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海外访史录

【按】近年来学界关注海外史料，但关注重点主要限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几个大国的档案。事实上，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印度、韩国、越南等国的档案亦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颇有可观之处。在档案史料之外，图书、报刊、方志，以及图片、声像史料，私人史料，实物史料等还有广阔的利用空间可供挖掘。

本文整理自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汇丰银行：近代中国与世界”系列讲座上的演讲。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高红霞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蒋杰副教授与谈。该专题讲座聚焦海外中国近现代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读，为上海师范大学宋佩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藏汇丰银行涉华档案整理与研究（1865-1949）”相关学术活动。

讲座中，汪朝光研究员首先以“海外访史录”为题，讲述了自己多年来在海外中国近现代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方面的经验，随后由侯中军研究员及蒋杰副教授就讲座内容阐述相关看法，最后由几位学者共同回答了现场观众在资料收集、史料解读等方面的若干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丰富广泛，其中最基础的史料是收藏在中国的中文史料，包括中国大陆（内地和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丰富馆藏，但本次讲座之侧重点，则为海外所藏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整场讲座中，汪朝光研究员分别从不同国家所藏史料、不同领域与类别史料、档案以外的文献史料、图片声像史料、私人史料、实物史料六种史料收集和应用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以往中国近现代史海外史料运用中几个较易被忽视的问题。

首先，在国别方面，汪朝光指出，近年来学界非常关注海外史料，但关注重点主要限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几个大国的档案，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英国外交部等重要机构的馆藏档案。对于其他重要大国的史料，学界则较少关注。举例而言，俄国（苏联）与近代中国革命联系紧密，共产国际的档案目前多藏于俄罗斯；德国在全国抗战之前与南京国民政府存在国防、经济方面的诸多合作，与此相关的德国档案值得关注；法国曾占据印度支那，研究越南独立运动中的中国参与问题、南海问题等必须重视法国档案。然而，目前由于档案开放程度、语言障碍等问题，学界较少运用这些国家的档案。此外，汪朝光认为，除了俄、德、法这些在近代与中国发生重要联系的大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档案同样被忽视。例如意大利、印度、韩国、越南等国的档案，也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对亚洲多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等。简而言之，在史料运用的国别方面，不仅仅要关注那些最重要的大国馆藏，还应同时关注那些平时注意程度不够的大国，乃至其他国家甚或是中小国家的馆藏。

法国国家档案馆

第二，在不同领域、类别的史料运用方面，汪朝光认为，即使是在最受关注的大国中，不同区域、不同机构、不同收藏领域的史料，仍有深入挖掘空间。例如美国，虽藏有丰富的中国近代档案，但其中最受学者关注的往往仅有与近代政治、外交史相关的史料，如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等重要政治人物档案等。汪朝光提到，自己曾长期在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查阅档案，所阅内容包括熊式辉日记、顾维钧外交档案等。后来他偶然发现，在离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也就一公里的不远处，有哥大神学院图书馆——该图书馆藏有大量教会档案和传教士档案及其论著，其中又有许多与中国相关。这些档案不仅涉及教会传教的历史，也同时涉及许多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相关的历史。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教会史料不可忽视，例如南京大屠杀的揭露，就与教会人士所留材料密切相关。除哥大神学院图书馆之外，海外还藏有其它大量教会和传教士档案，这些档案对近代史研究极有帮助，需引起重视。又如学界一向重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案，却对仅离其一步之遥的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国文献有所忽视。汪朝光认为，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的开架式浏览方式有利于快速查找相关史料，有时哪怕只进去待上一天半天，也能找到感兴趣的资料。目前学界对这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利用仍有不少疏漏，且往往只重视政治、军事、外交档案，而忽略了一些社会经济类文献。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此外，汪朝光指出，学界对日本材料的运用也仍存在不足。在抗战史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使用的史料仍以中文为主，对日方所藏档案利用相对较少。在汪朝光自己的研究经历中，就曾在日本发现意想不到的研究材料。日本侵占东北期间，曾在伪满洲国建了一个号称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厂，名为“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该电影厂一共拍了二百余部电影，其中包括大量纪录片，反映了日本统治之下伪满的社会生活状况，但这些电影胶片后来多有遗失。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苏联军队接管东北，因此伪满的大量材料到了苏联手中。1991年苏联解体后政局一度混乱，日本方面又抓住了这个“机会”，反过来从苏联引进了不少日本档案材料，其中就包括“满映”的出品，并将其制成一系列DVD影像集。汪朝光在日本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购买到该影像集，通过它可以了解当时东北在日本占领下的社会情况。汪朝光强调，收集和中国近代有关的史料，不应有先入之见，而应对各个大小国家的档案、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单位的档案尽可能广泛地关注。

第三，关于档案之外各类史料的运用。汪朝光认为，学者做历史研究时，往往不可避免地对档案类史料有特殊偏好，但与此同时，亦不可忽视其它文献史料，如出版图书、杂志报刊等的重要性。对海外史料的关注，也不应仅仅集中于档案。例如近代来华人士的回忆录和著作，就颇具价值。另外，汪朝光特别提到，国内出版的一些中文图书、档案等文献，因为国内图书馆当年还不是开架借阅，有时查阅不够方便，在国外采用开架阅览方式的收藏机构，查阅倒有方便之处。例如，自1980年代以来大规模编辑的新方志，其实挺有用，但在国内收藏比较分散。九十年代末，汪朝光用新方志做研究时，国家图书馆虽有完整收藏，但不能开架浏览，只能分册借阅。而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却有新方志的专门典藏，且可开架翻阅，因此较容易翻找到研究所需材料。这些材料并非该馆独家所有，但因材料聚集，同样能产生重要价值。例如在1966至1967年冬春之交，国内曾爆发过一次脑膜炎疫情，将新方志中全国各地当时的卫生志材料综合在一起，就可以透视新中国在这个特殊时间点上应对此公共卫生事件的方式及其成效。

报刊同样是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汪朝光指出，目前学界虽已普遍注意到报刊史料的重要性，但对外文报刊的利用程度仍不够。近代海外的一些大报，如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美国《生活周刊》、苏联《真理报》等，实际上都有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举例而言，《生活周刊》中就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抗战、国共内战的图片，这些图片中所呈现的国民党军队形象，随国民党与美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又例如在人物研究过程中，对于那些在中国活动的洋人，应特别注重西方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因为这些报道可能更详尽真实。虽然目前在国内也能通过在线数据库浏览大量海外报刊，但仍有许多外文报刊仅在国外数据库或图书馆中才能看到，需要在平时多多留意。

《生活周刊》刊登的中国士兵肖像

第四，关于图片和声像史料。汪朝光强调，图片、影像和声像史料，均具有重要价值，其种类又有招贴画、宣传画、漫画、连环画、影片、录音、唱片等等多种类型。例如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藏有抗战时期长沙大捷的纪录片，观看这个纪录片可以发现，当时长沙市民在街头游行庆祝时演唱的歌曲以及影片中出现的背景音乐都是《义勇军进行曲》，这足以说明在1939年时，《义勇军进行曲》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又如1943年，在中国抗战的艰难时期，宋美龄曾去美国国会做了一次演讲，该演讲现有录音留存。在这段音频资料中，宋美龄强调了中美共同抗日的意义，同时她的标准美式发音和抑扬顿挫的语音表达，也是打动美国国会议员的原因之一。又如中国在1927年曾拍摄一部著名武侠片，名为《盘丝洞》，在当时非常流行，可惜该电影的胶片在国内并无留存，学者只能根据电影的内容介绍去研究，这曾一度是电影史研究中的遗憾。然而十几年前，挪威国家电影资料馆在进行电影胶片数据化处理过程中，意外发现了《盘丝洞》拷贝胶片，同时还发现了当时电影上映的广告，以及记录公众反应的资料。在这份电影胶片的高清拷贝被送给北京中国国家电影资料馆后，中国的电影研究者才得以首次看到《盘丝洞》这部影片的实际样貌。挪威在《盘丝洞》上映时并非电影大国，但《盘丝洞》却能出口至挪威并做商业放映，这件事本身即能说明当时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汪朝光认为，图片影像史料在民国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相比于其它种类的史料，这类史料在海外发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当时中国摄影技术和电影工业并不发达，也不能自产胶卷，所以大量图片影像都由外国人拍摄，也就更有可能收藏在海外。

《盘丝洞》剧照

第五，关于私人史料的应用。汪朝光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已非常关注私人史料的运用，在近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引用日记等私人史料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但相对而言，引用外国人日记或私人史料的文章还比较少，尤其是对外国普通人私人史料的关注度不足。例如上海或天津租界外国人所留的日记、滇西北及西南各地的传教士日记、私人账本等，都是有待关注的史料。

第六，关于实物史料的应用。汪朝光认为，与关注考古出土实物的古代史研究相比，近代史研究者往往不太注重实物史料的应用，但这类史料是有关注必要的。例如上世纪常用的防暑工具——芭蕉扇，在当时每逢夏季几乎人手一把，遍地可见，现在却从生活中消失了，年轻一代人只能从照片中见到，然而不了解芭蕉扇，就难以理解当时酷暑之下的百姓生活。又如近代上海家庭中曾广泛使用老式马桶，西式抽水马桶和卫浴设备的引入一度对上海人的社会心态产生影响，但现在人们已经很难见到马桶的真实面目了。又如近代最早的电话机是拨号盘式电话机，这种电话如果要连续拨出多个数字比较大的号码，需要用一定的时间——在军事行动中，这样的时间差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战局，如果对拨号盘式电话机没有认识，就不能理解拨号时间可能带来的影响。又如票证，曾经一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但现在许多票证的使用细节已众说纷纭，似是而非。此类种种实物史料，有时在海外也可收集，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其史料搜集亦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研究首先就要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在中国可以找到，在世界各国也可以找到，当我们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时，就可以做更广阔的历史研究，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汪朝光研究员的讲座结束后，侯中军和蒋杰两位与谈人结合讲座内容和自己的海外史料利用经验的发言，深化了对问题的讨论。

侯中军研究员认为，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海外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对扩大研究视野和突破既有研究视角极有帮助。关于其他大国，如法国、德国、俄国等国家的史料应用价值，他自己也深有体会，此外他也注意到，一些中小国家的史料同样有其价值。2013年时，侯中军曾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查阅史料，当时由于国内学者几乎已将蒋介石日记抄完，他就开始关注胡佛所藏的其它中国近代史史料，如驻荷公使金问泗的《纯孺历年会晤录》。在不懂荷兰语、比利时语的情况下，通过解读金问泗的会晤录，他最终写出一篇关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荷关系的文章。侯中军指出，探究近现代历史上其他大国及中小国家与中国的交往，能够弥补过往研究中一些不足的细节。

对于汪朝光所讲收集史料中需注意政治、外交之外的史料这一点，侯中军也深表认同。同时，他也指出目前即使是在政治方面，也不应仅仅关注总统、国务卿这类部长级以上人物的资料，而应下沉一级，研究次长、助理国务卿或司长所经手的档案史料，这将会对理解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要案例的细节有帮助。因为部长及以上人物常常是最终做决定的人，而决策的形成过程则往往是在更下层的司长及其智囊团手中形成的。例如曾参加巴黎和会，后来做过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国务院远东政治顾问的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这位重要外交人物的档案就有600余盒被收藏在胡佛研究所中。侯中军认为，亨培克档案对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和政治史都有重要意义。亨培克档案中甚至包含1937至1938年胡适访美期间与他的英文往来函电，这些资料在国内均无收集，但对了解胡适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对战争的认识、对中美外交的认识，均颇有助益。再如侯中军最近关注到联合国斯退丁纽斯、帕斯沃尔斯基等人的材料，这些人虽然不是最后为决策“拍板”的人，却是真正制定决策的人，这提示我们即使是在关注大国史料的过程中，也应更加注重那些次一级人物。

侯中军还提到，在海外访史过程中，他发现去一些非自身所熟悉语种的国家查阅史料，会遇到语言与目录的双重困难。例如访问比利时、荷兰、印度等地的档案馆，在既不通晓本国语言，又不明白各馆的史料存放和编目特性的前提下，搜集史料的过程就会面临诸多困难。他认为去这些国家查找史料要“有备而去”，慢慢积累经验。另外他强调，只有以中国大陆所藏中文史料为基础，才能在出访海外时抓住机遇，搜集到海外特有的珍贵史料。

讲座的第二位与谈人，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蒋杰副教授。蒋杰副教授指出，正如汪朝光研究员所言，国内学界目前在海外史料收集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奇怪现象”。例如，大家都很关注所谓“一流国家”的档案，大量学者前往美国、英国、德国收集资料，但很少有人去越南、印度、缅甸、蒙古、朝鲜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收集资料。另一个怪现象是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多个海外档案整理项目，但这些成果的使用率似乎并不高。

在海外史料收集方面，蒋杰坦言，相较于图书馆，自己更喜欢档案馆，因为档案馆中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以中国的抗战史研究为例，他认为经过了多年叠层累加式的研究，国内学界的抗战史叙事，已经形成一种相对固化的模式。其基本特征，倾向于将对这场战争的诠释局限在中日两国民族矛盾激化的叙事框架之下。他笑称，此种模式本身无可厚非，但缺乏国际视野，颇有“自我矮化”的嫌疑。因为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事实上与发生在同一时代的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共同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先声，是真正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如果仅仅依靠既有的论文、专著和已刊史料，而不去海外查阅档案，将很难理解这些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战争之间的联系，也难以理解抗战爆发前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当时纷杂的中德、中苏、中美、中俄、中日关系，更无从理解当时国际政治的多重矛盾，以及外交官们“桌子底下”的交易。

关于海外档案查阅障碍问题，蒋杰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认为，前往海外查阅档案对语言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因为档案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文本。如果前往小语种国家搜集档案，需要做一些功课。例如，需要掌握一些基础的阅读能力。比如，能够看懂目录和标题。当然，也可以借助翻译工具。在大致了解某个全宗的基本内容后，可以把档案全部拍照，带回国内慢慢翻译。另一方面，出发之前，应对查档单位有所研究。要弄清要查档的单位性质，因为图书馆、档案馆和政府机构的运作机制各不相同。根据他的个人经验，如果去欧洲查档，一般一次至少要需要两周时间。其中第一周时间用来熟悉环境、目录和资源。真正有效的工作，可能从第二周才能开始。许多欧洲国家的档案馆，整理工作并不十分理想。但这些地方的管理往往更为宽松，可以自由拍照、扫描和复印。这些档案馆中，大量未经整理的原始档案如同“盲盒”一般，可以拍照后带回国内慢慢消化。

蒋杰认为，档案馆最大的好处是能为研究者提供新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仅仅依靠论文、专著、出版史料来做研究，学者往往会被局限在既有轨道中，难以完全复原历史场景。目前，他正在承担一个法国藏抗战档案史料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中就涉及到抗战爆发前后德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各国对战争的看法和反应，反映了一个生动复杂的历史场景。他认为，国际关系的实际复杂程度，往往远超学者的想象。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应尽量前往海外查询档案，尽量丰富研究的史料。

在讲座最后，几位嘉宾共同回答了现场观众的系列问题，包括行会和同业公会等团体的海外史料寻访建议、不同机构的史料收藏运作机制，人物档案的海外收藏状况等，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几位嘉宾也根据经验给出了一些档案搜寻方面的通用建议。蒋杰提到，目前网络资源已日趋丰富，在去海外查阅档案之前，可以先在网上做些功课，查阅一下各机构的档案目录，然后再确定要不要去。另外，他建议硕士、博士学生一定要大胆去各国查档案，不必太担心外语问题，因为各国档案馆中通常都有会英语的工作人员，无需太高英文水准即可与他们开展对话，此外，凡收藏有和中国相关档案的机构，通常都会有一两个懂得中文的工作人员，在经费方面，他也主张青年学生大胆向学校提出申请，尤其可利用假期时间去海外查阅档案。他建议大家在具体查阅档案时，如果已经去到海外，就不要仅关注自己当下所需的档案，而应尽量多搜集档案和目录。汪朝光也指出，查阅档案有时确实需要一点运气，各地各机构的档案开放程度均不相同，查阅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阻碍，但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发现、并在其中感到欣悦的过程，会带来许多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