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启动消费创造更好的宏观环境  

6月1日，上海进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以4月1日全面进入静默期开始计算，上海整整静默了两个月。为了推动复工复产，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包括8个方面、50条政策措施（简称“上海50条”）。

为什么上海要出台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经济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机器人，也不是空气开关，拨一下就停止，再拨一下就马上恢复到停止之前的状态。经济可能会因外力瞬间骤停，但恢复就无法一夜如初，需要很长时间。

从需求端来看，消费的恢复也是缓慢的，线下消费规模要恢复到常态，往往需要长达静默期两三倍的时间。在静默和恢复的过程中，摩擦造成的不确定性还会让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趋向消极，拖累经济恢复进程。

正因为经济恢复是漫长的过程，所以需要施加经济政策。消费是重中之重，外部贸易环境日趋复杂以来，扩大境内消费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议题。上海是中国的消费之都，能否快速将消费恢复至常态直接决定了上海经济恢复的质量。

应当如何促进消费？首先，消费与收入高度相关，人们有稳定收入、对未来有良好预期，才会放心消费，因此稳定消费的前提是稳定就业。不管是上海50条，抑或中央及上海出台的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还是国务院最近发布的稳经济一揽子33条政策以及缓缴社保、扩大稳岗就位的政策，稳投资、稳就业都是核心内容，企业有新增投资，才会招聘更多的人，就业才会稳定。

企业要扩张，要么雇人，要么用机器。中国是劳动力大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规模庞大，过度超前出现机器换人，不一定是好事。从税制看，中国增值税在税收中的比重较高，增值税的特征是劳动力成本不进入进项抵扣，但采购机器等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进行进项抵扣，在金税三期实施以后，企业雇用劳动力要付出的社保缴费和个税负担越来越高，客观上导致企业雇用劳动力越多，实际税负就越重，这会迫使企业用机器换人。

要激励企业多雇人，就要降低企业雇人的制度成本，除了进一步降低社保的实际费率、个税的边际税率，还可以免征、减征、缓征社保缴费。今年以来，奥密克戎成为流行株，导致一些城市的疫情防控力度较2020年初尤有加强，这些城市的经济复苏激励政策应当大于2020年。

以职工社保为例，2020年全国范围免征了5个月的中小微企业职工社保中单位缴费部分，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了3个月。目前部分地区的政策导向仅为缓缴社保，减征免征的适用行业很少。上海作为静默期持续时间较长的城市，应该参照2020年的经验，在社保缴费等方面提高免征、减免的力度。

尽管增值税无法将劳动力成本全额纳入进项抵扣，但过往税收实践有过加计抵减政策，生活服务业等行业在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基础上再加计10%（或15%），抵减应纳税额。中央政府应当重新考虑这些政策，为了鼓励企业多雇用劳动力，也响应减税降费的号召，在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例如劳动力成本占比符合一定条件），全面实行加计抵减政策，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利润微薄的服务业以及受疫情防控冲击较大的行业。

此外，无论是社保免减缓政策，还是稳岗补贴等稳就业政策，主要还是面向正规就业人群。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城镇就业有高达2亿人处于灵活就业，大多不缴社保，劳动关系不稳定，他们受疫情冲击最大，抗风险能力最弱，但保障力度最小。这些人群对应的家庭往往储蓄少，手停口停，社会静默会直接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顿。

政策实施也需要照顾到他们。在出台稳就业政策的同时，还需要直接对这些家庭进行现金补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强，对他们的现金补贴大部分都会转化成购买行为，也会拉动供给端复苏，进而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正循环。

其次，“非必要”是各地疫情防控政策中频繁出现的词汇，例如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减少“非必需品”的购买。政策本意是希望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病毒传播率，但这种政策导向抑制了消费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食品衣服的支出占比在下降，而交通、医疗、教育、文娱的支出占比在上升，居民消费重心向发展型和品质型转型。2010年以来，人们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耐用消费品人均存量逐步见顶，品质型消费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消费者关注点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转向“改善生活品质”、从“购买产品”转向“享受服务”，超前消费、跨越阶层的越级消费成为消费的常态。

时间利用数据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从2008年到2018年的十年间，家庭时间利用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陪伴照料家人的时间快速增加，2018年增长到53分钟，增长了1.3倍；二是休闲娱乐的时间与支出都在增加，外出就餐、休闲娱乐的频次、支出的绝对规模和在支出中的占比大多上升，2018年个人的休闲娱乐时间为65分钟，比2008年增加了25分钟。

在温饱线挣扎年代的人们看来，这些消费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非必要”“非必需”的。但正是这些非必要、非必需的消费才让普通人的品质生活有了可能，才会成为扩大内需的推动力，这些消费品类有很高比例是集中在面对面的服务，比如旅游、教育培训、健身、亲子等。目前这些行业，要么在政策层面受到抑制，如“双减”政策，要么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如跨省旅游、线下脱口秀、电影。

人们有外出、有流动，才会有消费，都窝在家里，消费是无法启动的。这些消费是面对面的、又大多是非必要的，也意味着这些需求偶发性强，念头一起，就会触发消费。偶发也意味着稍有不便利，消费者就会放弃外出消费，移动性是否够好、是否便利（可达性）、过程是否舒适，都会影响到消费的决策。

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2016年对上海近6000户家庭的收支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按收入从低到高划分为10组，计算每一组家庭的年度外出就餐支出的平均值，同时我们将家庭分为两类，一类是年内没有出租车支出的家庭，另一类是年内有出租车支出的家庭，然后对比这两类家庭的外出就餐支出是否有差异。

结果发现，家庭收入越高，汽车拥有率就越高，交通的各项开支（包括公共交通和出租车）就越高，但替代性并不明显，即有车的家庭并不会降低出租车和公共交通的花费。每一个收入层级中，有出租车支出的家庭，其外出就餐支出的规模都要比没有出租车支出的家庭要高，并且收入越低的家庭，有出租车支出的家庭外出就餐支出就没有出租车支出的家庭差异倍数越大，这是因为中低收入家庭拥车比率较低，收入家庭，拥车比率很高，可以部分替代出租车需求。总的来看，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交通与外出的面对面消费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保证疫情防控前提下，要启动消费，就要尽可能降低人们外出、流动的障碍，为面对面服务、聚会创造便利，不能在必要的防疫措施之外，随便加码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让上海的消费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状态。

（作者聂日明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