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市横行：朝鲜战争“特需景气”拯救了日本

1945年9月的一天早晨，日本神户市，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米店老板正准备挂出招牌开张。稍加观察，就能发现这家米店有些蹊跷：老板是个日语生硬、长着三角眼的朝鲜人，更打眼的是招牌上的价格：每公斤大米200日元，是当时神户市官定米价的40倍。

就在这时，来了一个约莫30岁出头，长得精瘦黝黑的日本男子，飞起一脚把米店的招牌踢成两截。

“凭什么砸我招牌？！”三角眼老板愤怒地揪住日本男子质问道。

“我是故意的吗？”对方瞪圆双眼反问道。

“小日本，我看你是你活得不耐烦了！来人，送他上西天！”三角眼一挥手，从米店里冲出七八条朝鲜壮汉，把日本男子团团围住。谁料他毫无惧色，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冲着米店老板大腿连开两枪，顿时吓跑了气势汹汹的一众朝鲜人，然后趁着混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这个其貌不扬的日本男人叫田冈一雄，是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成员。接下来的三天，他用类似手法在神户火车站附近又开枪打伤6名店主，全是日本战败后滞留的朝鲜人或者中国台湾人。

田冈一雄后来成为山口组第三代首领，人称“日本の教父”。每当回忆起这段寻衅伤人的经历，他总是洋洋自得。一个日后统御上万帮众、出门前呼后拥的黑帮教父，为何对发迹前跟几个小老板过不去的往事津津乐道，这还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说起。

黑市的诞生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在国内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以粮食和燃料为主的民生物资实只能以家庭为单位定时定量购买。随着日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从海外掠夺的物资越来越难运回国，日本政府管制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普通百姓能买到的数量却越来越少，自然而然地，催生了当局所不允许的私自交易，也即“黑市”。

日本战败前，黑市规模较小，而且十分隐蔽，参与者主要是暗中囤积粮食的农民和饥肠辘辘的城市居民，但许多黑社会组织早就认定黑市将是一棵摇钱树，只等时机成熟就参与进去。

1945年8月18日，日本投降第三天。东京黑社会组织“关东尾津组”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许诺以合适的价格帮助工商企业销售货物，立刻吸引了无数小工厂主，他们原本依赖“皇军”的订单才能过活，正愁战败后产品找不到销路，与尾津组一拍即合。

两天后，尾津组在东京新宿敲锣打鼓地摆开了自己控制的黑市，最初尽是露天的杂货摊，售卖军刀改造的菜刀、钢盔改造的锅碗瓢盆等等，别看不起眼，却标志着一个混乱时代的到来，被日本社会学家称作“黑市的开业典礼”。

不久，与人们生活关系更密切的粮食和衣物也进入了新宿黑市，尾津组骄傲地在黑市门口竖起了一块耗电近12000瓦的广告牌，上书四个大字“新宿之光”，在美军轰炸之后一片废墟且电力供应紧张的东京市内，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蓝天下的市场

战败不到一个月，黑市就在日本各地纷纷出现，数量多达两万个，大多数没有正式的营业场所，在露天划块地盘就开张，又被称为“青空市场”（意为“蓝天下的市场”），受到黑社会控制，商贩若要营业须每天向其交费。黑市泛滥最大的诱因自然还是物资匮乏，日本投降后继续实行经济管制，供应情况丝毫不见改善，成年人每天允许购买的食品最多只能吃个半饱，而黑市上则能买到各种吃的、穿的、用的，只是价钱要高出官方许多。例如大米，最高达到官价的130倍，大多数时候也维持在7倍到30倍之间，连美军兵营里的剩饭剩菜也变身紧俏商品，被重新加热做成大杂烩，颇受欢迎。

1945年年底，亚洲各地投降的日军陆续被遣返回国，大批衣食无着的退伍兵涌入黑市混饭吃，有的直接成了商贩。例如在大阪，一个退伍士兵在黑市里转了一天找不到零工可打，干脆卖掉身上的军裤换了顿饱餐，次日就开始做起倒卖旧衣服的营生，甚至直接从医院太平间里扒来死人的衣物，上面还带着结核病人咳出来的斑斑血迹，他和同样卖旧衣服的商贩们互称“佛陀”来自嘲。

还有一些退伍兵加入黑社会当了打手，甚至自己成了“大哥”。同样是在大阪，一个叫森本三次的退伍兵，找到市议长作为靠山，拉起一帮兄弟控制了一处叫梅田的黑市，每天穿着拉风的美军飞行员皮夹克，揣着短刀，别着手枪在梅田黑市里巡视，维持秩序，自称“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冷血时代，我竭尽所能地阻止它，然而在这世道生为日本人真是可悲”。

进入1946年，日本经济依然看不到希望，春荒加重了粮食短缺，逼迫更多人加入了非法营生：东京的黑市铺面超过76000个，遍及每个区；大阪市政府估计全市至少有10万人专职在黑市上谋生，其中8万人左右是退伍兵或者失业工人。

变现资源的工具

黑市上的物价远远高于合法市场，还能吸引人们冒着违法的风险参与，靠的是比合法市场充足得多的商品供应。日本战后黑市的物资来源五花八门，既有农民私藏的大米，也有妓女从出手阔绰的美国大兵那里获得的巧克力、香烟、罐头、丝袜，乃至军靴和皮夹克。而最大的货源，是日本二战末期遗留的大量军需储备。

在日本战败初期的混乱中，黑市成了权贵们变现手中资源的最佳工具。日本最后一任战时内阁在即将投降时命令将所有军需储备交由地方政府管理。结果两周内，70%的仓库被洗劫一空，手眼通天的各路牛鬼蛇神赶在美军抵达之前完成了海量物资从国家储备到个人腰包的乾坤大挪移。至于那些难以搬走的建筑材料和工程机械，则被粗枝大叶的美国人交给了日本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进行管理，三转两转之后，也变得无影无踪。

大部分消失的物资最终出现在了黑市上，据后来担任大藏大臣（财政部长）的石桥湛山估计，价值大约1000亿日元，超过日本在“七七事变”之前十年的财政支出之和。日本银行业的统计则显示，二战结束后不到3个月，日本居民总共从银行提出了2700亿日元的储蓄存款，这些钱绝大多数流入了物价飞涨的黑市，以换取紧缺的生活必需品。

“替天行道”的黑帮

畸形繁荣的黑市带来了贫富分化。最底层的小贩一般情况下每天能赚到50日元，黑社会派去维持秩序的打手们每月能赚600到1000日元，刚好与当时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公务员月工资相当，而最顶层的黑市批发商每天经手价值数百万日元的货物，获利同样以百万日元计。

丰厚的利润犹如滴进大海的鲜血，引来鲨鱼般的各路黑帮对黑市控制权展开了激烈争夺，首当其冲的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经营的黑市。他们原本作为“大日本帝国三等公民”就受尽歧视和压迫，日本战败后摇身一变成了战胜国国民，拉帮结派，染指黑市经营等各种不法生意。日本警察害怕闹出“战败国胆敢反抗战胜国”的大新闻，不敢直接打击朝鲜和台湾的黑帮，便暗中怂恿甚至求助日本黑帮去“替天行道”。黑道枭雄田冈一雄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既能发大财又能扩张势力的好机会，当即答应向朝鲜人和台湾人“开战”。本文开头的一幕就发生在朝鲜黑帮经营的黑市里，事后神户市警方不仅没有逮捕寻衅滋事、开枪伤人的田冈一雄，反而向山口组提供了数十支枪械和一箱手榴弹，以应对朝鲜人可能的报复。

无独有偶，东京的“松田组”以市政府做靠山，啸聚两千多成员，控制了日进斗金的新桥黑市。孰料1946年6月，松田组的头目松田义一被台湾帮枪击身亡，其妻松田芳子利用帮内各派明争暗斗，以协调人的角色成功上位，成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黑老大，一个月后带着上千打手浩浩荡荡地冲进东京涩谷区台湾帮控制的宇田町黑市，在涩谷警察署附近大打出手，当场打死7名台湾黑社会骨干成员和1名警察，打伤数十人。

人间炼狱

朝鲜人和台湾人的势力最终衰败下去，激烈的黑帮火并暴露出当时日本警方的虚弱和腐败。大阪流传着这样的段子：某个市政厅办事员的大衣被偷了，他跑到黑市上寻找，果然发现正在出售，便凭自己的身份找来两个警察，谁知警察竟然建议他自己跟卖大衣的小贩商量，最后办事员不得不花500日元买回了自己的大衣。

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和少数遵纪守法的官员，黑市更多意味着无奈和耻辱。基层警察对付不了向黑市供货的权贵财阀和背景深厚的黑社会组织，只能随机找倒霉的黑市商贩和顾客开刀，从1946年到1948年，日本全国因参与黑市交易被捕的人数分别是122万、136万和150万。

东京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妪，儿子战死，儿媳死于美军空袭，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孙子，不得不把家中衣物拿去黑市变卖换钱买粮。1947年两次遭到逮捕，被判刑入狱。负责审判她的法官山口良忠被深深刺激，要求妻子不要再给自己吃任何黑市上买来的食品，好让自己“以清白的良心履行法官的职责”，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山口良忠许多时间只能喝盐水度日，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1947年11月初饿死在家中，年仅33岁。山口良忠的死亡仅仅换来了社会舆论上一阵讨论，却并没有遏制黑市的繁荣，毕竟在当时，东京的普通公司职员一个月工资收入是300日元左右，仅够在黑市上买4升大米。

按照日本法律，参与黑市交易本身即是犯罪，但黑市上高昂的物价往往会引发更严重的刑事犯罪。

1946年8月，东京警方逮捕了连环杀人犯小平义雄，此人曾在日本海军陆战队服役，参加过臭名昭著的济南惨案，因在白刃战中捅死多名中国士兵获得勋章，并曾残忍地用刺刀剖出中国孕妇肚子里的婴儿取乐。回国后，小平义雄兽欲难改，从1945年5月到1946年8月连续奸杀7名女子，从女中学生、工厂女工到家庭妇女不一而足，根据这个变态狂魔后来的口供，他在作案时往往从一句“我有门路能买便宜大米”开始，因为“在战争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大家都没饭吃，于是人们也就不关心衣着打扮，而是想着填饱肚子了。我也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跟女孩搭讪十拿九稳”。

1948年1月，日本帝国银行（今三井住友银行）东京椎名町支行发生投毒抢劫案，凶手冒充防疫部门医生，以“周围地区爆发痢疾”为名，哄骗16名银行职员服下伪装成预防药物的剧毒物质氰化钾，造成12人死亡，抢走现金和支票共计17万日元。警方后来逮捕了水彩画家平泽贞通，法院判处他死刑。然而此案侦破过程黑幕重重，受到诸多质疑，有观点认为：真正的凶手曾在731部队服役，日本当局担心二战中实施细菌战的实情泄露，才匆匆抓了个压根不懂化学的画家顶罪。

小平义雄案和帝国银行投毒案因为其猎奇性和轰动性得到了广泛关注，几十年后还被改编成电影。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日本许多其他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诸如儿子为了抢夺黑市买来的粮食砍杀亲生父亲，囤积粮食的黑市小贩半夜被持斧恶汉闯入家中灭门等等，竟然都不能吸引公众的眼球了。

黑市还成了酗酒和吸毒的重灾区。黑市的商贩们在生意好时一天能赚到公司职员一个月的工资，但随时可能因为警察扫荡、黑帮火并等意外事件变得一无所有乃至送掉性命，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再储蓄自己的收入，而是选择挥霍掉手里的现金，买来酒精、海洛因和从神风特攻队里流出来的甲基苯丙胺（冰毒）麻痹自己的神经。一些不法分子见有利可图，便从退役军官处买来廉价的飞机引擎防冻液，勾兑甜味剂后当烈酒销售，饮用者往往因为其中的甲醇成分失明乃至丧命。

战败的最初5年里，日本仿佛成了毫无希望的废土，全民陷入求生的挣扎中，连天皇放弃神格地位、解散军队和颁布和平宪法这样后人眼里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都显得无足轻重，大多数人只关心上哪里搞到足够的钱去黑市上为全家人买到每天足以果腹的口粮、冬天足以御寒的衣物。1946年当选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曾经多次忧心忡忡地向美方表示：若不妥善解决民生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日本迟早会发生红色革命。

被朝鲜战争拯救的日本

到了1950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的噩梦终于结束。规模近百万人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作战需要的物资供应犹如天文数字，如果从美国本土调运不仅费用高昂而且耗时许久，美军高层挠头之余环视朝鲜四周，不禁眼前一亮：一衣带水的日本拥有现成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当即向日本企业发出海量订单，从麻袋毛毯到钢材汽车无所不包，最后连部分武器弹药也从日本订购。这种贸易行为被日本人称为“特需”，朝鲜战争的三年时间则被叫做“特需景气”，日本的外汇储备翻了5倍，奄奄一息的工业生产迅速恢复。

朝鲜战争给日本打了强心剂，世界局势的进一步变化则给日本拉到了长期饭票。1951年6月，美国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结束对日军事占领。日本继而顺利地融入各个美国主导的金融和贸易组织，升级工业体系，开始了一段经济腾飞的神话。

随着经济的增长，日本黑市走到了尽头。“特需景气”带来的外汇收入使日本政府终于有钱大量进口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逐步取消了配给制，人们无需再去黑市上购买高价粮；商贩们也紧追发展大潮，纷纷改行，进入企业中获得一份安稳的收入。

至于在黑市繁荣期膨胀起来的各个黑社会组织，则回到了贩毒、高利贷、赌博、操纵卖淫和敲诈勒索等“传统领域”，一直在日本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1945年之前，日本人坐享几十年对外侵略结出的果实，廉价地消费着台湾的大米、河北的煤炭、辽宁的铁、天津的盐，乃至山东的苹果和海南的甘蔗，就连在本土开采矿产，也要强征大批中国和朝鲜青壮年作为血汗奴工。当这棵恶之树终于枯萎倒塌时，日本社会陷入凋敝和混乱中，进而催生畸形的黑市经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段苦涩的时光教育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让他们在生活富足起来之后仍能对右翼分子“国家正常化”的诡计保持足够的警惕，去抵制曾为祸世界的军国主义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