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西班牙”是一个偶然么？

2017年的秋天，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余波难平，仿佛揭开了一个历时久远的伤疤，将西班牙的历史窘境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的话，或许今天的“西班牙”并不会出现。

热爱结婚的不只是奥地利人

谈及欧洲历史的话，曾经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自然是个绕不过的话题。就像这个家族的格言——“让别人去打仗吧，你，幸福的奥地利，结婚去吧！战神马尔斯给别人的东西，爱神维纳斯会赐给你”——所说的那样，借由联姻而非战争手段扩张的哈布斯堡君主拥有长得惊人的头衔：“奥地利皇帝；匈牙利，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罗德美利亚，与伊利里亚之王；耶路撒冷等地之王……”

这正是欧洲历史有别于中国的最大区别所在。在东方，由于联姻而使得两个政权合二为一的情况从来不曾出现过。但在中世纪欧洲，继承法明确规定女系后代与男系后代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土地和王位都可以由女性继承。这样一来，领主联姻使得领地合并又的确是寻常之事。哈布斯堡家族只不过是个中翘楚，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未曾这样做。历史上的西班牙的形成同样也是一次次君主联姻的结果。

公元711年，阿拉伯帝国的军队渡过狭隘的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并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摩尔人”。只用了七年，他们就征服了西哥特王国的大部分国土。但摩尔人做不到彻底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及其倔强的居民。北方的山链为残存的基督教势力提供了天然屏障。比利牛斯山麓地带被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帝国作为自己的“西班牙边区”统治，801年，查理大帝派兵占领了巴塞罗那；而坎塔布连山区则成为抵抗势力的渊薮。718年的科瓦东加（Covadonga）战役标志着长达700多年的“再征服”恢弘史诗的开端。在此战役中，阿斯图里亚斯王国阻止了摩尔人的前进。这次规模不大的胜利被日后的基督教徒们夸张得完全与实际不符（摩尔人军队可能仅有千人，但中世纪文献却声称杀死了12万人），却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极大的鼓舞。此后，莱昂、卡斯蒂利亚、纳瓦拉、阿拉贡等诸多基督教小国也先后建立。

这些小国的背景并不一致。阿斯图里亚斯和莱昂的统治者们宣称他们是西哥特君主国的继承人，与此同时西比利牛斯山脉的巴斯克公国则是在南方的摩尔人和北方的法兰克人双重进攻的夹缝中生存和壮大起来，并成为纳瓦拉王国。最西面的阿斯图里亚斯的居民说加利西亚语与阿斯图里亚斯语，而东面的阿拉贡王国是阿拉贡语与加泰罗尼亚语双语的。诸小国有时相处也不算和睦，譬如卡斯蒂利亚的传奇英雄熙德一度从摩尔人手里解放了巴伦西亚，结果自公元10世纪末从法兰克王国独立后不断向南扩张的巴塞罗那伯爵认为巴伦西亚是自己的领土，竟出兵攻打熙德，在被击败后双方居然又戏剧性地言归于好。

让这些四分五裂而又勾心斗角的小集团对摩尔人同仇敌忾当然是凝聚他们的最佳方式。为了神圣的“再征服”事业，诸基督教国家开始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联姻进行整合。11世纪初，西北部地区基督教王国的版图开始扩大，形成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与莱昂王国的联合。此后，北方的政治中心又转移到莱昂-卡斯蒂利亚。费尔南多三世（1217-1252年卡斯蒂利亚国王、1230-1252年莱昂国王）违背父亲的遗嘱，剥夺了他妹妹们的王位继承权，将莱昂王国划归卡斯蒂利亚王国管辖。两国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政府机构、经济制度和法律，但却拥有一个君主，通常被视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开端。而在半岛东北部，1134年成为阿拉贡国王的米拉罗二世将女儿嫁给了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并于1137年让位给女婿，从此开始了阿拉贡的巴塞罗那王朝，促使两者合并的还有一个经济因素：阿拉贡的农业和畜牧业相当发达，而加泰罗尼亚人则从事商业和航海，正好互补。两者合并之后的阿拉贡王国一度成为地中海的海上霸主之一。当时一位意大利人曾写道：“地中海的鱼儿不插上阿拉贡的标签，都不敢浮出水面”。不过即使如此，阿拉贡与巴塞罗那双方仍旧各自保留了自己的政府和传统法律。

天主教而非西班牙的帝国

基督教政权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再征服”运动进展虽然缓慢，却坚定与持续。到了15世纪，卡斯蒂利亚王国与阿拉贡王国又通过婚姻联合了起来。1469年，互为堂姐弟的两国王储结婚。 1474年和1479年，他们分别登基，称伊莎贝拉一世女王和费迪南德二世国王，同时他们又互相成为共治国王，“在一切法律、钱币和印章上费迪南德的名字应在伊莎贝拉之前，但卡斯蒂利亚的纹章应在阿拉贡之前”。但是联合之后两国仍分别拥有各自的朝廷和国家管理机构。当伊莎贝尔一世女王于1504年去世以后，卡斯蒂利亚的王位立即传给了他们的女儿“疯女”胡安娜。胡安娜的健康状况不足以亲政，费迪南德却也只有出任摄政的资格。可见，两个王位依旧是分开的。

虽然如此，整合了两个王国力量的“再征服”势不可挡。捱至1492年1月2日，最后的摩尔人据点格拉纳达终于宣告投降。在摩尔人悲伤与耻辱的泪水中，基督教政权经历7个多世纪之后在伊比利亚半岛终于“逆袭”成功。1515年，比利牛斯山脉以南的纳瓦拉王国（巴斯克）领土被纳入卡斯蒂利亚版图；葡萄牙也在1580年以君主联姻的方式加入了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联合（1640年脱离）。原本只是一个地理名称的“西班牙”到此时第一次成为囊括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名称。

但这个国家仍然只是一个松散的“大拼盘”。即使在马德里所在的卡斯蒂利亚精英眼中，“西班牙”也只简单地被看作卡斯蒂利亚的同义词。1578 年，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一位官员在马德里被刺，凶手被怀疑是阿拉贡的显贵。疑犯逃回阿拉贡寻求庇护——阿拉贡的法律禁止国王随意抓人，竟令国王无可奈何。就连西班牙的王位也不属于西班牙人。16世纪早期，来自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通过联姻占据了西班牙的王位，到了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主权又转到了来自法国的波旁王族手中，来自外国的国王们甚至可以不懂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对他们而言，并非自己个人属于某个民族，而是某个或某些个民族属于他们个人。

实际上，“整个西班牙的共同情感就是归属于西班牙天主教会的观念；共同的回忆就是对基督教十字军反对摩尔人的回忆；唯一共同的机构就是教会法庭，即宗教异端裁判所”。这个国家的最高使命不是西班牙的利益，而是为普世主义的天主教扩张服务。“再征服”的成功使得伊莎贝尔和费迪南德被教廷封为“天主教双王”，这也使西班牙的统治者笃信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从而产生强烈的宗教使命感。往好处说，这种使命感成为西班牙对外扩张的动力之一。哥伦布正是在伊莎贝拉与费迪南德的资助下远航美洲（并最终在拉丁美洲建立了庞大的西班牙——实际是卡斯蒂利亚——殖民帝国），在格拉纳达易手的同一年——1492年。往坏处说，宗教狂热将异端裁判所变成了迫害的工具，最终导致了对留在西班牙的摩尔人的驱逐。自格拉纳达陷落，到17世纪20年代，约有300万穆斯林被放逐，或被处死，曾经富甲欧洲的南西班牙变得一片荒凉。“摩尔人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像月亮一样，暂时发光，但那时借来的光辉；接着就发生了月食，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摇尾乞怜”。

西班牙的君主既然希望全世界都置身于纯洁和正统的天主教信仰之下，就不能不把西班牙的力量浪费在毫无国家利益所在的宗教战争之中——既要保卫东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不受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还要应付欧洲大陆新教国家此起彼伏的反抗——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到 17 世纪中期，帝国的财政承受力达到极限，除了作为帝国中心的卡斯蒂利亚依旧驯服，加泰罗尼亚爆发了长达十余年的叛乱，阿拉贡、巴斯克甚至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经济文化关系最密切的安达卢西亚也出现了要求自治的反抗运动。这是西班牙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分离运动，是各个地方对永无休止的战争和王室无止境的税收要求的愤怒表达。虽然最终王室成功镇压了叛乱，各个地方原有的特权却基本得以保留，离心的种子已经播下。

民族主义浪潮

晚至1774年，有人还提到了西班牙各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性”：“一名安达卢西亚人一点也不像一名比斯开人；一名加泰罗尼亚人完全不同于一名加利西亚人；一名巴伦西亚人和一名山里人之间的情况也一样。”此时，宗教热情已逐渐冷却，另一种新兴的思潮即将冲击整个西班牙帝国——这就是民族主义。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传世之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的说法，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摧毁了中世纪神圣的宗教共同体的观念，民族作为“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在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而第一波民族主义的浪潮发轫于美洲，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之前，欧裔海外移民的共同体已经发展出他们的民族概念。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一个现成的、足以成功地主张自己权利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的手段”，结局便是已经平静地存在了近三个世纪之久的西属美洲帝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分裂成了18个不同的国家。

差不多与此同时，1808年拿破仑大军的入侵也唤醒了西班牙本土的近代民族意识。法军面对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全体西班牙人。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将大革命后的法国入侵者视为异教徒军队和无神论者。当时在马德里读小学的维克多·雨果记得，所有的西班牙孩子都在“为皇帝而战”的游戏里把拿破仑称为“Napoladron”，意为“拿破仑强盗”。这是一场真正的全民战争，一位法军士兵在家信里感慨“这里从小孩到老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1810年西班牙民众自发组织了加的斯议会，并于1812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该宪法第一条宣布：“西班牙民族由两半球的所有西班牙人组成”；第二条：“西班牙民族是自由和独立的，不是且不能是任何家族或个人的世袭财产”；第三条：“主权实质上属于民族”。赶走拿破仑之后的波旁王朝虽然本意就跟他们的法国亲戚一样“什么也没有记住，什么也没有改变”，却毕竟不能阻止历史的车轮。出于整合西班牙（实即卡斯蒂利亚）“民族-国家”的目的，加泰罗尼亚的传统特权一项接一项地被取缔了：1822年，加泰罗尼亚刑法被废除；1829年，加泰罗尼亚贸易法被取消；1834年，加泰罗尼亚各种地方法院被解散；1837年，加泰罗尼亚货币被取缔；1845年，加泰罗尼亚地方行政机构被撤销。在合并到西班牙之后一直在实际上保持了独立性的巴斯克地区也不例外，他们在贸易、税收及军事方面保持高度自主和特权的“福埃罗斯”制度在1840年后开始逐渐废除，并于1876年彻底完结。

然而，就像杰拉德·布伦南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西班牙，正常的状态是，它是小的，互相敌对或老死不相往来的共和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历史上的某些伟大时期这些渺小的中心会因为共同的感情或思想的影响，一致行动； 而当来自上述思想的冲动衰退后，它们仍旧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早就具有分权传统的各地方与西属美洲的卡斯蒂利亚人后裔一样滋生了民族主义。在整个19世纪，西班牙的经济发展脚步蹒跚，唯独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跟上了“工业化”的步伐。到1900年，加泰罗尼亚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2%，而全西班牙只有34%。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商业与巴斯克地区的冶金、机械行业的兴旺，使得当地的经济状况在西班牙首屈一指（1930年加泰罗尼亚的人均产值是全西班牙的1.8倍），知识阶级与中产阶级随之壮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汤姆·奈仁（Tom Nairn）在《不列颠的崩解》中的论断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典型的民族运动的形态，是一个活跃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领导群，试图动员群众阶级并将其能量诱导向对新国家的支持上”。1892年3月， 200余名来自加泰罗尼亚百余个城镇的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通过并发表了《曼雷萨基本纲领》，要求建立一个在西班牙国家之内的自治政府；建立加泰罗尼亚自己的高等法院；建立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制议会，该议会拥有刑事和民事的立法权，并有权批准和监督本地区内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一纲领实际上意味着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成熟。差不多在此同时，萨比诺·德阿拉那（1865-1903）也成为鼓吹巴斯克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在萨比诺看来，巴斯克同西班牙的联系是发生灾难的原因，他绘制了未来的巴斯克国家的国旗和徽章，主张巴斯克各省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统一的联邦国家。1894年德阿拉那成立了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领导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甚至较为温和的加利西亚知识分子也设想在天主教的和传统的西班牙君主制下恢复建立一个历史上的和天主教的加利西亚。

一个世纪的顽疾

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的西班牙王国实际上有些类似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匈帝国。一战末期，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结构终于崩溃。在很短时间内，所有的民族都抛弃了帝国，甚至君主国德语地区的居民代表也自行宣布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就此完结。相比之下，同样是联姻产物的西班牙王国比较幸运——他们毕竟明智地避免卷入了世界大战。不过，到了1931年，相似的一幕还是上演了。马德里的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并宣告共和，随之而来的是巴塞罗那借机宣布建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萨拉戈萨（阿拉贡）、萨拉曼卡（卡斯蒂利亚）、拉科鲁尼亚（加利西亚）也陆续成立共和国，统一的西班牙似乎即将解体。

新的共和政府努力收拾残局。在多次谈判后，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最后更名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1936年，《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巴斯克自治条例》也陆续制定完成。就在这时西班牙非洲军团的佛朗哥将军借机发动政变，西班牙内战爆发。这场历时两年半的战争造成了近百万西班牙人的死亡以及共和国垮台，独裁者佛朗哥也打着“使祖国的天主教价值观免受法国和欧洲现代自由主义伤害”的旗号，走上了历史舞台。

为了加强不得人心的独裁统治，佛朗哥主张国内绝对统一。他自己也是民族主义者，但他只支持西班牙民族主义，而在西班牙民族之内容不下其他民族主义了。佛朗哥政权一建立就取消了作为共和派主要政治基地的加泰罗尼亚及巴斯克的自治权。在佛朗哥看来，假如获得自治权利，它们很可能立即选出一个左翼的自治政府：而刚刚在内战中失败的“赤色分子”，很可能立即以西班牙经济最发达的两大地区为基地，死灰复燃。军事强人佛朗哥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只有强权压制：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及安达卢西亚主义领导人被枪毙，全国被监禁的政治犯中近一半是巴斯克人。

可是，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晚期，“政权不得不面对复活的地方民族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省地区的地方权利尤其被当作广泛的民主要求的焦点”。随着1959年恐怖组织“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埃塔）”的创立，巴斯克的地区抗议采用了暴力的形式，并在1973年暗杀了佛朗哥的得力臂膀、总理卡雷罗·布兰科将军。巴斯克人在首都市中心的道路上埋设的炸弹威力如此之大，以致总理乘坐的豪华轿车被炸到了摩天大楼的屋顶上，这促使反对派给他起了个昵称“西班牙第一个宇航员”。至于较为理性的加泰罗尼亚人的抗议手段则是通过一项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足球。巴塞罗那足球队被视作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象征，每一次赢得与皇家马德里队（与佛朗哥政权联系最密切的球会）的“国家德比”都被整个加泰罗尼亚视为反抗佛朗哥独裁统治的胜利。

佛朗哥的铁腕最终被证明无法解决西班牙的问题，1975年11月佛朗哥寿终正寝后，他亲自指定的继承人、原波旁王室的王储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伊始就承认西班牙由多民族组成，并表示要尊重地方的权益，将西班牙转变成一个地方自治的国家。1977年9月11日，竟有100多万加泰罗尼亚人在巴塞罗那集会游行，欢呼加泰罗尼亚实现自治。当时看来，西班牙的问题似乎已经通过欧共体（欧盟）倡导的后民族国家的多元认同得以消弭，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现实似乎又否定了这一点。或许，对于以君主联姻拼接成型的西班牙而言，最终的解决之道，会像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1883-1955年）于1932年在西班牙议会所说的那样：“加泰罗尼亚……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只能容忍。不仅仅是其他西班牙人必须容忍加泰罗尼亚人，而且加泰罗尼亚人也必须容忍其他西班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