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1︱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邺洛恒蕴蓄，建康见新寺

【编者按】新冠疫情持续，对2021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影响颇大。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继“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三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9位学者撰写“考古2021”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过去的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了诞生100周年庆典。2021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由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中国文物报社评选出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涉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入选发现有6项：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及磁县北朝墓群、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在秦汉至明清时期的考古发现（共37项）中约占1/6，而被列入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各省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更是不在少数。10月26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其中属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遗址有9处：邺城遗址、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高句丽遗址（凤凰山山城、洞沟古墓群等）、三燕龙城遗址、南朝陵墓群、汉魏洛阳城、邙山陵墓群、统万城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交河故城。从上述两项重要评选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考古在中国现代考古学中占据着颇为重要的地位，作为大遗址典型代表的邺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高句丽遗址等及其从属陵墓群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无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按照考古发现的类别，以下从三个方面分别综述2021年度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概况。

都市与礼制建筑

都城考古的重要发现主要集中于河南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和河北临漳东魏北齐邺城遗址，地方城市如路县故城、章安故城等亦有新发现，此外坝顶祭祀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

汉魏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处。接续前一年度，本年度的工作重点集中于宫城2号殿址（显阳殿）和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遗址。宫城2号殿址位于宫城正殿太极殿北侧，2020年揭露出该殿址夯土台基的东半部，并在台基外侧发现包砖、散水等遗迹。2021年着力发掘了殿址周边的附属建筑，尤其是对宫院外围建筑遗迹进行了勘察，初步勾勒出该殿址所属宫院的大致轮廓和建筑结构。通过对台基夯土的解剖，不仅确认了殿址始建于魏晋时期，北魏、北周改建沿用，同时也具体了解了台基夯土的建筑结构和营造次序。近年对宫城2号殿址及其附属宫院的持续发掘，进一步丰富了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布局和文化内涵研究。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遗址是汉魏洛阳城内城北侧的东西向大道，从宫城中部穿过，贯穿东、西宫门。2021年度的发掘集中于宫城内及东、西宫门遗址，重点发掘了宫城西墙上的千秋门遗址，发掘显示：千秋门遗址大致分为北阙台、门址和门址内侧院落3个部分。为解决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和2号殿宫院的关系，在宫城内布设了两条探沟，发现了与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转折衔接的建筑遗迹（永巷）。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在进入千秋门以后应该有向北转折再向东的遗迹，说明此处大道和“永巷”合并为一条道路，并有意识的避开了南侧的2号殿宫院。“永巷”遗迹作为宫城中前朝和后寝的重要分界线，对于深入理解北魏宫城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意义重大。

北魏洛阳城千秋门遗址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以探索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平面布局为学术目的，邺城考古队于2021年度继续对宫城区北部进行了勘探与发掘，重点围绕206号大殿西侧附属建筑及其北侧209号大殿展开。经解剖，确认了206号大殿西侧廊房的基础结构，其建筑形式与2017年发掘的东侧廊房一致，中间为跨度4.5米左右的房间，两侧为跨度2.2米左右的廊道。该廊房南北向延伸，北侧与206号大殿北侧的复廊连通，廊房的柱网结构及廊房外侧的砖铺散水、排水沟及隔墙等遗迹现象清晰。209号大殿座北朝南，北距206号大殿约30米，经初步发掘确认，台基东西面阔约42米，南北进深33.6米，台基周围残存约2.4米宽的砖铺散水。台基东侧偏南处有一间连廊，与东侧附属廊房连通。廊房呈南北走向，东西跨度11.7米，表面残存排列整齐的础石破坏坑，其西侧设有砖砌排水沟。209号大殿东侧廊房向南与206号大殿北侧复廊相连，与206号东侧廊房亦相互贯通。发掘出土遗物以各类建筑材料为主，包括础石残块及黑灰压光的板瓦、筒瓦和莲花纹瓦当，戳记瓦件也有较多发现。宫城区206号大殿西侧附属建筑的解剖和北侧209号大殿的局部揭露，对于深入了解东魏北齐邺城宫城中轴线北部建筑分布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化宫城布局研究积累了新的资料，也积极推动了邺城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

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北部206及209号大殿

为配合南京城市建设，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近年来在六朝建康城遗址范围内如利济巷、评事街、西街等处陆续取得了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为六朝建康城布局研究不断丰富着新材料。2020年12月至2021年8月，在利济巷2号东侧地块发掘发现六朝时期灰坑、水井和道路等遗迹，出土青瓷碗、盘、盒以及莲花瓦当等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道路L1。该条道路方向约125゜，长18、宽5-8、厚0.32米，路面有数十道车辙，路侧砖沟用砖端面模印阳文反书“同夏善柱”、“同夏黄琴”、“善柱”。发掘者认为该路与宫城中轴线方向垂直，保存较好，时代不晚于南朝，或与宫城东西重要城门相通。

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西北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北部，由城址、城郊遗址区和城外墓葬区等部分组成，作为县级治所自西汉延续至隋唐初年。9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城址外南部清理发现一处埋藏坑，该坑平面近圆形，口大底小，坑内放置一件带盖大铁罐。铁罐内分三层较为规整地放置着94件（套）铁器、15件铜器和2件石砚板，其中上层主要有铁镜、铁甲片、铁烛台等，中层主要是铁凿、铁釜、铁铲等农具和铜镜、铜铃、铜熨斗等，下层主要为铁权、铁环、铁钉、铁削刀、铜砝码等。这是路县故城遗址乃至北京地区首次考古发现的最大规模的魏晋北朝时期窖藏，对于认识城郊遗址区具体功能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生产操作均具有重要价值。

章安故城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发掘发现的重要遗迹包括：六朝房址2组、道路及河道各2条，出土遗物251件，具体可分为建筑材料及生活用品两大类，砖侧可见“宋元嘉五年九月作”、“太康九（年）”、“普通”、“（大）通元年八月”等纪年铭文。此次发掘揭露的两组房址规模大、房间多、建筑材料考究，推测应为高等级官署建筑，其北侧发现的东西向道路及平行的河道遗迹，有可能是官署建筑的边界。综合来看，发掘所见建筑遗迹的存废年代约为东汉至北宋初期，与文献记载的章安故城基本一致，实证了章安街道回浦村长嘉屿山南面区域为临海郡郡治章安故城所在地的推论。作为汉唐时期东南沿海最重要的、以旷野形态存在的港口城市遗址，对章安故城的更多认识还有待于更为系统深入的考古工作。

坝顶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部的武川县大青山蜈蚣坝顶部。经过2019至2021年的持续考古发掘，基本确认了遗址的形制结构，自内而外由内室、内壕、内壝、外壝、外壕等五部分组成。2021年度的发掘区位于遗址东部，清理了内壕、内壝、外壝和外壕局部，并继续对内室内部作了清理，出土遗迹可分为下层祭祀坑、中层北魏祭祀遗址和上层北齐遗存等三个时期。下层祭祀坑发现4座，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依据叠压关系看均早于中层北魏祭祀建筑，部分坑壁树立对称的木柱，坑内出土大量骨器、石器和兽骨等。该类遗存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派遣大臣李敞赴嘎仙洞祭祖的习俗相类似，《魏书》卷一百八《礼志》记载有“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从北魏祭祀建筑遗存之上出土的北齐“常平五铢”铜钱及刻划有“广纳戍”文字的陶盆等遗物来看，该建筑在北齐时期曾被作为广纳戍的前哨营地短暂使用。坝顶遗址的圆形建筑结构、内室内部内方外圆并围以九室的分隔空间、外圈围有双壕和双壝等特征，融合了汉魏以来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的特征，具有明显的祭祀功能。

此外，江苏无锡江阴港欣六朝-唐宋遗址、寺头六朝建筑基址、镇江铁瓮城西门遗址、徐州文庙地下城遗址、邳州蒋庄汉晋时期聚落遗址、溧阳古县遗址等处亦有新的发现。

墓葬

本年度墓葬发现较多，时代上从三国到北朝均有发现，分布地区也较为广泛，其中以咸阳洪渎原墓群的发现最为突出。

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发掘战国至明清时期古墓葬3648座，其中西晋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至隋唐公共墓地1处、北朝隋唐墓园77座。该地点位于汉、唐长安城北的洪渎原之上，是当时除陪葬帝陵外等级最高的葬地，埋葬的墓主多数系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并见诸史籍。综合来看，咸阳洪渎原上发现的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流行成排分布的家族墓地，不设围沟兆域，相互之间以地域空间作为分隔。北朝隋唐墓葬中有纪年的墓葬多达23座，这些墓葬以围沟兆域为特征，墓园规划整齐、互不影响，由单人墓葬、夫妇合葬或夫妇同茔异穴合葬发展为子祔父葬，直至孙辈归葬祖茔，显示出围沟兆域和家族墓园在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重要地位。墓园内1座墓葬居多，是围沟兆域墓中最常见的形式，如北周宇文韪墓、羽真琳墓、隋修北周梁㙜墓、隋修杨盛暨妻李氏墓、隋元景超夫妇墓、赵表墓、杨义臣墓等。墓园内有2座以上墓葬的，为子祔父、祖葬，如北周若口引德墓（2座墓）等。洪渎原墓群汇集了秦咸阳城、西汉至北周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宋代以后的咸阳城及其周边县城居民的墓葬，是一处跨时长达2200年的“集中公墓”，由于地处京畿、墓主身份普遍较高，代表性强，对于中古时期墓葬制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咸阳洪渎原墓葬群的考古发现不仅入选了第二届（2021年）“陕西重要考古新发现”，还入围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

咸阳洪渎原布里墓地西晋家族墓

咸阳洪渎原西蒋墓地北魏土雕人像

为配合大同市上华琚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智家堡村西北部清理北魏墓葬67座，发现了大同市目前惟一一座浮雕彩绘带前廊的仿木石椁墓（M57）。该墓坐北朝南，由长斜坡墓道、2个过洞、1个天井、2个壁龛和墓室等部分组成。石椁位于墓室中央偏北处，东西面宽约3.3、南北进深约1.8米。石椁为仿木构房型，单檐悬山顶，两面坡，前廊后室，面阔三间，明间开门洞、无门。据明间西廊柱刻铭可知，墓葬年代为北魏太安二年（456），墓主人为陵江将军、扶风太守吕续。

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门、石椁

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北京市密云区季庄村抢救性发掘一座西晋墓葬，为带墓道前后双室砖室墓，出土陶罐、陶琬、陶钵、铜镜、铜弩机、金手镯等遗物。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在济南市莱芜区口镇街道里村西墓地发掘发现汉末至魏晋时期墓葬11座，包括砖室墓、砖椁墓、石椁墓、土坑墓和石室墓等，出土陶罐、陶壶、铜镜和铜钱等遗物。

东晋蔡氏家族墓地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上梅墓村村北、栖霞山东南侧，2021年3月至6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共清理墓葬7座，其中东晋时期砖室墓3座。这3座墓葬均为凸字形单室券顶墓，出土有青瓷碗、盏、陶凭几、陶饼、陶盘、滑石猪、墓志砖等。墓葬虽多经盗扰，但墓志砖位置明确，尤其是M2共出土六块墓志砖：一块位于墓室内，封门外两侧各一块，封门上三块。据M2墓砖铭文“济阳郡圉县蔡盱字仲舒”、“夫人琅琊郡临沂县王氏字邵子”和M3墓砖铭文“济阳郡圉县蔡台字道祖”，可以确定该墓群墓主人为蔡氏家族。1966年附近曾发掘东晋蔡冰墓，出土墓志砖砖文：“济阳圉蔡冰字道坚”。济阳蔡氏墓地为近年来首次发现，是南京地区继“王、谢、颜、温、高”等世家大族以外的又一重要发现，为研究济阳蔡氏世系、士族间的联姻、门阀政治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3至7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江宁区小李家村北清理发现南朝时期砖室墓3座和沟1条，墓葬位于胡芦山南侧缓坡地带，除M2保存略好外，余均破坏严重。M2平面呈凸字形，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甬道内残存半圆形石质门楣，墓室后壁呈半圆形外弧，墓葬底部设有较为完备的排水设施，墓室四壁以模印花纹砖砌成，内容包括莲花和菱形网格组合纹饰、钱纹等，端面模印“张”字，出土石祭台、石帐座、陶俑、陶碗、金饰件和铜钱等，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测其时代约为南朝中晚期。G1平面大致呈U形，分布墓葬西侧、南侧和东侧，向西北延伸至水塘，发掘显示该沟可能为上述3座墓的兆沟。该墓地所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其南侧约1.6公里处分布有初宁陵石刻，北侧是六朝陵墓重点埋藏区，多年来已发现多座萧梁时期宗室贵族墓。此次发现的3座墓葬虽破坏严重，但排列有序、规格较高，应为家族墓，推测与萧梁宗室有关。

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雨花台区西善桥刘家村地块清理古代墓葬47座，其中有两座六朝时期墓葬（M9和M41）。两墓均为竖穴土坑单砖室墓，出土陶器、青瓷器、石器等各类遗物20余件，为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研究丰富了资料。特别值得强调的是M41规模较大，墓葬总长达9.6米，墓中出土石龟趺墓志，随葬石俑、石马、石榻、石凭几、石仓等石质明器，显示出较高的墓葬等级。

为配合扬州市化工园区基本建设，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F2地块清理发现砖室墓1座，出土铜、铁、陶、瓷、石等各类遗物25件（套），据出土砖铭知墓葬年代为西晋“元康七年”，是扬州地区发现的少数有明确纪年的西晋墓。

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为配合孔望书苑二期小区项目建设，徐州博物馆、连云港市博物馆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朐阳街道孔望山村南侧台地上发掘发现魏晋时期墓葬18座。其中M64为竖穴土坑砖室墓，前室较小、方形、盝顶，西侧有长方形砖砌方台，后室呈长方形、券顶，因盗扰仅发现网格纹印纹硬陶罐、铜镜和铜钱等。

东晋徐氏墓地位于浙江丽水云和县白龙山街道黄水碓村，清理发现单室砖室墓7座，出土青瓷器、铜镜、铜印、铁刀具等各类随葬品32件。该墓群布局较为规整，据出土随葬品及纪年墓砖铭推测应为东晋成帝至穆帝（公元325-361年）时期徐氏家族墓。本次发掘是浙西南地区首次发现有大量文字信息的纪年墓葬，对研究云和徐氏家族以及汉六朝时期浙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丧葬习俗等都均具有重要价值。

摘帽山墓地位于浙江安吉孝丰镇安吉古城西南，清理汉六朝墓葬125座，其中砖室墓104座，包括80座券顶单室墓、4座穹窿顶单室墓和20座双室墓，主体年代为东汉晚期至孙吴时期，少量为晋代。发掘出土随葬品800余件，以硬陶器为主，另有少量釉陶、泥质陶和瓷器，及铁、铜和玉石器，实用器主要包括罍、罐、壶、钵，明器有灶和水井等。摘帽山墓地依托自然山体而建，背山面水、布局规整、分区明确，是一处有规划的家族墓地。安吉县于东汉末年在故鄣县南部建制，而摘帽山墓葬群的时代和地理位置恰与之契合，且周边新发现了多处规模较大的汉六朝墓葬群，为寻找最早的安吉县治提供了线索，对于理解汉六朝时期墓地与城市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浙江绍兴发现多处六朝时期墓地。栖凫遗址清理西晋至南朝墓37座，出土陶、瓷、铜、银、玉、石等各类随葬品168件，其中M5为西晋晚期纪年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联合村墓群清理墓葬43座，以汉代及六朝墓葬为主，出土器物共200余件，主要有原始瓷器、印纹硬陶、高温釉陶、青瓷器、铜镜、铁刀等。鸾宝山墓群清理墓葬55座，以六朝及唐宋墓居多，出土各类随葬品68件（组），其中M3、M26结构完整、规模宏大，是绍兴地区罕见的纪年明确的大型西晋墓。上述考古发现为绍兴地区战国至六朝墓葬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多座西晋纪年墓具有年代标尺意义。

湖南益阳市大海塘墓群发现1座东汉晚至三国孙吴时期的土坑洞室墓，与同时期本地人群葬俗差异较大，推测墓主为北方迁徙过来的外来人群。湘南地区五里坪墓群发掘44座墓葬，有六朝墓葬1座，出土青瓷盘口壶、盏等。渡头墓群发掘7座墓葬，有西晋砖室墓1座，出土陶瓷器有六系罐、钵等。黄泥塘墓群发掘11座墓葬和1座房址，其中东晋至南朝时期砖室墓6座，出土青瓷四系盘口壶、“永和三年”、“义熙十年”纪年砖等。

黑房子崖墓群位于重庆市高新区金凤镇海兰村，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抢救性清理东汉至六朝墓葬17座。据发掘了解到该墓群分布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为深入研究川渝地区东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文化增加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重庆黑房子崖墓群

此外，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江苏南京江宁汇通路、常州南杨村、丹阳生命产业园、句容华阳南路、徐州云东文化街区、连云港海州体育馆二期地块等处均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发现，但未见详细报道。

佛教遗迹

佛教遗迹向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河北临漳、江苏南京、山西大同、山东博兴、吉林珲春等处的佛寺发现有遍地开花之势，为这一时期佛教考古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除前述宫城区的工作以外，邺城考古队自2002年以来始终围绕“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范围和平面布局”课题，对邺南城东南区域开展持续性勘探与发掘工作。核桃园北齐佛寺（北齐大庄严寺）位于东魏北齐邺城中轴线东侧，其核心区由一列处于同一轴线、南北向分布的五座建筑基址组成，经多年持续工作目前已确认了自南向北依次分布的1号塔基、5号门址、2号佛殿、3号佛殿以及8号复廊等建筑遗存。2021年接续上一年度工作，重点揭露了位于2号大殿西侧约90米处的9号建筑基址，经发掘确认该处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早于9号建筑基址，仅可辨识出数道纵横交错的瓦墙。晚期遗存即9号建筑基址，其主体为一东西跨度约17米，南北延伸30余米的大型建筑，外侧有包砖、散水及竖直瓦片砌筑的甬道。在台基北侧发现多道瓦片与砖混砌的甬道，路面两侧竖立摆放整齐的瓦片，中间为平铺砖面，其中紧贴建筑基址北侧的甬道可能与6号廊房相连。9号建筑西北面还发现一组房屋，南北向延伸，发掘出三间，结构相同，均为正方形，每间宽4米左右，房屋间有隔墙和础石坑残痕，入口处的瓦片路与9号建筑北侧甬道连通。出土遗物以各类黑灰压光的砖、板瓦、筒瓦、莲花瓦当类建筑材料为主，亦发现少量琉璃瓦件。9号建筑基址及其周边应属于寺院轴线西侧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具体属性尚有待进一步工作确认。核桃园北齐佛寺2号大殿西侧建筑遗存的发掘为探寻佛寺范围和平面布局打开了新的局面，亦为邺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核桃园北齐佛寺节点提供了新的基础依据。

邺城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9号建筑局部

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石子冈西北段，西临长江故道、东北望六朝建康城。2019年至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持续发掘，完整揭露出佛寺的佛塔、佛殿、山门及其附属的连廊等遗迹。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

1号佛殿位于最北侧，平面呈长方形，据已发掘部分推测东西面宽45.4米、南北进深超过21米。台基表面残存两排磉墩，经解剖确认均存在二次夯筑的迹象。2号佛塔居中，由地上夯土台基、周边附属设施及地下夯土基槽等部分组成。地上夯土台基平面近方形，边长18米，台基四面正中设踏道，东侧保存较好，长2.8、宽2.1米。地下夯土基槽平面亦近方形，边长22.3-22.8米、深1.95米，以黄土夹卵石夯筑而成。夯土台基中心发现与舍利瘗埋相关的长方形竖穴土圹遗迹，在坑底发现石函一件，其上用夯土分层夯筑封护，每层均可见大量铜钱等供养物。石函由底座、中腰、顶盖三部分组成，外边长0.88、高0.78米，内径0.56、高0.4米。夯土中出土的铜钱以刘宋元嘉四铢为最晚，发掘者据此推测佛塔舍利函瘗埋年代应不早于刘宋元嘉年间。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2号佛塔

3号山门位于最南侧，面宽约17、进深约10.7米，中间设有隔墙。1号佛殿和3号山门两侧均设有连廊，佛殿两侧连廊进深略宽，约5.4米；山门两侧连廊进深略窄，约4.5米。遗址中出土大量具有鲜明特征的泥塑和鎏金佛教造像残件、莲花纹瓦当、筒瓦和大型石柱础等建筑构件、以及金、玉石和玻璃等各种质地的供养品。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出土造像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出土各类供养品

该遗址是南京乃至南方地区首次较为完整揭露出的佛寺遗迹，其结构完整、布局清晰，为探索南朝佛寺布局、建筑规制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佛塔基础中发现的长方形竖穴土圹式遗迹形制特殊，为以往所未见，为舍利瘗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该项目同时入围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发现）”终评。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古城东北隅二十四校斜对面的民居改造中发掘揭露出一座北魏建筑台基。台基残存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南北长41米，因东侧延伸出发掘区，故东西发掘宽34米，台基南、西、北三面居中部位各有踏道一条。发掘出土遗物以具有典型北魏特征的筒瓦、板瓦、瓦当（富贵万岁、莲花化生）、青石望柱等建筑构件和彩绘泥塑佛教造像为主，彩绘泥塑佛教造像集中出土于建筑基址北侧和南侧踏道处。据发掘情况分析，该建筑基址应为一边长约40米的正方形塔基，四面正中设踏道，与方山思远佛寺和洛阳永宁寺相似。该遗址是大同古城内发现的第一处北魏建筑遗迹，且位于北魏平城中轴线附近，出土遗物数量众多、制作精美，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龙华寺遗址位于山东博兴县北10公里处。2018至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博兴县博物馆对勘探发现的四号夯土台基进行了全面揭露发掘，发现并确定北朝至隋唐时期佛寺基址一座，清理造像坑4个、铁器窖藏1个、铜钱窖藏2个、水井2眼。寺院遗迹可分三期，早期寺院由北侧讲堂、南侧大殿和院落组成，南部山门外还有活动广场。中期寺院由北侧讲堂、东西配殿、廊庑、南侧大殿、山门等部分组成，其中东配殿基址夯土里发现一摞三串共287枚隋代宽缘五铢，讲堂东侧廊庑北侧发现一瓷罐约3100枚宽缘五铢，据此可知东中期寺院的建造和使用年代应不早于隋。晚期寺院借用中期台基，基本布局同中期，据其上叠压地层出土物判断，晚期寺院的破坏年代不晚于唐代中期。发掘者认为，中期隋代寺院在前朝因火烧毁的寺院基础上修建而成，规模较大，与龙华碑所记龙华寺相吻合，只是塔基还有待寻找。发掘出土的众多精美造像特别是锡造像增加了佛像种类，造像题记和碑刻的发现对于探索研究龙华寺具有重要基址。

古城村1号寺、2号寺位于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东侧，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冲积平原，遗址西侧约100米即唐代渤海国时期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东京八连城。自2016年以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古城村1号寺和2号寺进行了持续考古发掘。其中1号寺破坏严重，建筑布局与结构不明，仅能根据出土建筑构件和佛教造像确认遗址性质为佛寺。2号寺存在早、晚两期遗存，其中早期部分在晚期营建过程中受到较大，仅余墙体基槽和建筑台基。2号寺晚期遗存保存较好，布局完整，已发掘揭露出佛塔、佛堂、禅房、僧房等5处建筑台基，出土佛教造像、建筑构件及壁画残片等各类遗物近万件。据发掘者判断，2号寺早期遗存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渤海国早期，晚期遗存的营建则始于渤海国中晚期，废弃于渤海国灭亡之际。上述1号寺虽保存不好，但仍为探索东北地区早期地面佛寺形制布局提供了线索，出土的石造像与北朝晚期至隋代中原地区佛教造像形式、题材趋同，又与高句丽、百济佛像存在一定共性，为佛教自中原向东北地区的传播与影响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上述年度工作盘点主要依赖于《中国文物报》、中国考古网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各省考古学会、考古研究所年度田野工作汇报的网络报道。笔者目力有限，信息盘点难免挂一漏万，故此尚祈广大读者海涵！此外，因相关报道大多较为简略，如有理解不当甚或曲解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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