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美国政治思想史家理查德·沃林谈战后法国思想界

近日，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家、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比较文学和政治学杰出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在上海进行了一场讲座。沃林著有《存在的政治》、《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文化批评的观念》、《海德格尔的弟子》、《非理性的诱惑》等多部作品，在《东风》一书中，沃林通过回顾战后的法国文化与政治生活，重新聚焦、梳理、审视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们受到东方因素的鼓舞，对当时局势与日常生活展开批判的这段历史。

沃林说，这本书讲的是东方的思想如何穿越整个世界，到达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当中，被西方接纳，通过跨文化的交流来得以传播和实现。明年就是2018年，届时全球范围内会举行纪念活动，纪念 1968年的“五月风暴”50周年。1968年对全世界特别是对知识界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1968年，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大面积的学生运动和学潮，从墨西哥城、华沙、布拉格这些欧洲城市，到北美像伯克利、哥伦比亚等高校学生都走上了街头。

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在1968年5月中旬，那个时候在巴黎有一小群的学生，大概只有不到10个人，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席卷了整个法国，有超过15%的法国人口、超过1000万人参与到了这一事件当中。对于整个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历史上来讲，1968年都是一个不容忘记的时刻。

沃林介绍道，之所以选定法国作为研究的对象，其实有一个研究背景在。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思潮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一直存在，在北美、拉美、南美以及世界各地都有，但他关心的问题是，这些政治思潮经历跨文化交流之后，在法国当时特定的环境和土壤当中如何生根发芽、得以壮大起来，又是为什么在法国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度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这些政治思潮对世界其他国家在某些时间也产生过影响，但都是正常状态的、可以预见到的影响。只有在1968年法国的例子中，这种影响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的，抵达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沃林指出，法兰西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民族，法国可以被称为是现代革命的摇篮。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之后一系列的现代革命，比如说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也就是托克威尔写的革命时代，当时发生的“二月革命”，1848年6月对工人阶级的屠杀；1871年时建立的“巴黎公社”等等。这一系列事件都说明法兰西这个民族对革命尤其感兴趣。沃林认为，法兰西这个民族是对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革命有着异常灵敏的触觉和嗅觉，因而1960年代在中国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就被嗅觉灵敏的法兰西民族接触到了，对他们造成了影响。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东欧等地的共产主义政权基本上还是“老人政治”，现实和理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而在战后的法国，特别是经历了高速发展一段时期之后，一个非常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文化正在崛起。有很多流行音乐开始流行起来，比如说披头士、滚石乐团等等，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法国年轻人尤其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年轻人而言，他们需要寻找一个革命模式来从中获得激励。那时法国共产党是在所有欧美国家的共产党当中最成功的。他们在议会选举中可以获得的投票数占到整个选民的2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但是，一个号称要在全社会内掀起革命的政党，却玩着西方这一套民主政治。这对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失望 。而在当时，法国人民已经在专制社会中生活了超过10年时间。1958年的阿尔巴尼亚战争危机之后，戴高乐将军攫取了权力，当上了总统。在他当政的10年期间，法国没有任何成形的力量来反对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的年轻人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寻求一个和苏维埃不同模式的革命方式。

沃林说，他在书里写了这样一个笑话：这些法国的学生、左派了解中国越少，对他们来讲越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法国的这些学生和左派来讲，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是他们想像中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当时亟须解决的是他们在西欧的法国社会里面所经历的沮丧和失望。中国成为了一个被投射的乌托邦，他们希望借助中国这一面镜子照出法国自身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特别是左派当中有一个组织叫“工人阶级左派”，这个左派组织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只是从中国那里抓取了一些他们认为有意思的东西，拿过来进行发挥和改造。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1968年是第一次在技术层面可以通过电视机把图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其实在1960年代末，大家才可以通过电视这样一个媒介，看到世界范围之内发生的事情。当时人们看到的是美国越南战争期间的战争罪行，比如说使用化学武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农民等等。这样的一些图像经由电视机被传播到年轻人眼前，让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民主有多么虚伪，让他们心生失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思潮迅速攫取了法国激进青年的心灵，打开了他们的政治想像力。

沃林介绍称，在当年的法国发生过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当时法国一些精英院校里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这些最好的学校的学生拿着国家政府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可以让他们在大学里度过5年衣食无忧的生活，完全沉浸在知识探索的世界中。可是，这些学生拿着政府的钱，却要砸政府的碗。他们想的是如何去革政府的命，读的是列宁，跟随的是阿尔都塞这样的导师，追求一些非常激进的理想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先是发动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但后来发现，还是要等待工人阶级一起加入他们游行，毕竟这是一个反资产阶级的游行。他们一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认为这应该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所以他们等待无产阶级的加入，但后来发现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1968年夏天，当时的工人阶级左派这个学生组织通过一系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学习到了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因为在1968年的那个时刻，和马克思当年相比较，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所发生的结构性转型。这样一个结构性转型和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的时代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不到有大面积的产业工人聚集在工厂周围来进行工作。在战后，整个社会分层，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和马克思时代不一样了。 “五月事件”之后，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以工人阶级为导向的教条，转而在文化层面上来进行一场革命，这些工人阶级的左派组织和社会上很多自由派的组织联系在一起，希望在文化上对这个社会进行一番改造。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在这之后的后五月时代发生的一系列转型，其实是和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在那之后，有一系列新的社会运动的崛起，比如说关于移民的，关于少数群体的，关于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运动等等。之前在工人阶级左派，学生组织里面干过的一些社员或者是成员，他们到最后是更加广泛的和这些社会当中的新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然后使得整个法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氛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改变。

沃林强调，法国文化当中有着两面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很多革命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比如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等等。但是除此之外，法国也有着非常悠久的专制传统，在政治上大家都渴望政治强人的出现，所以，他们是像寻找救星一样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政治强人的出现。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比如说拿破仑，比如说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包括在“一战”期间的维希政权，到最后“二战”之后的戴高乐总统等等。所有这些政治领袖人物，其实都是以非常专制非常集权的形象出现的。 所以，整个法国的官僚体制在政治上是很集权的，包括在巴黎，在整个体制的建制、结构和形式上都是很集权的。但是，经过这样一个对新的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参与，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在后五月时代，前工人阶级左派的成员参与到这些社会运动中之后，慢慢有了一个新的改变。

沃林将这种改变称为新的在全法国范围之内的“民间结社生活”的崛起。在集权的政权形式之外，在民间的层面上有相当多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机会和社团联系在一起，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朝气蓬勃的，和中央集权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重新思考和审视1968年5月，这段历史所拥有的政治意味和留给法国的政治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