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男子的中年危机：不担心油腻，为脱发、落齿、事业所困

《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的作者冯唐今年四十六岁，虚岁四十七，马上就要到孔子所谓“知天命”的年龄，算是标准的“中年男子”了。白居易也在四十七岁的时候，仔细思考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作了一首《浩歌行》：

天长地久无终毕，昨夜今朝又明日。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

前去五十有几年，把镜照面心茫然。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

朱颜日渐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处？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

冯唐在文章中感叹自己“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白居易说“昨夜今朝又明日，不觉身年四十七”，两人虽然所用文体不同，但步入中年以后对青春的眷恋与对未来的无措之感，大约是相似的。只是相对于冯唐“活得不油腻”的理想，白居易更在意的是“青史功名在何处”，所悬鹄的更高，在现实面前的挫折感也就越强。

今天的中年人，生在医学昌明、吃穿不愁的时代，所忧之处在于因多吃少动而变得“油腻”；而在唐代，生活条件大不如今，人过中年以后，食欲降低，身体衰败，“油腻”跟他们根本沾不上边。那么，千年前的唐朝人面临着哪些“中年危机”呢？

身体危机：头童齿豁眼昏花

人们警醒自己已经步入中年，最早的契机总是来自对身体变化的体认。中国古代医学，认为人的生命力与精力，主要来自“肾气”，而牙齿和头发的盛衰，则是“肾气”强弱的直观体现。《黄帝内经》中说男子八岁时肾气最为充盈，因此“发长齿更”；二十四岁肾气平均，故此牙齿坚固，智齿长成；但到了四十岁以后，肾气逐渐衰弱，便会“发堕齿槁”，就此步入衰弱。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唐人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稀疏、牙齿松动掉落时，总是非常沮丧的。

潇洒豁达如李白，也免不了鬓边生白的一天。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老，他找了一个空闲的下午，对着明镜，用镊子将白发一根根拔去，却发现拔去白发之后，头发也所剩无几了。他写诗向朋友元林宗诉苦，说自己“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中年之悲跃然纸上。

对身体变化极端敏感的白居易也常常为自己的头发长吁短叹，他在四十六岁时写了一首《因沐感发寄朗上人》，说自己在沐浴时发现头发的情况很不妙：“渐少不满把，渐短不盈尺。况兹短少中，日夜落复白。”万念俱灰之下，白居易甚至想直接落发为僧，遁入空门。这样的想法，倒与如今中年人为避免脱发之苦，刻意以光头示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白居易像

白居易一生的好友元稹，同样深受着脱发的困扰。他三十岁当上监察御史，意气风发，当时白居易鬓边初生白发，寄诗过来诉苦，元稹还安慰他说“毕竟百年同是梦，长年何异少何为”，认为中年与少年一样，都可以努力前程。但是不久之后，元稹因为得罪了朝中宦官，被贬到南方，流落荆蜀十年之久，除了在身体上步入中年之外，心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四十岁那年，元稹在四川通州为官，兄长给他寄来一顶白色的头巾，元稹试戴之后，竟然发现头巾已经无法扎住头发，于是作诗感叹“病瘴年深浑秃尽，那能胜置角头巾。暗梳蓬发羞临镜，私戴莲花耻见人”，不但不愿意外出见人，连在家中揽镜自照的勇气也失去了，全然没有了三十岁时不惧老境、意气风发的模样。

唐代男子多留长发，官员佩戴冠冕时常常要用头巾将长发包起，再将冠冕罩在上面，因此与其说冠冕是戴在头上，不如说大部分是戴在头发上，唐代文官常用的进贤冠尤其如此。所以，如果头发稀疏，无法用头巾包起，那么冠冕在头上就会摇摇欲坠、滑稽可笑。

唐代文官的进贤冠

白居易晚年时就曾感叹自己“佩委腰无力，冠欹发不胜”，他的朋友刘禹锡也说自己“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诗圣杜甫在中年时遭逢安史之乱，在对国家危难的担忧下，本来就稀少的头发更是“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到了乾元元年，四十七岁的杜甫再度回到长安时，已经是“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了。同样在中年之时就深受秃顶困扰的还有韩愈。元和元年，年仅三十八岁的韩愈因为得罪了当权的大臣，被贬为阳山县令，又转为江陵法曹掾，遭受巨大打击让他壮志消磨，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冠敧感发秃，语误惊齿堕”，提前换上了中年心境。

《春望》示意图，清晰地展现了杜甫头发的“白”与“短”(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不过对于韩愈来说，比起脱发，更值得担心的是牙齿的掉落。韩愈三十五岁时就开始落齿，他在写给朋友崔群的信里，说自己“近者尤衰惫，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对自己中年的衰弱充满了担心。一年之后，落齿的势头变得更为猛烈，韩愈为此写了一首《落齿诗》，说“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并根据“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的说法，认为自己已经命不久长。幸好不久之后韩愈及时止住了落齿的趋势，不过在此后生命中，他再也不能吃坚硬的食物了。十年以后，他写诗给自己年轻的弟子刘师服，诗中说“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自己则是“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文字中充满了中年男子对年轻身体的羡慕之情。人过中年之后，常常是头发与牙齿同时步入衰朽。白居易在写于四十岁的《自觉》诗中说“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所为“二毛”指头发分出了黑白两色，而“齿落”则是和韩愈一样，掉落了臼齿。

在白发、脱发与落齿之外，唐代中年男子另一个共同的身体危机是眼病。白居易在四十一岁时，就已经“病眼昏似夜，衰鬓飒如秋”了。到了四十四岁时，被贬江州的白居易，给同样被贬江陵的元稹写了一封信，后世称为《与元九书》，信中除了阐明自己“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著名文学主张之外，还述说了自己日益糟糕的身体状况，不但“未老而齿发早衰白”，而且“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眼花又进一步加剧了。对于一个文人来说，眼睛不能视物，既影响读书，又影响写作，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难怪白居易在初得眼疾之后，大为沮丧，自觉此后“除却须衣食，平生百事休”，文人生涯就要结束了。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也时常受到眼疾的困扰，他在一首写给眼医的诗中，说自己“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眼睛的不便，会体现在生活得方方面面，让人很容易感觉到自己的衰老无能。

心理危机：生不成名身已老

身体的衰颓固然惊心，心理上的消沉则更为沉重。那些曾在年少时怀抱非凡梦想的人，步入中年后经受了生活的残酷打击，便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杜甫曾“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因才华横溢而备受长辈称许，自己也非常骄傲，只愿意与高适、李白这样的天才结交，在酒酣耳热之后，环顾周围，只觉得“俗物都茫茫”，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但是当他来到长安，满怀信心想要依靠自己的才华“致君尧舜上”的时候，却接连碰壁，转眼间已经年届四十，却仍然毫无功名。此时的杜甫虽然刚到中年，却将自己称为“杜陵野老”，被他视作“俗物”的人，如今“赤县官曹拥材杰，软裘快马当冰雪”，而杜甫却仍然处在“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的状态，只能转而内省，怀疑自己是否只是一个“疏顽临事拙”的迟钝愚蠢之人。八年以后，曾经短暂进入朝廷中央，旋即再度遭贬的杜甫，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求官的梦想，首先找一个能够帮助自己和家人脱离饥贫的工作。他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带领一家南下，在经过甘肃的同谷时，已经到了拾橡子糊口的境地。这样的处境，让杜甫再次怀疑起了自己的能力，除了感叹“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之外，他还写诗自嘲“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在诗中，杜甫简直已经变成一个浪迹山林的野人了。

韩愈年少时科场得志，二十四岁就当上了状元，文章也受到了当时人的追捧，但是在这片刻的辉煌之后，他的仕途便一直不顺。到了元和三年，四十岁的韩愈仍在做国子博士，丝毫看不到提拔迹象。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名篇《进学解》，通过学生之口嘲笑自己“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付出了无数的精力和努力，最终却“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不但没有依靠学问致身通显，反而落得“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面对这样的状态，韩愈也只能自我反思，将当年文章天才的光环逐渐褪去，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能免遭朝廷嫌弃，拿到一份俸禄，就已经谢天谢地，也就不追求更高的地位了。

元代书法家鲜于枢书写的《进学解》

贞元十九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三十二岁的白居易同时考上了书判拔萃科，又同时做了秘书省的校书郎，两人都是少年得志，才华横溢，前途无量。但是不久以后，两人的仕途分别遭到了重大打击。元和十年，四十四岁的白居易，因为得罪了权贵被政敌攻击，外放为江州司马。白居易本已在中央立稳了脚跟，忽然遭遇这样的贬谪，心情落至低谷，到达江州以后，他写了一首《谪居》诗说：“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史。逢时弃置纵不才，未老衰羸为何事。”将遭遇贬谪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不才”，同时又深深为自己身体的衰弱而担忧。在这样的低落心境中，白居易改变了年轻时关心时局、热衷政事的性格，认为“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开始潜心著述。而早在五年之前，元稹因为做御史时过于正直，得罪了太多同僚，被贬谪到江陵，后来又去了四川通州。四年以后，他在一封寄给白居易的诗中，形容自己当时的境遇是“五千诚远道，四十已中年。暗魄多相梦，衰容每自怜”，心情也已低落到了极点。

幸运的是，他们熬过了中年的低谷之后，大多都迎来了命运的转机。杜甫依靠朋友严武在成都定居，还营建了自己的草堂；韩愈因为文才被皇帝关注，重回中央任职，不久就做上了皇帝的秘书；在元稹写下“衰容每自怜”之后一年不到，他和白居易便一同被调回了中央，先后做上了中书舍人，最后元稹还一路晋升，最终当上了宰相。当他们时来运转之后，再回头看看中年困顿时的抑郁之情，一定会觉得轻松而释然了吧

应对之法：遇事知裁剪，操心识卷舒

以上所举的几位，都是唐代士人群体中才智最为出众的人物，然而即使是他们，到了中年之后，依然会为了身体的衰颓和事业的困阻而意志消沉，甚至自我怀疑，可见中年危机在人群中是多么的普遍。那么在面对中年危机时，唐朝人又有什么好的应对之法呢？

在上文提到的白居易所作《自觉》诗中，白居易在叹息自己“形骸日损耗”之后讲到了一位与自己同年出生的崔舍人：“同岁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与貌，衰盛随忧乐。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白居易认为，面对中年的来临，恐惧退缩只能让心情越来越坏，我们应该安然接受身体与心理的转变，以乐观的态度，迎接新的生活，“不畏复不忧”，自能安然度过危机。白居易在此后的人生中，也时常践行着这样的生活方式，不论多么艰难都努力为自己找到排解的理由，比如文章开头写到的《浩歌行》中，白居易在感叹自己“富贵不来年少去”之后，又说“古来如此非独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既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常事，青年早逝的英才也并不少见，能不受饥寒地活到中年，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又有什么好过度忧愁的呢？正是有了这样的乐观心态，白居易硬是以衰弱多病之身，活到了七十五岁高龄，那位与他同岁，“容光方灼灼”的崔舍人崔群，反而还比白居易少活了十五年。

除了保持乐观的心情，寻找一个能让自己全心投入，并能从中获得价值感的事业，也是应对中年危机的好方法。韩愈在四十五岁尚为国子博士，还不断遭到攻击和排挤，他虽然郁闷，但并不绝望，因为还有一份重要的事业等着他去完成。当世之人追求的是功名利禄，而韩愈追求的则是“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他立志“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而所谓“吾疆”与“吾陂”，就是他欲以之匡正天下士风的载道之古文。正是有了这份坚持，韩愈才可以锐意于儒道复兴和文章改革，成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一代文宗。

韩愈像

最后，懂得有所舍弃，遇事不要太过斤斤计较，也是唐人对中年人提出的重要建议。晚唐诗人杜牧在度过了“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年少轻狂之后，也曾身陷中年危机，他感叹中年之后诸事芜杂，“只言旋老转无事，欲到中年事更多”。在四十岁时，更由中央官员被外放为偏远的黄州当刺史。愤懑之余，杜牧写了一首《自遣》诗，为自己中年以后的生活订立了几条规则。第一条是“闻流宁叹吒”，听到骇人听闻流言不要立即相信惊叹，是要小心求证其真伪；第二条是“待俗不亲疏”，面对所有人时都要公平对待，不要有亲疏差序；第三条是“遇事知裁剪”，碰到芜杂繁忙的事务要根据轻重缓急，有所取舍；第四条是“操心识卷舒”，不要对任何事都费神关照，而是要保留精力，劳逸结合。归结起来，这四条都有一个共同的原理，那就是对一切都看淡一些，多一点放松，少一点纠结。

这样的建议，虽然出自千年之前，但对今天的中年人来说，大概也同样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