也不返回广汉故都取回国之重宝，是很难理解的。

在三星堆祭祀坑中与广义商文化关系最接近的器类是各类尊、罍，各位学者也往往会提及其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尊、罍的关系，其中洞庭湖东岸的岳阳鲂鱼山铜尊经常被拿来比较。2021年冬，在距离鲂鱼山很近的汨罗屈子祠镇，在修路时偶然发现了一觥一壶两件铜器。贯耳铜壶器型常见于中原，但铜觥形体巨大，颇似妇好墓所见的象牙杯，是罕见的器物。两器出土后迅速引起广泛关注。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循此线索，在铜器出土地点以北约1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商代2处居住址和黑鱼岭墓地。勘探表明，黑鱼岭墓地规模应达数万平米。在不大的发掘区内发掘了25座商代墓葬。这批墓葬方向相近，皆为近南北向的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最大的一座长边超过10米、宽超过2.5米。除几座规模较大、墓室保存稍深的墓葬发现有生土二层台和独木棺外，其余墓室未见其他遗迹现象。这批墓葬多有随葬品，但基本都为陶器，个别或有原始瓷罐或硬陶瓿，仅有一座墓葬还随葬矛、刀等铜器，却都不见随葬青铜容器。发掘者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前后，这与施工发现的铜容器年代可以吻合。

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与商周时期的所谓越人墓地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当属“百越”系统人群的墓葬。若将之与两广地区的增城浮扶岭等商周之际墓地相比，的确有一定的共性，但窄长的墓葬形制却又地域特色鲜明。若该墓地与出土铜器的使用者为同一人群，似乎可以说明，在晚商时期的南中国，中原商文化的尊、罍、瓿可为百越乃至蜀地先民所接受，并成为其礼制或者信仰的组成部分，却普遍不用于丧葬。这些器物的生产者可能不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在长江流域某地可能有一专门为南中国土著人群生产大型铜容器的地区或族群，但这一生产地目前尚未能发现，或并不使用同类器物，其生产行为类似“定制”。上述猜想，尚待未来的实证证明或者证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