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炎泉：漫谈尺牍书写文化

尺牍与书法史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是魏晋还是后代，使用毛笔书写的书信都是构成书法史的主要成分，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三希帖”这三封信：《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完全显示出尺牍在书法史中的重要性。唐代留下的名人尺牍墨迹较少，不像宋代基本上是以尺牍作品为中心，元、明时期书法作品开始增加，以信札为主的状况就开始产生变化，到了清代与近现代，尺牍反而成为配角。显然，尺牍就是构成早期书法史的主力，也顺势成为后代书法发展的基础，其地位之重要完全无法忽视。

（晋）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

尺牍在书法史研究中经常被单纯视为书法风格的材料，对于信札本身的功能性不够重视，使得许多书信中的文化现象都被忽视。例如晋唐时期的书信在书写上有特殊的格式与用词，很多在后代尺牍中都没有沿用，因此文句解读上往往产生困难。当然，信中内容的隐晦也成为研究的难度，毕竟很多事情都只涉及彼此，往往点到为止，身为第三者的观众确实很难完全理解。以书圣王羲之为例，尽管很重视他的书法，不过许多尺牍中的内容却长期无法正确识读，最简单如“不一一”或“不具”“力不次”等词语，已经造成书法史上诸多的误解与困扰，直到祁小春的王羲之研究成果出现才豁然开朗。祁小春透过归纳与分类，并参考同时期的文献数据，将晋人尺牍的几个主要格式确定下来，解决了不少书法史上的争议。不过，这仅是悠久尺牍文化中一小部分，还有相当多的模糊地带需要澄清。

整个尺牍文化并非单指信札本身，还涉及许多相关的实际操作层面，例如信稿、信封、传递等等，然而因为书信的日常性让很多东西都难以流传或是保存下来，造成今日对于古人的尺牍文化一知半解。笔者在过去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些涉及尺牍书写文化的议题，特别是信稿与信封的问题，在此提出一些观察与探讨，希望能对书信书写文化有更深的认识。

一、信稿

在书法史上，信稿显然是一个有趣的议题，而且有着时代上的区分与意义。以宋代尺牍为例，流传下来的书信中确实很少发现涂改的痕迹，也就是基本上都能判定并非底稿，而是寄出的正本。这些信件因为书法、内容等等的原因而被妥善保存下来，但是信件的底稿都到哪去了呢？很可能这些稿本在完成阶段性的功能后便被丢弃，或是基于其他因素未能流传下来，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现代。

于右任 致隆吉尺牍稿

台北故宫博物院近年购藏一件《民国于右任墨迹》册，经折装共六十一页，收录《第二次大战回忆歌》《致隆吉尺牍稿》等，全册以小草书写两千五百余字，长达十三米多，为于右任长子望德（1910－？）之旧藏。册中除了长达一千八百余字《第二次大战回忆歌》的完整珍贵抄本外，还有一封富有教育意义的《致隆吉尺牍稿》，是属于比较难得见到的信稿。

《致隆吉尺牍稿》为私人信件，却真实地反映出于右任的为人处事与教育态度。此信目的是请孙维栋（1895－1969）帮忙处理一批从南美寄来的鱼翅，这些鱼翅是于望德出使南美时所购买，希望帮父亲祝寿，不料引起一连串的麻烦。孙维栋曾参加靖国军，为于右任旧部属，1937年任财政部天津海关总监，1947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信稿中提到当于右任获知儿子买鱼翅为其祝寿时并不开心，虽然立即去函阻止，无奈却已经运送至中国，不得不拜托曾任天津海关总监的孙维栋前去领出这些鱼翅，并交代务必要妥善小心处理，鱼翅只留一小部分，其余都想办法卖掉以捐助孤儿院。由于当时政治混乱，时局也十分艰难，于右任对望德提道：“汝在南美三国做事，倘与国家有益，即等于请我吃鱼翅。我是穷小孩子出身，不要贪吃这种东西。”表明自己出生寒微，并不习惯吃这种东西，还认为这些鱼翅恐会引起世人批评，必须谨慎处理此事。信中对于整个事件的态度与对于望德的责难之辞，完完全全反映出一位政治家的情操与身为父亲对儿子的期望，事后更直接将此信稿转交至儿子手上，无非是希望他可以汲取教训。一封不属于正式作品的信稿，字里行间完全流露出书家的真情与个性，让观者体会到书写者的真实存在感，这种亲密的观赏经验是那些冠冕堂皇的诗词歌赋所难以企及，也是尺牍书法引人入胜之处。

晋人法书无疑是书法史的核心典范，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也就是尺牍。过去因为流传数量的稀少，加上年代久远等因素，使得这批尺牍一直未被好好地研究，仅仅是当成书法学习的对象。然而，数量不多的晋人尺牍所反映出来的书写文化为何？确实值得深入考察。

目前所见的晋人尺牍中很多都具备一样特色，就是节笔的出现。关于节笔的原因与意义在笔者《晋唐法书中的节笔现象与折纸文化》一文中有详细讨论，简单说就是毛笔碰触到高突的折纸痕所产生的特殊线条，此现象也是到了近代才受到日本学者的注意。这样的现象之所以长期被忽视，就是因为书写方式的转变，尤其是宋代开始习惯利用桌子来写字后，节笔就几乎完全消失于书法史上。

折纸明显并非为了美观，否则不会屡屡写于突起的折痕上，产生奇形怪状的节笔，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纸张强度以便持拿于手上书写。晋唐书法中可以找到规矩地写于折线中的正式作品，例如智永《真草千字文》、唐玄宗《鹡鸰颂》。相较之下，写在折痕上就显得随意且漫不经心，书法的美观显然不是书写者所在意，内容的构思与记录的顺畅才是重点，也就是具有草稿的特性。

根据祁小春的研究，当时确实有保留信件副本的习惯，以供将来不时之需，这样的功能需求使得很多信件的稿本或副本都保存于自己家里，因而出现寄往多处或是不同时代的信件被收藏在一起的特殊状况。若考虑东晋士人对于个人形象的珍惜与爱护，节笔所具备的随意性显然很难出现在正式的信件中，毕竟有损本身的形象。也就是说，这类带有节笔的尺牍基本上都是信件的稿本，这也可说明这类作品在书风上所呈现的洒脱与狂放，例如《万岁通天帖》中的几封书写得相当夸张的尺牍，很难想象收信者真的收到时的反应会如何，即使在后世也很少出现这样的作品。

若是从稿本的角度来看待这批晋人尺牍，很多书法上的议题便迎刃而解，例如节笔的出现、狂放的书风等。当然，也会衍生出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例如这些草稿书法与正式信件的风格差异，这些风格对于后世的不同影响层面等等。

二、信封

现代的信封大家都见过，无论西式或是中式，总之就是长方形，寄收件人的讯息写在平整面上，而非纸张合缝处。传世的尺牍书法作品中，基本上很少见到信封流传下来，晚期作品比较容易见到。

今日大家所习惯的信封在古代是所谓的外封，相对就是还有一个内封，不过内封就是信件的一部分。目前传世书信中可以见到最早的内封就是苏轼（1037-1101）《渡海帖》：

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绍圣四年（1097）苏轼以罪贬往海南，至元符三年（1100）五月才诏徙廉州，此札书于六月十三日，也就是渡海前七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当时他在澄迈（海南岛北面）准备渡海北上，也作了《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等诗。帖中“梦得”乃是赵梦得，他对流落海南的苏轼相当照顾，还曾经为苏轼奔走中州探望家属。苏轼与这位友人交往甚密，不仅曾题其澄迈住所二亭“清斯”“舞琴”，还书写陶渊明、杜甫诗及旧作数十纸赠之。由于苏轼路过澄迈时，赵梦得正好北行，才会留下此札交给他的儿子，期许能在海康（广东雷州市）相遇，否则“未知后会之期”。苏轼此语露出些许无奈，似乎也预示他来年七月的过世。虽然短短数语，字里行间却充分流露出两人深厚情谊。

此札目前被裱装成立轴，尺牍上方由两条拼接而成的横书小纸条为此信札的内封，现被移到尺牍上方。内封方式是将写完书信左卷，沿合缝线糊上后直接于骑缝上书写受信人姓名与“谨封”字样，这种卷封的方式多流行于唐以后。苏轼提到自己“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不重封”，并且希望对方不要怪罪。显然，宋人在卷封的内封之外还有更加盛重的重封（外封）做法，《西楼苏帖》中收录了苏轼《与宝月和尚书》的内外封题，内封：“手启上宝月大师老兄。轼谨封”，外封：“书上成都府大慈寺中和院宝月大师。眉山苏轼谨外封”，可知外封主要供书写地名等信息之用。多数宋元时期的钤封都未能保存下来，故此北宋墨迹例证就格外珍贵。

由于刻帖往往对于作品上的细节加以变更与修改，只保留编者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很多重要讯息往往被去除掉。尽管如此，苏轼这件外封还是相当珍贵，至少外封的格式可以确定是长方形的。

内封因为与信札书写在同一张纸上，比较容易被顺便保存下来。信札的外封则是以另外的纸张书写，在缺乏刻意保存的观念下，收到信后往往随手丢弃，这也导致大家对于外封的概念一直都是处于瞎子摸象的状况。尽管利用一些文献数据与刻帖上视觉材料的网罗，看似已经成功地还原了外封的形式，然而却又不是这么明确。

《呈举郎中札子》外封

目前可以见到的宋代外封应该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程元凤（1200-1269）的《呈举郎中札子》，虽为官牍却也足以反映当时的外封使用格式。此外封高度约略与尺牍相同，中间题写名衔部分可见一纸缝，纸缝的右边（观者的右边）从字上可以见到还有一纸痕（左边超出中缝的部分被右边的纸盖住），最为珍贵的是外封上下的折边，就是书有“札提”跟“封”字的两个长方纸条，或许是因为有字才得以被保存下来，长方纸条很清楚是折向前面弥封，形成一个长条状的信封外观。实际制作方式是，书信写完且完成内封以后，将信纸完全压平，此时找一张能够左右包覆内封且更高的纸张，左边的纸先折往中间，右边的纸再折往中间并粘贴于上面，接着弥封上下开口。当然此外封也可能预先制作好，留下一弥封口，就如同今日信封一样，待放入信纸再封上。

与书信本身被珍藏的状况不同，信封显然因为阶段性功能的完成而受到轻视，至少从传世尺牍上看来如此。尽管信封与信笺同样隶属于尺牍书写文化，也都是出于同一位书家所写，却因为本身承载的功能而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小结

从纸本身的适写性到加工装饰，从信笺的讯息承载到信封的弥封与寄送，在这些不同的功能交互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尺牍书写文化，同时也直接影响了书法史的样貌。尺牍书写文化的复杂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加上现代人也已经逐渐远离传统书信的使用脉络，这些都让尺牍变得更加神秘不可解。书信在书法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就是书法艺术的部分，却长期呈现被孤立的状况，毕竟尺牍本身具有强烈的功能性，要将所有不同功能与目的的信件混为一谈，确实有相当大的风险。尺牍本身还有许多议题可以深入，除了最基本也最困难的内容解读外，关于书风的表现、纸张材质的选用、信件的传递方式等等，这些都是过去的研究者不太关心的环节，使得许多信札都直接升华为纯粹的艺术品。事实上，与作品相关的所有部分都可能涉及风格议题，唯有透过各种不同的研究角度与视野，才可能呈现出风格所代表的丰富文化史意涵。

（作者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本文原刊《书与画》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