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不仅要讲真，还要讲善和美

【编者按】

大学是现代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人才的支持，那么大学与中国的现代化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10月23日，社会学家、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在复旦大学发表了以“再论大学之道：大学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演讲。

他认为，自从产生大学之后，大学就变成推动现代化的根源力量。现代化促成了中国大学的产生，大学本身也大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他强调，中国的大学要担负起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责任，不只要讲真，还要讲善和美，要追求善的学问。

以下演讲文本由澎湃新闻实习生据现场录音整理，由活动主办方审定。

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大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我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时间很久了。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是1960年出版的，第一次用了社会科学的观点来谈中国的现代化。那时候几乎整个社会学界讨论的都是这本书，连马英九都说，我是看你书长大的。我这本书是1978年底邓小平先生施行改革开放之后进到大陆的，进来之后有很多版本，但是直到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才真正得到我的授权，出版了正式的版本。到了2010年，北京的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增订本，增订本把我当初同时间写的东西一起放进去了。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我之所以写《从传统到现代》，是因为那时候年轻，很纳闷中国的前途是什么。那时候中国的前途其实包括了整个中国，因为我在海外，没有考虑到台湾的前途是什么。我觉得一定要走现代化，所以讲了一句不是那么准确的话： “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现代化。”这句话是我在1960年出版的书上讲的，我把这本书献给从事于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相关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但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我所认为的现代化并不是反传统，但是单单搞传统，不是忠于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现代化我认为很简单，就是从一个传统的社会走向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那么到底什么是传统社会，什么是现代化社会呢？

对这个问题，我的书里有很多论述。过去几十年来，我前前后后出了八本书，就是专门讲中国现代化的，包括去年出的《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也是说中国的文明是从古典文明、农业文明转向了工业文明。

大家都知道李鸿章，人们对他评价不一，无论哪一个政治人物都不愿意做第二个李鸿章。每一次清朝和外国打仗，战败以后都是他去签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的，这是外交官最痛苦的事情。去签约，地划出去了，钱赔了，都是他的错。我比较同意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的观点，他说李鸿章可能是19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中国，那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居然被英伦三岛打败了，后来又被扶桑三岛打败，所以李鸿章讲，中国当时正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今天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时代在变化，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变化，整个中国的文化宇宙、政治宇宙通通断裂了，所以说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而中国最大的变局就是，从一个前现代的文明走向了现代的文明。现代文明简单说就是工业文明。现在不说手机，就连我们戴的眼镜、穿的衣服、用的笔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活在一个工业文明的时代。那么想想看中国，不要讲七八千年前，就从秦朝开始，两千多年，韩愈、李白、苏东坡、曾国藩，这两千多年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而我们这一百年的发展呢，使我们已经完全是工业文明了。

但就我自身经历，假如不是工业文明的成长，我今年82岁，大概没有可能在这里和大家讲话。在农业社会，八十岁不得了，杜甫都讲，“人生七十古来稀”。工业文明有一样东西大家都知道，就是人的寿命到底是怎样的？假如我的资料不完全错的话，在1840年，中国人的寿命预期大约是29岁，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的寿命预期是35岁，但今天呢？我来自香港，香港女性的寿命预期是86岁，而男性则是81岁。最近这一百年来，竟把我们的寿命预期翻了几番，这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文明的时代。

我们从传统到现代，有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文明的内容当然不只是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还牵涉很多其他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政治。主要来讲就是说农业经济走向了工业经济，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经济的发展都一定会走向工业化，不走向工业化不能进入到现代文明。政治层面呢，就是从帝制、君主制走向了民主共和制，从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后，就出现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过去中国就只有一个皇帝，没有皇帝，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孙中山革命成功以后，国民党建立了中华民国，就是人民做主体的意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全世界不止中国，都有一个大的前沿、趋势，就是从帝王走向人民，人类整个历史都在变化。还有一个变化是说，从帝国走向了国家。不光中国，全世界如此。民主共和国家就是人民做主体的国家，今天我们到中国来，人民这个词到处都有，比如说人民银行、人民出版社、人民大学、人民医院，这就是要强调，这个时代要以人民为主体。

从经学到科学：中国文化宇宙的翻转

大家知道，中国学术文化变化的一个主旋律是从经学也就是“四书五经”到科学的转变。现在大学里面开设的跟科学有关的课程、专业可能占了百分之七十，甚至于百分之九十。从经学到科学，为什么这么讲呢？中国过去是有大学的，汉代开始时候就有了太学，宋代、明代以后有很多书院，共同点是什么？教学内容主要来讲就是四书五经，五经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乐》后来没有了；四书是宋代朱熹开始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从宋代开始，主要的读书人读的就是四书五经，主要的考试就是科举，除此之外，唐代还有书学（书法）、诗词歌赋等，但完全都是附属的，最主要的是四书五经。

1905年，那时候慈禧太后还在，清朝颁布了一个命令，“废科举，设学校”。这六个字不简单，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宇宙的翻转。古代中国的读书人考科举并不都是为了做官，儒家的哲学思想里有提到，这是命定的，只有读书考科举，然后做官，才可以为天下百姓做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里很重要的一个点。随着科举的废除，设立了新式学校，西方的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进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学者常常讨论到晚清新政时会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的大学突然宣布解散了，大家就白读了，整个人生规划会被打乱。科举废除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没多久就革命了。

我现在讲从经学到科学，这是学术文化。你们现在学问再好的人与清朝的经学家相比，也是不一样的。何况现在很多人有的搞社会科学，有的搞自然科学。中国过去的学术文化主要是四书五经，现在基本上是由经学到了科学。

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在文化、学术、教育界都了不起的人，就是蔡元培，他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到德国留学。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应该跟世界联系在一起。他到德国去留学之后，德国发生了一件大的事情，是什么呢？

西方有一个大的大学教育制度，是从罗马开始，我们叫做中古大学。中古大学一直延续到今天，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已经有七八百年历史了。中古大学一直流传下来，德国也是一样，到了十九世纪，德国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洪堡是了不起的教育家，跟我们慈禧太后做的一样，他把神学也就是《圣经》从大学里面拿出去，相反地就提出了科学。但是呢，中古大学基本上学的就是《圣经》，《圣经》的地位就等于中国四书五经的地位。德国提倡科学，把神学、圣经从大学里拿走，但这是英国、美国的大学通通要学习的，那时候把圣经和神学从大学里拿走，把科学放进去，欧洲的中古大学才变成了现在的现代大学。（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是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编注）

蔡元培一回到中国，孙中山就很看重他。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就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而蔡元培就做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他发布了一个大学令，规定凡是要成为大学的，就必须有什么课，并且把经学给废除掉了。所以，欧洲的学校就移植到我们中国来，我们今天的学校包括复旦大学，都不是从古代的国子监、太学纵向继承下来，而是欧洲的大学横向移植过来，北大就是作为他具体改革最主要的阵地。北大第一任校长是严复，严复按照大学令的意思，把经学里面的四书五经废除了。当然现在，这些可以放到我们学的文科里面去，而今天把它们都放到文科里，那只是新的知识的排比。

中国这么古老的一个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期引进西方现代大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想这是中国现代化里面最根本、最为重要的。现在你们都是科学时代里面的人，不是念经学长大的，经学的重要性是我们从另外的角度考虑的。今天我们要讲“治国平天下”，不是靠经学，农业文明的时候还勉强可以这样说。

废除四书五经，将西方现代的大学制度引进到中国，这是我们大的变化的开始。经学，用冯友兰的一句话讲，“是我们中国以前思想的君主”。现在我们思想的君主变没了，我们进入了科学的时代，我们有了现代大学。中国一开始就是现代大学，不像西方一开始是中古大学，现代大学里面的科学至为重要。为什么？杨振宁先生给我讲，1900年，一百一十七年前，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懂微积分，数学里面基本的微积分不懂，根本就没有用。尽管中国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懂微积分，并且还经历了战乱，但是到了一九三几年，杨振宁去了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他们所受的数学教学，已经完全可以和西方最先进的知识水平相较量了。尽管我们是在苦难、战乱,中，我们中国的一些大学依然发展得很好。

科学一进入中国大学之后，就变成了重要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口号：民主、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德先生的命运不是那么好，赛先生却是非常受欢迎，天下父母心，每个人都希望孩子去念科学。我们中国过去很讲究读书，很重视读书，最重要的就是经学，有钱人家的孩子一定要把经学给读了。古人讲“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就是说，我传给我儿子一本经，胜过给他一箩筐黄金。而今天呢，变成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科学渗透到了任何一个领域，包括社会和文学。所以科学进到中国的路是很顺畅的。

大学自产生后就变成推动现代化的根源力量

二十世纪有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他说二十世纪的意义在于科学升起，虽然十九世纪科学革命已经升起，但那是少数人参与的。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科学开始奔放性地发展，什么道理？他认为，过去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都是一个人或是少数人做的，后来是成立了一些像英国皇家学会那样的研究机构，那也都是少数人的群体。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专业的人，二十四小时都在做科学研究，怎么能不发达呢？

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在做科学研究呢?在大学里。这个大学是广义的大学，是大学制度。二十世纪的中国尽管战乱频繁，到今天好像也有了一千九百多所大学，中国变化太快了。中国发展那么快，在大学里，每时每刻都有几十万人以上的人不停地在研究，他们的职业就是如此。

二十世纪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给了研究型人才，包括人文方面的人才，一个好的环境。二十世纪，到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初期，我们要评断一个国家，要看国力的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看这个国家的知识创造力，也就是看大学。我们今天必须要重视大学知识力的发展。为什么国家要拿出很多钱来发展大学？并不是说要培养做官的，而是要真正发展知识。无论是搞经济还是做别的，任何东西都要切入知识，不像古时候，古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种知识力的发展，是现在大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现在谈论全球化，真正全球化开始是在大学，大学里面最容易表达的是全球化。知识具有全球性，我们一般讲知识全球一家亲，其实就是讲知识的全球性。今天复旦大学教授的物理，你能说跟美国麻省理工教的不一样吗？牛顿的定理说苹果往下掉，能说是往上飞的嘛？不可能。所以，科学绝对是知识的共通点，不能说西方有了我就不要，这不可能，否则就落后了，这是非常根源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全世界的大学已经变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大家所讲的东西是互通的，尽管有兴趣研究方向的不同，但是基本道理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到外国去留学，我们的大学生到那边去，研究的东西完全是接轨的。我们和外国的历史虽有所不同，但是科学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自从产生大学之后，大学就变成推动现代化的根源力量。现代化促成了中国大学的产生，而大学本身也大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今天常有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排名，我认为排名只能做参考。我记得，钱穆受邀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拿到以后曾经讲，我们要用五百年的时间追赶上。可是前前后后不过半个世纪，今天两岸三地的大学几乎已经可以跟美国第一流的大学比了。

全世界大学有多少所？至少有三万到五万所，如果排名排到一百名两百名甚至五百名之内，是不得了的。为什么今天两岸三地的大学在世界排名能排到前列？有一个经济类的杂志叫《福布斯》，每年排世界企业五百强。很多年前中国是一个也没有，现在很多中国企业被排了进去。为什么呢？基本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是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崛起，首先是日本，然后是四小龙，现在是大龙中国，大龙崛起之后，是足以改变世界的。未来是看你现在有多少所大学。我之前讲过一句话，我说，我希望中国成为四强。若是想成为真正的四强，没有五十所一流的大学是不可能的，并不是说要排名第一第二的大学。

中国的大学不只要讲真，还要讲善和美

科学进入中国以后，尤其是大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科学是什么东西呢？二十世纪很重要的哲学家罗素说，科学让我们可以了解世界，科技可以让我们改变世界。二十世纪有几次科技革命——不是科学革命，是科技革命，是机器的进化。麻省理工学院有两个教授写了很有意思的文章，讲到“第二次机器时代”。第一次机器时代是蒸汽机进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人的力量主要是靠肌肉，机器是代替我们人和动物力的一种。第二次不是增加我们人力和动物力的体能，而是增加我们的思维。（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作家和社会批评家。——编注）

科学对人类的贡献太大了。俗话讲“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预期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个问题也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人类的知识不只有科学，还有道德和美学，就是真善美，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基本平衡的文明。我年轻时常常在想，康德搞真善美，我想再加一个，可是想了很久也想不到。我们中国的传统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最后主要是达到一个善的东西，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好的道德伦理的秩序。如果社会没有秩序的话，根本就是一塌糊涂。

今天，我们大学里面没有经学，都变成科学了。科学的宗旨不是求善，而是求真。我们今天的文明已经是一个科技的文明，单单一个手机就可以证明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科技文明的时代。中国过去寻求一个至善，现在寻求至真，已经是不知不觉就走向了至真。现在，科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连人文科学都也已经是科学了。

当年我去美国，是美国社会学最盛的时候。帕森斯说，美国的大学，其实是现代大学，整体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更自信的一个知识群体。科学是基本知识的一种，当科学被推崇到一定境界的是时候，就变成了科学等与知识，所以六十年代就出现了人文学科在危机当中的情况。不知不觉中，现在的大学基本上就是在求真，所以我近十年来经常讲，大学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化最大的动能。（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 1902— 1979]是美国社会学家，以提出社会行动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而著称。——编注）

中国的大学有什么功能？就是建构中国现代文明。想想看，如果不是靠大学去做，谁去建构未来的中国现代文明？怎么建呢？要担负起建构现代文明的责任的话，中国大学不只要讲真，还要讲善和美，要追求善的学问。坦白讲，现在的大学，价值教育已经没有位置了。追求至善的没有了，都追求至真了，更不用说美了。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学校领导做得不对。所以我这十年来都在讲，我们要寻求善和美的学问，不能放弃，不然我们的文明就建设不起来，我们的文明就是不完整的。

其实，我们中国讲善和美，都是结合在一起讲的。我们称赞一个东西最好，往往说它尽善尽美，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其中有三个人都是德品好，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牺牲的，她们的美都是和大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善跟美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到了现代以后，真善美分化了。韦伯认为，道德问题、伦理问题根本就是美学问题。这是非常深刻的心理变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社会学家。——编注）

我从事教育那么多年，非常重视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越来越强调大学根本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起点，必须要追求真善美。当年，蔡元培提出，大学教育就两样东西，一个是科学，一个是美术。美学可能是我们现在通往道德、通往美的一种途径。

我觉得，中国是真正在建立一个现代文明。我们现在已经身处现代文明了，那么，应该怎么样去完善它，怎么样能更好？我们的大学责无旁贷。大学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应该教育我们的学生追求真善美。我们非常幸运，生活在现代，但同样，我们感觉非常沉重。千万不要觉得人生很幸福、很轻松就可以了。人生真正大的快乐在于，在沉重的脚步中去寻求真正的价值。

（文字整理：实习生  慕立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