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未来：来自历史的经验

今天，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担心机器将会代替人类劳动，使少数几个人极其富有，而大多数人陷入贫穷。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的过程就充满了争议。机器推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人均收入。但是它们也威胁到了人们的工作，有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工资，经济增长的所有收益也可能全部流向企业老板们的口袋。英国诺丁汉的织袜工人（卢德派）砸烂了改进过的织布机，因为它们威胁到了他们的工作。18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暴民们烧毁了第一批用来放置纺纱和织布设备的工厂。

现在，威胁工作、工资和平等的变成了机器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必然只能造福最顶端的1%的人们吗？

经济学家对此的标准回答是“不”。过去三个世纪的技术进步使西方国家（指的是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实际收入相比于1700年大幅提高，成年人口中的就业率也创造了历史新高。经过了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化，人们还是找到了工作。冥冥之中，经济总是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那么未来它也会继续调整。

我认为这个回答太简单了。

分期的方法

在经济史中，存在过一系列经济发展不善的阶段，且许多阶段持续的时间很长。我们一定会好奇自己为什么不生活在这些阶段中。而且，“工作的未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西方的大部分讨论都聚焦于技术演化如何对西方的工作产生影响。这个框架对于21世纪来说太狭小了。我们必须考察世界各地技术变化对工作产生的影响。在过去三个世纪中，全球经济的高度结合意味着一个地方产生的新技术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工作。

与其考虑有关机器会在未来几个世纪如何影响工作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也是不可回答的），我们不如考虑纺织工厂的诞生对于一个1800年正成长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女孩意味着什么，或者在同一时间点对于中国长三角的一位自给自足的水稻农民的妻子会产生什么影响。技术变化对他们工作的未来产生的影响大相径庭，而且往往这种影响是有害的。类似的事情也在当下发生。

我们需要根据趋势将过去划分为几个阶段。我在这里提出的分期反映的是西方历史，但是这并不没有它听起来那么具有局限性：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发展会影响其他地区。

三个阶段如下：工业革命时期（1750 – 1830）；西方致富的过程（1830 – 1970）；以及困难重重的当下（1970至今）。每个阶段都为今天提供了经验和研究问题。

工业革命

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到达印度，这些远航催生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而工业革命正是英国对此的创造性应对。英国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的殖民地为英国手工业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出口量大幅增长，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有一半的劳动力都在生产金属制品和布料。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就开始收集工业革命时期的工资和价格水平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出，在出口猛增的影响下，实际工资提高了。发明家们设计出了各种机器，用于取代昂贵的劳动力。机械化造福了英国，却没有造福其他地方，因为在英国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更加昂贵。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基本上是属于英国的。

在工业革命之前，从雇佣人数的角度来说，纺织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产品，也是首先被机械化的。印度的棉布进口到了欧洲，对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英国的工厂很难与其竞争，因为英国的工资太高了。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了提高织布速度，英国发明了纺纱机，包括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以及克朗顿的走锭纺纱机。这些发明解决了问题。技术带来的失业首先影响的是英国手工棉花织布女工，而随着纺纱机适应了织羊毛这种纤维，人数更庞大的手工羊毛织布女工则成了下一个牺牲者。

很快，从卡萨布兰卡到广州都出现了失业。投资织布机只有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是合理的，因为英国经济的工资很高，因而这些机器极大地提升了英国的竞争力，却没有造福其他国家。随着英国纺织工厂中工作渐渐增多，从亚洲到非洲都出现了大量的技术性失业。英国印度总督如此评价19世纪30年代印度棉花行业的崩溃：“棉花织布工人的尸骨漂白了印度的平原。”

在1820年，对于一个英格兰的农场工人的妻子来说，工作的未来是不愉快的。她不像她的母亲那样能在闲暇时间织布来补贴家用。对于一位恒河三角洲或者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妻子来说，她的命运也同样贫苦。一些英国妇女在棉花织布工厂里找到了工作（但人数要少于之前在闲暇时间手工织布的妇女）。相比之下，对于铁路工程师、砌砖工人和炼铁工人来说，工作的未来是十分乐观的，更不用说大量管理或者服务于工业经济的中产阶级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了。

在19世纪的前半叶，发明机器是为了在大多数的经济领域节省劳动力。随着一个又一个行业在英国消失，在这些受影响的行业中，收入发生了跳水，因而它们本身影响了全国平均收入。失去工作的工人们进入了其他行业中，使其他行业的工资也降低了。卢德派工人以及其他反对机械化的人们常常被看作进步的非理性敌人，但是他们不是那些会从新的机器当中受益的人，所以他们的反对是合理的。

如此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尽管从1770年到1890年工人的平均产值提高了，但是1770年到1830年实际工资的提高一点也不显著。在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当中，“常态”的关系是这样的：生产力大幅提高，平均工资维持不变——与近40年十分类似。

西方致富的过程

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平均实际工资才开始增长，这个时候生产力更高的工厂工作取代了手工业。到了1850年，英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举个例子：尽管人口只占世界的3%，英国的钢铁产量却达到了世界的一半。

在下一阶段的历史当中，工业成为了至高无上的产业。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和北美扩展开来，西方的新常态变成了生产力与工资同时增长。从19世纪中叶到1970年这段时间里，工人阶级总体从生产力的提升当中获得了收益，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和二战曾对这一趋势产生过影响。收入变得更平等了。许多人开始认为这种经济表现属于正常状态。

这种有益的情况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似乎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从中起了作用。收入的提高使人们对更精致的工业产品（比如相较于自行车，人们开始购买汽车）和更多服务（比如旅游、零售业和医药业）产生了需求。这些新创造出来的市场鼓励了技术改变，受过更好教育的人能更有效地从事这些市场中的工作。

对于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扩展了国家提供的教育。随着受过教育的人的数量增加，能够利用这些受教育人口的优势的技术被发明了出来。这些技术则进一步对教育提出需求。同时，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道路和机场——对于汽车和飞机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公众支持医药和农业，以及军事上使用的电子设备和飞机，这为许多进步打下了基础。福利国家体系使得这些经济发展能够为整个人口都带来好处。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经济发展开始遵循一种特征：技术进步造福了西方大部分人口。

同样的事情却没有在亚洲和非洲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印度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因为这两个国家人口最多，而且在全球化之前，各个国家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随着工业革命逐渐加快脚步，英国的工业产品在全世界的生产量当中占有的比例逐渐增加，在19世纪末期达到顶峰，大约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西欧和北美的占比也增加了。在同一段时间里，印度和中国的占比崩溃了。这种下跌所代表的是绝对的去工业化，而不仅仅是占比下跌。

在西方制造了繁荣的技术革命创造了现代东方的“欠发达国家”（即亚洲、非洲和南美）。这场革命让这些经济体变成了纯粹的原材料出口国——出口小麦、大米、铝土矿、石油等等，而不出口加工产品，如布料和瓷器。

图表一为英国的工资变化（1770 – 1893年）： 工业革命刚开始时，生产力提高了，但工资并没有。在1830年之后，随着机械化的速度加快，工资与产量开始同步提高。

图表二为美国的工资变化（1895 – 2015年）： 20世纪初，工资随着生产力提高而上涨。20世纪70年代之后，工资上涨出现停滞，但工人人均产量继续上升。

图表三为世界制造业的分布情况：在过去三个世纪当中，自给自足的模式逐渐被全球贸易所取代，而各个时期占据主导的地区也不相同。（纵轴：占世界生产总额的比重）（图例自上而下依次为：英国、俄罗斯、西欧、北美、中国、东亚、印度次大陆、世界其他地区）

困难重重的当下

在过去的四十年当中，西方国家的工业出现了许多失业情况，实际工资下跌或者原地踏步，经济发展的收益集中于最顶端1%的人，加剧了不平等。是不是“新常态”在1970年结束了，还是最近的趋势只是微小的异常？1850年至1970年的“常态”——即生产力与工资同步增长——会不会很快回归？

一些人认为教育与技术之间的良性循环会重新开始，西方会产生一些新的基于知识的、高收入的工作，取代那些消失的工业中的工作。计算机和机器人将会拯救我们。

我更悲观一些。伴随人均产值增加的实际工资增长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停止。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生产力的增长更缓慢，甚至美国已经完全停滞下来。在一些国家（例如英国），过去十年的实际工资事实上发生了下跌。从过去的趋势中发生如此重大的偏离，意味着现在的发展特点可能不是过渡性的。

类似地，过去40年里，在像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中重新出现了总体的不平等，这种情况是空前的。许多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平等水平加剧，随后又好转——这种趋势被称作库兹涅茨曲线（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命名）。1970年以来加剧的不平等体现出的是，这种趋势在经济史当中是一个可以倒转的特征。

在不平等这方面，近年来有许多研究，收集并分析了许多大型数据。一些学者着重关注流向顶端1%或者5%的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其他一些学者将每一个收入阶层的信息整合为一系列标识。我们如何解读这些结果取决于我们视野有多开阔。许多国家出现的普遍特征是，在20世纪早期到70年代，不平等减弱，随后发生加剧。美国、英国和中国都属于这种情况。在全球层面上，从1820年开始到1990年不平等都在逐渐加剧，随后稍有减缓。这种特征既包含了国际的不平等，也包含了国内的不平等。第二阶段西方逐渐增长的人均收入增加了全球不平等，在第三阶段，全球不平等减缓，尽管在许多富有和贫穷的国家中不平等都加剧了。

为什么在1850年至1970年间为西方带来总体繁荣的良性循环现在看起来不起作用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工业化——日本首先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接着是二战以来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现在则是中国大陆。这些国家取代了西方国家成为了低成本的工业产品制造者。贸易流向倒转了，亚洲开始向欧洲出口纺织品和钢铁，而不是欧洲出口到亚洲。亚洲的技术进步为本地区带来了收入和就业率的快速增长。

对于一个出生于1990年的中国人来说，工作的未来实在是非常光明——当然这是假设了中国能够避免环境和资源枯竭的问题。

全球化意味着亚洲的光明未来会对其他地方造成破坏。进口日本的低价钢铁和汽车使得美国的锈带以及西欧其他类似的工业区发生崩溃（德国似乎是一个例外）。西方的去工业化是东亚奇迹的反面。廉价的中国进口产品对非洲消费者来说或许带来了好处，但是这样就有可能破坏就业前景，因为非洲的工业无法竞争。很难相信西方的工业生产或者信息技术最终会恢复过来，无论安装了多少机器人，取消了多少签证，撕毁了多少贸易协定，造了多少堵墙。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科学、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预测未来，因为技术变化对于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我用企业历史和发明史研究了工业革命中的这些问题。例如，蒸汽机是17世纪科学的应用（发现大气是有重力的，以及冷凝蒸汽能产生真空）。相比而言，棉花工厂并不怎么依赖科学，而更与降低昂贵的用工成本的尝试有关。

知识与激励之间的平衡是怎样演化的？技术进步越与经济激励相关，而不是对“某个”科学发现的反应，那么让技术进步造福更多的人就越可行。另外，工业革命的棉花工厂增加的是对没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但是近来发展出的科技则需要更多的教育。为什么有这种区别？现在这种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是否会持续下去？如果不会，那么“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会造福所有人”的希望终将落空。

作者系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经济史教授，本文原载2017年10月19日《Nature》杂志，徐亮迪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