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追思会：“文学就是人学”与“改造国民性”同样重要

2017年9月28日，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先生逝世。10月28日，钱谷融去世一个月，众多文学界人士齐聚华东师范大学，为钱先生举办了追思会。出席追思会的来宾近百人，包括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社科联等多家单位、部门的主管领导，以及钱谷融先生的家属、弟子、友人。

钱先生生前享有盛誉，受到知识界的普遍尊重与爱戴，其“文学是人学”的思想更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丰碑。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钱先生不仅有卓越的学术建树，其人格形象更是成为一个精神的图腾，鼓励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以对真理的虔诚滋养一种宁静，以灵魂深处的光明驱走内心的黑暗，这是钱先生留给华东师范大学最宝贵的遗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举办一场追思会，既是对钱先生最好、最及时的纪念，也是研究和学习钱先生新的开始。

在追思会上，刚刚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钱谷融先生纪念文集》与读者见面。文集收入钱先生的自述及钱先生的弟子、友人回忆类和研究类文章70余篇，共计72万字，兼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为钱谷融先生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档案。

“我一生就是玩，从来没有做学问”

钱先生生前在各种会议上用的最多的一句开场白是：“我是懒惰而无能的，我开会从不发言”。这一句标志性的钱氏发言被上海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王纪人视为“钱先生的自黑”，也成为人们对钱先生的最直观、最感性的认识。他曾说过：“我一生就是玩，从来没有做学问。”下棋、打麻将、打桥牌，和师生谈心聊天是他学术工作之余的志趣所在。他将《世说新语》所记魏晋名士之光风霁月的胸怀和雍容逸畅的神宇视为悠然神往的理想状态，也有人将他的散淡生活和“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相比。

此外，钱先生还有很多经典语录，表面看来似乎是一套懒人哲学，实际上却是他独特的人生价值观。“至于我的名徒，我觉得是来料好，我只是进行了加工。这些名徒把我抬高了。”“我这个人一生随波逐流，不太计较名利，有口饭吃就行了”。说起钱先生的生活哲学，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自叹不如，“钱先生这么爱玩，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们终日忙碌，却一事无成”，也许正是钱先生散淡的心境促进了他的创作，而我们则过于心急，过于功利化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吴福辉看来，钱先生散淡的生活源自淡泊的心境。他回忆到，一次和钱先生到苏州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们一同到无锡散心，那天天气很好，钱先生在太湖边上点了一壶茶，一句话不说地坐了两三个小时，表情从容淡然。正是这样一幅画面让吴福辉觉得，此时钱先生的境界是清纯、空阔、高远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相比纷纷扰扰地追逐成功，宁静谦逊的生活更让人快乐”，钱先生显然深谙此道，在上世纪提出“文学就是人学”而受到批判后，他收起了自己的锋芒，变得更加含蓄，同时对文学的功能何时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理解的更加深刻，这种改变也意味着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从来没有和过去“一刀两断”

钱先生的散淡生活并不意味着在遭受了批判和挫折之后就放弃原则，相反他有自己的坚持，无论何时他都不放弃对于自己的文学主张，对于真理的坚守。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认为，钱先生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在长达38年的受批判中，他从来没有认过错，从来没有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就连他在受到批判后所写的《论“文学是人学”的自我批判》实际上也可看做是他的“人学”思想的申诉。

上世纪“阶级文学”压倒“人的文学”时期，人性和人道成为批判对象。然而，文学中抽去了“人”，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底蕴，作品自然不会摆脱概念化的毛病。于是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人学”的归来，其中最强烈的呼声发自鲁迅的学生胡风。而钱先生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则是在胡风的观点受到强烈的批判之后，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看来，恰恰体现了钱先生对于真理的坚守，体现出他是一个强者。

就文科来讲，论文的学术性高低，并不仅仅在于论点的新旧，而在于是否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有些放空炮的文章虽然论点新颖，但是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有些文章旧话重提却能产生巨大的震动力。正是因为《论“文学是人学”》的现实性很强，所以在新运动来临之际同样也受到了批判。有趣的是，当年以批判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思想而成名的学生戴厚英，经过多年来反复斗争的结果，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宣扬者。这不仅是钱先生人格力量感召的结果，也是真理之于生活的最终结果。

“文学就是人学”与“改造国民性”同样重要

在刚刚出版的《钱谷融先生纪念文集》的序言中，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写道：“要学习钱先生的作品和人品并非易事；要通过模仿钱先生而达到钱先生的境界更有风险。”以此来说明钱先生学术之卓越与境界之高远。

本次追思会上，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陈伯海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一般人做学问只追求两种东西——资料的完备和逻辑的自洽，而钱先生则独有一种巨大的思想穿透力，能够穿过现象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实质，揭示问题的核心。钱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论“文学就是人学”》现在看来并没有多么晦涩难懂，而是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的，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

钱先生觉得“文学反映现实”并不能概括文学的本质，他认为文学不是一般的反映现实，而是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活生生的人，起到感染人、教育人的作用。这个观点虽然在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但却是深入人心的。从反破工具论开始，到人道主义，到1990年代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始终贯穿着一条人学的线索，而这条线索正是钱先生“人学”思想的进一步的展开。陈伯海认为，这一具有穿透力的思想洞见与五四时期提出的“改造国民性”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至少在工业文明时代、在市场经济时代，人学的理论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大力张扬“以人为目的”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