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1︱旧石器考古：高原石斧证新识，地书遗存丰序列

【编者按】新冠疫情持续，对2021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影响颇大。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继“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三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9位学者撰写“考古2021”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而在此之前的1920年6月，桑志华在甘肃庆阳的黄土地层中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已经拉开了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序幕。百年历史的年轻学科奋力追溯上百万年的古老历史，中华大地上人类演化足迹日渐清晰。百年光环下，旧石器考古人的追索尤其值得铭刻。

重学术、设课题、新发现

复原各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和多样化发展过程，是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最基础的长期工作，由此衍生出的各项课题，旧石器相关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稳步实施，收获一系列重大发现。

四川省近年旧石器考古重大发现层出迭现，从高原到盆地，新发现、新认识多点开花。川西高原近年通过持续系统的工作，在高海拔地区发现数量丰富的旧石器遗址，其中稻城皮洛遗址为迄今青藏高原发现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堆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包含三期文化：以砍砸器、重型刮削器为主的砾石石器组合；手斧工业（阿舍利技术体系）；以小型两面器和小尖状器为特色的小型石片石器。特别是手斧工业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该发现将有力推动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早期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能力和探索东亚手斧的分布与源流、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研究。

稻城皮洛遗址

稻城皮洛遗址出土的来自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刮削器

高原之下的四川盆地简阳龙娅遗址也发现了似阿舍利技术的遗存，为探索沱江流域以及四川盆地的早期人类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成都平原腹地的眉山坛罐山遗址将古人类在此区域的活动推进至中更新世中期，是平原内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第一处南方砾石石器工业遗址，也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最早的旧石器遗存。

山东地区之前的旧石器发现颇丰但缺乏清晰的年代序列。临沂跋山遗址包含多个连续的文化层位，主要文化层距今5-7万年，出土丰富的古人类遗物遗迹，磨制的锥形器、铲形器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磨制骨器。该发现对于建立我国东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序列，论证中国-东亚人类的连续演化，研究当时人类的技术特点、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背景，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

河南鲁山仙人洞遗址发现极为珍贵的人骨化石，距今约3.2万年，是目前河南省已知年代最早的早期现代人化石。石制品体现的文化面貌属中国北方传统石片工业范畴。该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东亚早期现代人群的演化过程和特点，分析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发展和当时人类的文化特点、适应生存方式和古环境背景，解决有关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相关争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和信息。

鲁山仙人洞遗址位置示意图

鲁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部分人类头骨化石

本年度旧石器考古资料的披露，逐步完善着我们对各地区旧石器文化框架和序列的认识。

东北是我国近年来旧石器发现最持续、丰富的地区之一，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均有大量新发现，黑龙江东宁新发现旧石器地点数十处，存在多种石器技术风格。吉林长白山地区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发现颇丰，近年披露了旧、新石器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品遗存，含石片石器、石叶、细石叶等技术特征。

新疆哈密七角井遗址发现了含细石器遗存的确切地层，距今约1.1万年，为讨论新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天津地区自2005年填补旧石器空白以来，陆续有新的发现，迄今已发现旧石器地点数十处。河北泥河湾盆地新发现距今约10万年的遗存，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5阶段，为探讨末次间冰期人类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乌兰木伦河流域也新发现了有确切地层的地点。

山西丁村、下川两处重要遗址群均取得新认识。丁村遗址群洞门遗址在马兰黄土层（L1）、棕红色古土壤层（S1）中均发现石制品，丰富了该地区遗址的埋藏类型和时代跨度。下川遗址富益河圪梁地点以石核石片技术为主，丰富了下川文化的认知。运城盆地的离石黄土和马兰黄土中均发现石制品，以石核-石片技术为主，年代属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山东宁阳汶、泗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片石器和细石叶石器两种类型，丰富了山东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内涵。安徽巢湖裕溪河流域再次调查新发现旧石器地点，其中1件石英砂岩细石核引人关注。

下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

丹江口库区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展了持续的旧石器考古工作，近年河南淅川境内的抢救性发掘获取丰富的文化遗物，年代跨度大，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南北石器主工业特征均有发现。相邻的西峡地区，也调查新发现十余处具有小石器文化传统的旧石器地点，推测年代晚更新世早期。与此同时，汉水下游也并非旧石器空白区，系统调查确认并新发现了一批旧石器地点，既有不同类型的砾石工业，也有石片石器工业，年代涵盖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百色盆地因发现丰富的阿舍利技术风格遗存长期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来调查又有新收获，在澄碧河第4级阶地上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8处，大都发现了类似西方阿舍利技术的手斧工具，数量多、密度高。为中国手斧工和早期人类迁徙、交流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云南天华洞遗址为距今5-9.5万年的一处重要发掘，距其4公里处新发现年代和文化面貌类似的旷野类型龙潭遗址，对于探讨西南地区晚更新世以来人群和技术的多样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近年云南西南地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发现较为丰富的遗存。怒江和澜沧江流域晚更新世末至早全新世阶段在石器技术面貌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复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形成了一类极具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石器工业体系。剥片技术上采用锤击法、砸击法和锐棱砸击法等多种方法，在工具类型上以砾石石器为主，小石片石器和局部磨光石器为辅，并形成以陡刃砍砸器和砸研器为主要类型的工具组合，这类石器工业的形成是晚更新世以来古人类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资源环境适应的结果，也与区域内多种技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交流相关。

考古学文化及其反映的人类迁徙与交流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增多和研究深入，区域间的旧石器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发展序列愈发完善。我们经常从石制品的类型及制作技术的角度探讨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反映的人类迁徙与交流。有学者依据近年山西下川遗址群的考古新认识，思考中国北方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发展与转变，认为发生了从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向石叶细石叶技术的转变，以及末次冰盛期前后石叶细石叶技术的变化，这些转变在时间和技术上，都存在明显的断裂。

甘青地区地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两个地理单元，区域内地貌单元多样，环境差异大，在这里发现了我国第一处有确切基层记录的旧石器地点。近年来该地区发现较多。晚更新世末期，我国最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分布着的奥西波夫卡文化。根据地层埋藏序列，嫩江流域距今0.4-2.8万年间的细石器遗存分为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三个时期六个阶段，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石叶小型化→船形细石核技术→楔形细石核技术→复杂压制小石叶技术→被石片技术取代的发展脉络。有学者同样通过石器技术分析的角度，探讨贵州乌江上游地区的旧石器遗存分期。这些发现有助于在广阔的空间地理背景下探讨区域内的人类活动，启发了我们新的思考。

随着考古发现的持续增多，以砾石工业和石片石器工业划分我国旧石器时代南北两大工业体系存在历史局限性。一系列有关华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展示出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澧水流域近年来开展了持续、系统的旧石器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建立了扎实的区域性旧石器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由此展开华南地区晚更新世早中期考古学文化的新思考，这个时期华南史前人群不论是技术特征还是栖居模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进入了承前启后、持续发展的新阶段。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南大部分地区发生了较为显著的由砾石石器向小型石片石器的转变过程，但是距今2万年之后，陡刃砾石砍砸器等又重新成为主导石器类型，并相继出现磨制石器等新技术。在此过程中砾石石器传统始终保持显著影响。

人群迁徙与交流的规模和范围在此时期不断扩大。云贵地区晚更新世晚期的考古学材料反映了华南地区现代人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人群流动和文化交流，越南北部在同时期出现了与岭南地区类似的以陡刃石器为特征的石器工业，大致同时见于末次冰盛期前后。而在此前一阶段闪现的石片石器工业在越南北部及广西表现也较明显，可能暗示了更大范围内的文化互动。

在华南地区旧石器晚期这一重大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岭南地区洞穴遗址数量显著增加，人群流动性下降，生计方式开始向广谱化方向发展，通过“分类栖息地指数”等分析方法，评估岭南地区13处洞穴遗址的动物群所反映的生态环境，认为当地的水热资源状况在晚更新世保持稳定，动植物资源种类和数量都很丰富，推测人群流动性和生计方式的变化应当与环境因素无关，也为我们思考石器技术的转变提供了新的方向。

研究进展与理论探索

新发现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则是学科发展的动力。石器本身的探索和研究直接反映了人类的制作工具能力。针对石球的实验促进了这一特殊器物的研究，从制作时间和使用效率考虑，狩猎可能并非石球的唯一功能。泥河湾盆地出土的端刮器使用实验表明其加工对象可能为兽皮和木材。基于高精度三维模型的几何形态测量方法为石制品形态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遗址的埋藏过程揭示了形成过程，也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按照地貌和沉积类型，解读不同沉积单元的遗址埋藏特征，可以为遗址成因和形成过程判断提供重要指标。沉积物特征同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复原遗址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阶段的埋藏环境，为解读遗址性质和人类生存背景提供重要资料。通过埋藏环境和狩猎采集人群的研究基础，结合石制品的空间分布特征推测遗址的性质。泥河湾板井子遗址通过埋藏学研究判断不同层位埋藏属性不同，既有原地埋藏也有水流搬运导致的异地埋藏。拼合研究除了复原石制品的技术特征、打制过程之外，同样也能够推测遗址的埋藏性质，怀来盆地的西沟湾1号地点由此推测为原地埋藏。

回顾经典梳理学术史，是推动研究方法持续发展的源源动力。除了人类化石的重大发现，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国旧石器研究奠定了极高的起点，推动了学科的重大发展，其影响力持续至今。类型学是考古研究的基础手段，将石制品按照不同标准分类是解读考古材料的重要途经，但由此探讨人类的行为乃至人群的特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技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类型学的不足，成为分类的一种依据。

学科交叉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考古学作为“通过地下的实物资料研究人类的起源、演化、生存与文化发展的一门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天然性和必然性。然而在不同学科的介入中，取得交叉共赢的新的学术生长点，需要有识学者的互相尊重和紧密合作。聚焦南方地区，从最早人类与文化的出现，到现代人起源与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等课题研究都有重要进展，但仍缺乏较为清晰完整的旧石器文化时空框架，需要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全面复原中国南方早期人类与社会发展史。

恰逢考古百年，2021年第三届考古学大会如约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源地召开。旧石器考古分会场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围绕旧石器时代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研究的主题，讨论分享了近年旧石器考古新发现，研究新进展。12月，我国作为亚洲最重要旧石器考古学术会议的主席国，在主办方的努力和精心组织下，延期数次的亚洲旧石器考古学年会在郑州召开，会议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主题为“现代人的起源与扩散——亚洲旧石器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进展”。疫情下的我们在2021年末为世界同行献上了一场学术盛宴。

（原文注释从略）

海报设计 祝碧晨  图片编辑 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