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劼︱阿连德的半截眼镜

智利国家历史博物馆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一座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建筑内，参观路线自然是以历史时间为序，从前哥伦布时代到二十世纪，从一楼走到二楼，穿越一个个略显简陋和狭小的展厅，一路游览的感受，恰似智利国土轮廓给人造成的那种狭窄而漫长的视觉印象。博物馆展示的民族国家叙事，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官方历史有同也有异，令我犹为感兴趣的是，在智利近代史上，通过血腥内战，议会的力量压制了总统的力量，这在传统上普遍是总统更为强势的拉美国家中似乎并不多见。博物馆描述了一个从1925年开始的智利民主化不断巩固和深入的进程，这一进程的顶点，就是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成功当选智利总统，“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开始执政。在民主体制的框架内，以和平选举而非暴力革命的方式掌握政权，进而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是智利人的一个创举，是独具智利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用博物馆展板上的一句很有趣的话说，是“吃着馅饼、喝着红酒干革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也可以不流血的，可以继续安心搞生产，可以继续过安稳日子……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阿连德政府的经济改革是失败的，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对“革命”极为不满的既得利益者开始酝酿反攻。之后的历史，全世界人民都知道：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派军机轰炸总统府，阿连德在总统府内开枪自尽（据官方说法），与此同时，国家机器大规模逮捕和迫害异见者的行动开始了，智利进入军事独裁体制下的国家恐怖主义时代。

智利国家历史博物馆用一个极富意味的展品来再现智利的那个“9/11”：阿连德总统遗落在灾难现场的半截眼镜。参观路线至此结束，智利民族国家的叙事在这里戛然而止。走出展厅时，我问在场的工作人员，后来呢？9/11政变之后的智利历史呢？她们告诉我说，要了解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时期发生了什么，可以去“记忆与人权”博物馆。看来，阿连德总统的这份遗物，他的不知何故而被折断的眼镜，成了历史断裂的象征——一个看似健康有序、不断发展成熟的民主体制遭到暴力中断，智利人长期在其他拉美国家国民面前引以为荣的民主神话终于破灭了。

这半截眼镜放得实在有意思，看似小小的物件，浓缩了好多信息。更有意思的是，在我参观的时候，这半截眼镜是不在场的——玻璃板后面只摆放着一张与原物等同大小的图片，显示了那半截黑色塑料眼镜框架以及嵌在框中的沾着尘灰、残缺不全的镜片。图片上的文字解释说，这件文物正在“养护过程”中，敬请谅解。如此看来，显现在我眼前的倒像是某种观念艺术作品，玩弄着图像与本体、能指与所指、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对于想了解智利历史的人来说，展品的不在场并不重要。它归根到底只是一个符号。在历史的视觉化呈现中，很难找到比总统的这半截眼镜更有力的符号了。

旁边的展板介绍了这半截眼镜被发现的过程。政变惨剧过去几天之后，有两位普通女性市民，大概是出于好奇，走近轰炸过后的总统府，想进去看看，持枪把守的警察或许是觉得两个弱女子不构成什么威胁，居然就放她们进去了。于是，她们看到了总统府在那场横灾之后一片狼籍的惨状。离开时，她们其中的一位在一段楼梯的角落发现了半截破碎的眼镜，赶忙用刚刚随手捡起的一张海报把它包裹住。警卫见到了，说这该不是“他们”正在四下里寻找的阿连德的眼镜吧，她便骗他说，这是我的眼镜呀。就这样，这位既英勇又机智的市民成功抢救了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多年以后，智利恢复了民主制度，她将小心保存的这件文物捐献给了智利国家历史博物馆。

一旦进入历史博物馆的氛围，这半截眼镜就不单单是阿连德的眼镜了，它成了一个民族的破损的眼镜。另外半截眼镜到哪里去了？还是不找到的好，恰恰是这残缺的状态更有无尽之意。它不仅象征历史的断裂，也象征暴力留下的创伤，以及暴力镇压导致的离散。智利当代文学与艺术作品中最常出现的主题，就是创伤和流亡者的苦痛，正如在阿连德总统的侄女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成名小说《幽灵之家》中，军政府如何残酷用刑的集体记忆与被迫流亡的智利公民对故土的悲情怀念交织在一起。当然，这些作品除了诉苦，也呼唤抗争，各种形式的抗争。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智利全体公民经过多年的努力，同样是采用投票而非流血革命的方式，迫使皮诺切特还政于民。如今，尽管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贫富差距，智利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政治最稳定、经济最发达、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而阿连德总统也获得了“平反”，他的改善民生的努力得到了官方意义上的肯定。今天，在智利总统府前的宪法广场上有阿连德的青铜雕像，他与智利历史上其他几位杰出政治家的雕像一起守护、凝视着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所在。阿连德的背后是智利司法与人权部大楼。这一安排似乎也是很有意味的：一个曾经被非法暴力推翻的总统，在如今恢复了法治、人权重新得到尊重的这个国家，时刻监督着每一任行政首脑的所作所为。站在雕像下仰视，可以看到阿连德的那副厚重的眼镜，他的目光继续透过这副眼镜守望智利。

智利著名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Jorge Edwards）在前不久出版了他的一本散文新著，其中一篇题为《菲德尔之后》的文章写在去年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病逝之后，对二十世纪的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运动作了反思。他在文中提到，阿连德政府刚组建不久，他就以外交官身份被总统派往古巴，试图恢复两国之前中断了的外交关系。在爱德华兹看来，卡斯特罗对智利的这种社会主义和平变革模式并不很买账，“从他问我的那些问题可以看出，他更信赖的是武器，而不是文字和法律”。对卡斯特罗来说，似乎暴力革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这位老大哥还答应，如果阿连德政府有需要，尽管来找他帮忙，“搞生产我们很差劲，但要说打仗的话，我们还是很在行的”。卡斯特罗的意思是，古巴可以向智利提供军事援助，帮助阿连德政府肃清国内顽敌同时对抗来自外部的压力。爱德华兹接着写道，当时的智利并不需要武器，更需要的是“发展”，是“效率更高的教育、农业和矿业”；智利的法治仍然保持稳固，武器的输入只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今天回顾历史，老作家并不为当年拒绝卡斯特罗军援的决定而后悔。尊重法治和人权，反对滥用暴力，已经成为历经被中断的社会主义改革、皮诺切特军事独裁和民主制度重建的全体智利人的共识。伤口尚未完全愈合，正如历史博物馆中（以不在场的方式）陈列着的这半截眼镜，但路还得继续走下去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