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另类右翼的欧洲根源;当工作不再定义身份

另类右翼的欧洲根源

近日，《外交事务》刊登了一篇题为《另类右翼的欧洲根源：极右思想如何走向国际化》（the European roots of the Alt-right: how far-right ideas are going international）的文章，该文作者乔治⋅霍利（George Hawley）的新书《理解另类右翼》（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不久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

霍利指出，另类右翼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进入了全国性的政治讨论，这一几年前还是极度边缘化的仅限于网络的现象凭借特朗普的竞选和胜利进入了主流视野。尽管臭名昭著，但人们对另类右翼缺乏理解，其定义也直到最近才固定下来。2016年间，“另类右翼”有时被用来指代特朗普的整个右翼民粹主义基本盘，此后其本质才逐渐明晰：另类右翼是一场聚焦于白人身份政治、淡化其他议题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

有观点认为，另类右翼不过是美国政治中古老的种族主义张力的最新迭代，但在霍利看来，尽管另类右翼希望建立种族同质化的白人国家这一最终愿景类似于早年的“三K党”（Ku Klux Klan）、“雅利安国民”（Aryan Nations）、“全国联盟”（National Alliance）等极右组织，但无论是在风格还是智识基础上，另类右翼都追求标新立异：风格上试图远离“白人民族主义1.0”无效的暴力和盛大，转向一种以吸引社交网络和论坛上愤世嫉俗的千禧一代为目标的现代美学；意识形态上则和美国种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决裂，转向欧洲右翼寻求思想资源和策略。

霍利接着指出，另类右翼首要的哲学基础是尼采式的对民主和平等主义的拒斥。而另类右翼代表人物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试图建立推广一套连贯的白人民族主义政治理论，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洲新右派”（European New Right，下文简称ENR）的影响。

他介绍称，ENR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的法国，彼时激进左翼运动达到高潮，法国似乎到了革命的边缘。1968年，右翼记者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领导成立欧洲文明和研究小组（Research and Study Group for European Civilization），这个新智囊致力于为一种拒斥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过度的法西斯主义的新政治秩序提供哲学基础。尽管ENR否定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但却从很多同样的思想资源中汲取灵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包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历史学家凡登布鲁克在内的一批魏玛德国的所为保守主义革命作家。和这些人一样，ENR为欧洲设想了一条同时拒绝苏联共产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的新道路。

ENR考虑过但最终没有采用公然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的政治，而是将其主张落实在文化之中，他们设想每个个体都是通过独特的文化视角来看待世界，而所继承的文化是每个人的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进而辩称所有文化都有“差异的权利（right to difference）”,或者说维持主权及其文化认同以免于全球资本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同质化影响，这一保存自身认同的权利也就暗示了排斥或驱逐威胁其凝聚力和连续性的群体或思想的权利。然而，尽管ENR也使用左翼理论和叙事（例如采用“新左派”对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反对，从反殖民运动借用文化独特性的主张，甚至支持中东、亚洲、非洲的反美民粹主义暴动，而且深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影响，支持环境保护），但它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敌意和其他公开主张种族主义的极右运动十分相似，因此批评者认为这一运动不过是法西斯主义的品牌重塑，其对追求差异的普遍权利的支持不过是排外的右翼政策的修辞行遮掩。一些右翼批评者也持有相似看法，其中最著名的纪尧姆·法耶（Guillaume Faye）认为，ENR关于差异的普遍性叙事不过是装模作样，法耶催促其承认它关心的仅仅是欧洲的命运，反对德·伯努瓦希望通过抽象政治学和说服精英和改变文化的偏好，指出由于欧洲的人口学轨迹显示白人在全部人口中占的比例将在21世纪持续下降，欧洲人没时间等待文化景观发生改变，现实政治必须马上开始。法耶的宣言《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现在成为了美国另类右翼的台柱。

霍利进一步阐述称，ENR产生后尽管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掀起波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美国右翼少有影响，因为ENR拒绝美国保守主义中的几乎所有元素，包括资本主义、基督教和对美国国际霸权的支持。而由于语言障碍、对美国政治的漠不关心以及德·伯努瓦对公开的种族主义的小心回避等因素，美国的极右翼也对ENR知之甚少。然而在过去十年间，由于美国极右翼中的重要人物对ENR的发现，这一运动在美国的知名度开始提升，法耶和德·伯努瓦先后受邀赴美参加会议发表讲话。和另类右翼有关的出版机构（Arktos Media）开始致力于翻译ENR思想家的作品。这些欧洲思想之所以在美国开始被接受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主流美国保守主义的合法性衰落，激发人们寻找其他右翼选项，而从ENR借鉴的思想也迎合了那些想给粗鲁的种族主义态度镀上一层智性光辉的人们的需要。

现在，欧洲极右对其美国同侪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政治理论作品。例如：另类右翼越来越多地用“认同主义者（identitarian）”这个从欧洲舶来的词汇描述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者，从而软化这一运动的形象；吸取了夏洛茨维尔事件的教训后，美国另类右翼转向了欧洲实践多年的“快闪”行动方式，不再提前数月发布活动信息让反对者有时间组织抗议，另类右翼支持者快速集合发布信息，在反对者还没来得及组织动员前就解散。而欧洲的极右翼也开始采用美国的新策略，诸如网络煽动。霍利最后强调，不应过分高估这种相似性的右翼，现在指称一场统一的、全球性的极右运动过于夸张，但应该看到，大西洋两岸的极右翼都在从对方的成败中学习，研究这些现象时必须持有国际化视野。

当身份不再由工作定义

近日，《展望》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呼吁停止用工作来定义我们的身份，因为随着科技演进，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所做的工作。有趣的是，研究发现，这个问题对于男性而言更为迫切。

文章指出，人们在什么构成工作和工作的价值问题上总是抱有强烈性别色彩的观点。英国一所独立机构的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男性在失业后生活满意度的下降程度高于女性。

这项研究还收集了参与调查者对诸如“如果母亲工作学前儿童很可能受苦”、“丈夫和妻子都应该为家庭收入做贡献”和“丈夫的职责是赚钱，妻子的职责是照看家庭”等问题的看法，从而测试其对于性别、工作和家庭的看法。结果显示，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对其失业后的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倾向于平等主义观点的女性（尤其是身为母亲或是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在失业后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更为剧烈，而倾向于传统主义观点的女性在失业后生活满意度有小幅上升。此外，有强烈工作认同的男性失业后生活满意度的降低较少，但工作认同对持平等主义或传统主义观点的女性失业后的生活满意度均无正面影响。

这些发现表明，一些男性即使在失业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工作认同，失业在家时也不会受到打击，只是等着工作再次降临。而对相信性别平等的女性而言，失业意味着身份危机。

家在传统上是女性被期待提供无偿生育和情感劳动以维系家庭和为其他家庭成员服务的空间。英国国家统计局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男性比女性想有更多的休闲时间，而女性更可能进行诸如照顾孩子、照顾成人、志愿活动、烹饪、打扫、DIY、洗衣服等无偿工作。然而，随着技术侵入，出现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等转向，照护行业的职位不断增加，人际交往能力和智力工作的需求量（如果不是价值）增加，未来的工作看起来越来越女性化。

在美国，制造业等传统男性领域中低收入、低技能要求的工作机会减少，而在照护、家庭支持、医疗健康行业中的低收入工作却在增加。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机器人会夺走所有工作岗位，而是未来的很多工作会对男性传统的自我认知造成挑战，并且会需要社会期望迫使女性掌握的那些技能。即使是持平等主义观点的男性也并不总是愿意做那些被认为女性化的工作，而持平等主义观点的女性则害怕“回归家庭”可能覆盖整个事业。一场围绕关于身份与工作的性别假设的革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