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会议侧记

11月1日至2日，“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中古研究新前沿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一号楼108会议室召开。这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召集人是北京大学的陆扬教授、叶炜教授，以及美国的迪磊（Alexei Ditter）教授、朱雋琪（Jessey Choo）教授，近三十位各国学者会聚一堂，围绕中古时期文献、考古资料的文本性和物质性问题展开了研讨。此次与会的荣新江、朱玉麒、罗新、黄正建、叶炜、沈睿文、仇鹿鸣、徐冲、唐雯等学者都长期致力于中古时期的敦煌文献、碑刻、墓志以及其他出土材料的研究。

在会议开幕式上，美国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迪磊教授称此次会议的前身是在美国举办的“中古研究新前沿工作坊”，主旨是邀请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学者对中古时期出土的墓志材料进行翻译、解读和研究，此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对西方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陆扬教授在做主旨说明时，将此次研讨会戏称为“两性会议”：“文本性和物质性是我们处理中古时期历史资料时必须面对的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通常是在不同的领域分别进行处理的，但是实际上它们常常是在同一个课题下，需要同时面对的。”因此，他选择了“文本性和物质性交错”而非“文本和物质”作为会议的主题。

此次会议论文报告和评议讨论极具特色，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研究材料重视其文本“格套”、物质载体和流播过程；第二，研究方法探索如何对历史材料的文本性和物质性同时展开讨论；第三，问题领域聚焦艺术、文学、宗教和社会风俗，并寻绎其背后的政治意涵。

文本性与物质性

文本性和物质性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所谓“文本性和物质性”，按照会议主旨说明，指的是“文本在物质环境中所居于的位置”、文本“物质资料的制作背景与过程”以及文本“物质的消费实践”等。为了方便介绍，笔者将与会学者关于“文本性和物质性”研究的论文分为以下三组：

第一组主要讨论在物质载体发生改变时，文本内容、形式以及流播会发生哪些变化。包括宁夏考古研究所罗丰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 一个王字传统的建构与流行》、社会科学院黄正建的《唐人文集中墓志与石刻墓志异同小议》、北京大学朱玉麒的《鄎国长公主碑——御书刻石与集本流传》、荣新江的《石碑的力量——从敦煌写本看碑志的抄写与流传》和叶炜的《试析北朝隋唐墓志中的不书志主名字现象》。会议首场报告是罗丰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 一个王字传统的建构与流行》，主要探讨了怀仁《集王圣教序碑》碑石的构造形式、流传过程、文本产生的背景，以及怀仁集字模式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指向了《集王圣教序碑》所代表的王字系统的确立。罗丰尝试对多学科背景下不同问题观察进行整合，藉以全面了解著名碑石产生后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本组论文普遍注意到了两点：一是文献在碑刻和文本之间转换时，经常会发生扭曲和变形。比如黄正建发现文集中的墓志和石刻墓志用字不同、详略不同、信息不同，墓志中的空名、空字现象；朱玉麒发现《鄎国长公主碑》和《张说集》中的碑文不同，很有可能是皇帝唐玄宗自己的改篡；叶炜注意到墓志中会出现空字、空名的现象，撰者在编辑文集和刻石之间转换会回改文献。二是文献在碑刻和文本之间的转换，会产生出比单一载体更为强大的传播力量。比如罗丰发现王羲之字文本的日益稀少，使得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的书法地位日益升高；荣新江则通过考察敦煌碑刻的钞本流程，认为碑石的物质属性不利于其传播，但传拓和抄写大大扩大了其影响力，他将其称之为“石碑的力量”。

荣新江

第二组重点关注墓志本身的文本信息性质、差异比对和“格套”。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文欣的《重写的生命：唐代双墓志解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柏夷的《玉釜遗香：墓志铭中的唐代金丹资料初探》、里德学院迪磊的《唐代自撰墓志中的口传性、文本性和物质性》和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朱雋琪的《一个偷情丈夫的回忆：郑琼的广场恐惧症、死亡恐惧症与妇德》。

这组论文深入解读了墓志作为文本的信息和作为墓志的格式之间关系。比如迪磊将墓志文本信息分为口传性（明显是别人的话语）、文本性（来自于某个文献，比如诏书、经典等等）和物质性（作为墓志格式的必要文本）；文欣发现唐代有所谓“一人双墓志”的现象，而两方墓志有文本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墓志格式要求记录先世，而后世为了攀附一些名门大族，就利用墓志不断修改先世；柏夷发现唐代墓志中有很多人提到炼丹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是道教信徒也没有服用过丹药，他认为这种炼丹的叙述很有可能只是一种“格套”，即习惯套用的格式；朱雋琪通过对比《郑琼墓志》文本格式和常规墓志格式的区别，来探讨郑琼的心理特点等等。

柏夷

第三组主要探讨物质呈现背后的文本脉络。包括复旦大学徐冲的《冯熙墓志与北魏后期墓志文化的创生》、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图兹宅兆：中古时代茔域的标识及其意义》、中山大学李丹捷的《冥心净域——敬陵石椁花鸟人物图像内涵试释》和北京大学沈睿文的《唐恭皇后陵所见陶礼器》。

本组论文聚焦于文献文本与物质交接的“灰色地带”。比如徐冲比对北魏冯熙和冯诞两父子的墓志，又将他们的墓志与南朝墓志作比对，按照墓志格式的复杂程度，对平城墓志文化、南朝后期墓志文化和北魏后期墓志文化进行区分；游自勇发现在唐代侵占别人的墓田和陵园是一种犯罪，由此疑问唐代的陵园是如何标识的，他利用《姚懿玄堂记》、《孟璲墓志》和《赵睿冲神道碑》等文本材料，复原唐代陵园的大致图景，提出唐人的茔域意识比较明确，茔地是私有财产，谱牒内可能会记录茔域的情况并且绘有图纸；沈睿文通过考古报告考察了从唐哀皇后、李弘太子妃墓中会被盗掘的釉陶器的特点，并对比了唐代其他陵墓的陪葬器，又利用史书材料考证出李弘生前专注于《礼记》、行周政，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哀皇后墓随葬陶礼器与陪葬礼法无关，而是缘于太子李弘的政治主张；李丹捷通过考察敬陵石椁的制作工艺和图画，得出“敬陵石槨既是一件工艺巨制，又构成一個特定的礼仪空间”的结论，她将石椁的图案当成文本性信息分析，认为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淨土世界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具有自身高级随葬品的属性，另一方面又营造出一片静谧、安宁的淨土空间。

在之后讨论环节中，有学者从“文本与物质的消费实践”角度出发，提出疑问：墓志究竟是给活人看的还是给死人看的？如果是给活人看的，那为什么要埋入地下？如果是给死人看的，那么如此注重格式，以及在墓志中修改叙述和先世，又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引发了在场学者的热烈讨论。叶炜引用赵超先生的观点，认为从起源来看墓志是一种死人和活人之间的联系，兼具了给死人和活人看的作用。荣新江指出，敦煌文献中很多墓志有钞本，埋入地下不一定意味着活人看不到。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墓志可以作为改葬的根据、死人的身份证，同时墓志应该也是葬礼的一部分，是社会风俗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体现。

此外，荣新江还就“唐人有没有著作权的意识”对黄正建文章中认为“墓志一般都有署名”提出了质疑，黄正建回应称，唐代虽然没有著作权法，但是唐代的著作权意识应该是很浓的，因为在唐人的文集中经常出现“代某某作”的文章，相比之下，如今下属为领导代写的文章，恐怕都不敢收入自己的文集中来。中央美术学院的郑岩提出，对于“文本性”的理解不应该局限于文字，应该说壁画、字帖和礼器都是一种文本符号，可以传达特别的信息内涵。

陆扬和郑岩

研究方法的探索

正如陆扬所言，历史资料的文本性和物质性放在不同领域分别处理比较符合人的思维习惯，也好处理一些，如果将其穿插起来，利用物质材料来解读文本性，利用文本材料时关照物质性，是极有难度的事情。在本次会议中，有三篇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大跃进”，探索如何对历史材料的文本性和物质性同时展开讨论。

武汉大学胡鸿的《从马援铜柱到溪州铜柱——文本与物质的交错互动》一文得到了荣新江等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胡鸿通过研究五代时期马楚政权所立溪州铜柱的物质形态和铭文信息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不仅揭示了卢陵彭氏从外来官僚转化为溪州地区蛮酋之首的历史过程和溪州铜柱的历史意义，还在方法论上提出了所谓“知识传统”和“匠人传统”两个面向。在“知识传统”中，唐代立铜柱多自称是对东汉马援铜柱的模仿，但是对马援铜柱的描述仅仅存在于文献典籍之中，“真实的马援铜柱是否存在值得怀疑，但文本的力量让它成为不容置疑的知识，在隋唐时代有多次声称发现或复立马援铜柱的事例。这是一个从文本到物质的显例，然而将文本中的符号化为现实中存在的物件，还需要解决很多实际的技术问题。”

解决制造铜柱技术问题的是中古时期的工匠，他们有自己的技术传承，这就是所谓的“匠人传统”。他们脑海中的马援铜柱可能就取材于同时期或者不远时代的铜柱形象，“由于文本中缺少对马援铜柱的准确描述，溪州铜柱在设计中採用的八棱柱样式，实际直接参考的很可能是佛教陀罗尼经幢，并由此间接地与天枢有相似之处。”因此，胡鸿认为，在研究文献的文本性和物质性时可以从“知识传统”和“匠人传统”两个方面去考察。

台湾大学卢慧纹的《造伪与羲之真迹的寻求：中古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同样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众多好评。卢慧纹主要研究的是王献之《保母志》，随着众多的东晋墓志出土，这方墓志在近代被确认为一方伪作。但奇怪的是，从南宋到清代有很多人认为《保母志》是王献之的真迹，很多书论家依据这方墓志的书法特色来推测王献之和王羲之的书法联系，并认为这个墓志得“王羲之真意”，姜夔、赵孟頫、董其昌和乾隆皇帝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支持者。墓志的拓本得到历代收藏家的珍藏，有16个人的18段跋，今天被收藏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

卢慧纹介绍，南宋时期的《兰亭》本有几百种之多，其中较好的是《定武兰亭》，但是所谓的“好”，其实是对《兰亭集序》的一笔一划的模仿，一些针眼、蟹爪、丁形等等都模仿得很像，但当时已有很多书论家认为这样反而失去了王字书法的灵动笔意，人们对于《兰亭》真意的认识是多样且分裂的。伪造《保母志》的人很熟悉当时《兰亭》版本纷纷的情况，而且也明白宋代金石学发达，学者比较相信出土的本子，因此在总汇各家的《兰亭》书法基础上做了一个伪造，最终成功取信于各家，并流传下去成为后世认为的“真迹”与“真意”。

复旦大学唐雯的《女皇的纠结——昇仙太子碑生成史与其政治内涵探析》同样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展示了碑刻作为一种重要纪念物在制作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及其物质性修改背后的深刻政治意涵。《昇仙太子碑》是武则天所亲书的、记述周灵王太子晋升仙故事的碑文，《昇仙太子碑》及其碑阴题名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生成过程：在圣历二年庄重而严谨地立碑之后，武后和中宗都在其后的若干年在碑阴刊刻了新的内容，而每一次刊刻的背后，都伴随着武后对于立储问题的举棋不定。同时由于这块碑是武后立储纠结心态的反映，当时朝堂之上李氏集团和武氏集团都围绕这块碑发生过明争暗斗，如武氏集团为了抢夺立储的主动权，围绕升仙太子刻意进行了政治宣传和建构。

唐雯

此外，复旦大学仇鹿鸣的《墓志书写与葬事安排——安史乱中的政治与社会》可以视为对此种研究方法的一种“视角性补充”。仇鹿鸣提出“底层士人视角”的说法，特别强调了物质载体主人“视角”的重要性。他试图通过对安史之乱中普通士人墓志的研究，勾勒安史之乱中的社会面貌。在以往对安史之乱期间墓志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墓志书写存在一些微言大义，例如墓志若使用唐的纪年，就显示出该人处于安史之乱下仍不忘于唐的心态，但是仇鹿鸣认为：可能这种“署唐国号”只是一种墓志格套，而非他们真正心向唐室，因为查阅史料可以发现，有很多墓志上“署唐国号”者其实跟安史叛军有很深的联系。墓志书写中对年号的使用非常实用，哪个政权占领就用哪个政权的年号。很多下层人士和文人，他们的死亡和墓志书写可能并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

仇鹿鸣

问题领域的开拓

关于中古史研究，历史学界可谓耕耘已久、硕果累累，不过传统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史领域。在本次会议中，诸位学者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中古史的问题领域进行了开拓：纵向上激活天文和碑刻等以往较容易忽视的材料价值，挖掘其与政治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横向上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还原中古社会的思想、风俗和信仰。

纵向上而言，浙江大学的孙英刚在《韦湑之死：天文星变与中宗政局》的报告开场时，就做了关于方法论的深刻反思。他认为以往学界研究天文资料时多是从科技史的角度去看待，但是古代天文星占其实主要是服务于政治，所以研究者应该采取历史本位，把握政治脉络，将史书中不见于《天文志》的天文星象变化放在政治史的视角下来考察，激活天文类文献，以补政治史之缺。之后，孙英刚举了一个天文星占对宫廷斗争、人事变动产生影响的例子：羽林大将军韦湑之死。通过对比新旧《唐书》和唐代五方镇墓石的镇墓文，韦湑极有可能是被韦后因“荧惑久留羽林”的天变而毒杀，而中宗政局的动荡对这种天文现象的认识则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在评议环节中，陆扬和唐雯在肯定孙英刚方法的同时，指出唐前期的天文星变导致的人事变动较多，而到韦后时期，二者之间是否有直接关联，恐怕还缺乏足够的材料来说明。

孙英刚

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的《崔万石墓志与崔万石鱼符》在某些方面呼应了孙英刚提倡的方法特点。唐代的崔万石是一个名不见史传的小人物，他跟韦湑一样留存的历史记载及其稀少，但是依靠墓志和鱼符等非传统史料的补充，可以勾稽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大概线索。

横向上而言，首都师范大学刘屹的《佛灭之后：中国佛教末法思想的兴起》，重点解释了为4-5世纪中国佛教思想界为什么会出现“末法”的思想。他主要利用佛经文献，阐述了佛教概念中“末法”和“法灭”的区别，并指出南北朝时期为了与道教的论辩，将佛灭的时间提前，于是正好在4、5世纪马上要进入佛教预言的“末法”时间，中国佛教因此产生了很多末法思想的相关论述，以此对印度佛教的“法灭”思想进行了改造。在评议环节中，荣新江指出在中亚地区比如于阗，藏文的佛教经典中也有关于“末法”的记录，“末法”恐怕不一定是中土佛教的创造。而刘屹回应称中亚地区的“末法”和中土佛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中亚地区更多的是尊从印度的佛教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静在《论唐代士人聚书现象》中探讨了唐代士人聚书与他们的文学素养、著述以及家学礼法之间的关系。王静在文章中不仅引用了如白居易《池上篇》一类的文学作品作为史料，而且考察了聚书的物质形式，如聚书场所和书印等，揭示出唐代士人知识、礼仪和生活习惯之间的联系。

在会议的最后总结时，陆扬教授对诸位学者的到来和积极认真的参会表示真诚的感谢，并期待未来能够出现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古时期历史资料文本性和物质性交错研究的成果。

（本文已经陆扬教授审阅，但限于篇幅无法面面俱到，挂一漏万，请诸位专家与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