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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需要怎样的国际关系理论
不久前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号召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确实到了构建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了,中国也确实有构建自己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我殷切希望我们的复旦大学、我们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能够把落实这一任务作为我们建院开展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目标。我相信复旦人有这样的抱负。
因此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围绕这个主题讲三点意见。
解决落后和贫穷之后的新任务
第一,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任务提到今天这样的高层论坛上来?我的思考是三点。
首先,是时候了。中华民族已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要强,不仅要强在硬实力上,还强在软实力上,强在国人的自信心上。而一个国家有自己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有自己成熟的思想理论,是实力的象征,更是自信心的体现。
其次,不做就失职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落后要挨打,贫穷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大家都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国家挨骂,你心里是什么感受?今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应该急起直追,不然我们就失职了。
第三,我们能够做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一定能够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这样的智库、我们这样的高层论坛是否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呢?我想是应该的。对于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汇集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更要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为国家提供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如何完成任务?需要中国式的思考
第二,我们怎样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认为,可以在我们近年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久前我读到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郑必坚著作《大战略》,更坚定了我这样的信心。我们完全可以从党培养的并长期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思想家、理论家已经做的工作基础上,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任务。
举个例子,“和平崛起”是郑必坚先生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提出来的。这条战略道路所强调的“和平崛起”,显然有两个针对性。强调“和平”,针对的是“中国威胁论”;强调“崛起”,针对的是“中国崩溃论”。
在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正是这两种国际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近几年来国际社会中出现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依然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翻版。对此,我们理所应当必须认真应对,进一步向世界阐明“强必霸”已经是过时的逻辑,而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需要指出的是,郑必坚提出的这条战略道路,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世界也有意义。对世界的意义,不仅是指中国的和平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正能量,而且指的是给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郑必坚先生今年又提出了这一战略高度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这就是他提出的“利益交汇点”“利益共同体”国际关系理论。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各种理论。远的不说,近年来再度盛行的“地缘政治”理论,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郑必坚在分析冷战格局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时,曾经提到国际社会关于维护国际稳定有两条途径:大国主宰和权力平衡。这两个途径,都是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
尼克松、基辛格的“势均论”,注重的就是权力平衡,其实质是一种大国争霸的地缘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并没有解决当今的世界的问题。而按照“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理念来处理国际关系,就可以既正视地缘政治又超越地缘政治。所谓“超越”,就是没有局限于“地缘政治”,而是认为不同地缘、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只要在利益上有交汇点,就可以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而实现的方式,应当不是战争、颠覆主权国家政权、“颜色革命”或实行单边制裁,而是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双边或多边合作、政治谈判和对话协商等等。
郑必坚的研究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道路”深入到“利益交汇和利益共同体”理论,为我们今天处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从这个案例中可以认识到,我们完全可以在近年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面向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我们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
“一带一路”与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在“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面向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如此变动,国际关系理论要不要与时俱进,这个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党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及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必须致力于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0月20日在英国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就强调要以“利益共同体”新理念新思想引领国际关系新时代。在联合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让中国人自豪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新思想获得了世界各国高度的赞赏,已经写入联合国有关文件。应该讲,这一理论来自己我们党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来自于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又顺应了21世纪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
需要强调指出的,正是在这样一种面向21世纪的,强有力地反映时代总趋向的、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引下,“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五通”,即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时要坚持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实际上就是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沿线国家的人民。
现在,“一带一路”的布局已经全面铺开,在未来的长期探索中,会有新经验,会有更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无论经验,还是问题,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作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都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加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同时,在把“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推进到新阶段的同时,深化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亮相的复旦大学这个全新的研究机构,名称就是“‘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这是一个极好的开始,希望你们久久为功,持续努力,能够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和深化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高层论坛暨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成立仪式上所做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定,内容有删节,原标题为《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标题及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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