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苏轼的小学生，到红楼梦小戏骨：浪漫主义儿童观的破产

在这个嗟叹与激赏同飞、隐忧与赞美共存的时代，成年人们在儿童话题上总是能投入足够多的热情与移情。如洋学者指出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智力发展与生存状态，清华附小的学生作业“苏东坡专项研究”引发刷屏热议，湖南台的《小戏骨版红楼梦》“收割”大量拥趸，无一不牵动人心，激荡起类似的疑问——我们的孩子应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受自然教育、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成年人很容易与卢梭有同样的判断。但现实状况是，文化工业旋转啮合的齿轮、新自由主义伦理塑就的竞比之心、一日三餐遮身果腹的生存压力、众人瞩目名利兼收的成名幻想没有放过所有人包括儿童，卢梭们所塑造的“儿童观”在童年消逝的悲歌中岌岌可危。

“发明”现代儿童

天真、善良、自然、纯洁、无辜的儿童形象漂浮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以诗歌、小说、雕塑、影像等一切艺术形式得以表达。儿童不仅仅是人类成长的一个自然过程，更是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生命阶段。这种成人、儿童分野的泾渭分明是个新近的产物，菲利普·阿里埃斯在《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中，用绘画、日记、服装、墓碑等历史资料论证了中世纪之前欧洲儿童的社会状态，童年被视为成人之前不具备完整人格的短暂阶段，儿童在整个社会中是被忽视的群体。甚至在“原罪说”的基督教文化中，儿童被视为卑贱无知的有罪羔羊，有待通过劳动、教化得以救赎，体罚也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教化方式。

在西方，直到17世纪左右，儿童才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生阶段，有了特有的服装和独立的、值得被尊重、被抚爱的人格。在中国，“儿童”这个词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童”、“子”在漫长的历史中被镶嵌在等级制度、性别结构与家庭伦理结构之中，为主为仆、为男为女、为妻为妾或为婢所生，均决定着儿童的生存处境，儿童只是缩小版的成人。我们所熟知的覆盖所有少年儿童的社会福利体系与教育体系，超越了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对于儿童的关爱和保护，均是上两个世纪的创举，因而爱伦·凯将20世纪称为儿童的世纪，波兹曼视1850年到1950年为童年发展的最高峰。

与其说成年人发明了现代儿童，不如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推动了人的自我解放与自我认知，“儿童”是人进行自我审视的投射对象，也是人意欲自我改造的历史结果。有几股重要的文化思潮与社会力量塑造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儿童观”，其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白板说”。洛克指出儿童的“天性应当像没有痕迹的白板或柔软的蜡块，教育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涂写和塑造”。就这样，人类从上帝之手中接管了自己的后代，生而平等的儿童们可以不受任何天赋观念所束缚，在经验之上习得知识，通过教育成为文明的成年人。

以卢梭为代表浪漫主义儿童观主张尊重儿童的天性，他讴歌了自然状态之下人的美好，“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入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因而教育应该顺从人的天性，造就“不受传统束缚而率性发展的人，具有自身价值的独立实体，体脑发达、身心健康的人，而不能造就“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与自然相连的儿童天性被视为美好的品质，甚至可以拯救被世俗与工具理性所占据的成人世界，即威廉姆·华兹华斯所咏叹的“儿童是成人之父，天堂在我们的童年中”，自此儿童有权保持童真、成为儿童。

尽管洛克、卢梭都直陈教育的重要性，但若无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生产过程与文化环境的转型，普遍的儿童教育也无法从理念变成现实，毕竟十九世纪初英国工人阶级家庭的儿童都是农业、矿业、制造力的劳动力来源，邹韬奋在《童工问题》中引述英国状况，“在英国各工厂与造砖工场，有五岁儿童作工，甚至其中亦有三岁之儿童”。波兹曼重点强调了技术与传播环境对于儿童概念形成的影响，“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儿童是没有阅读能力的人”，“日常生活对儿童开始关闭”。缺乏阅读能力的儿童愈来愈不适应工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劳动力市场逐渐被边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引发的社会骚乱也呼吁新的社会管理方案以降低犯罪率，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人道主义者也将童工视为一种需摒弃的罪恶，这一切都促进了儿童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这既是一种社会福利体系与社会人才储备体系，又是一整套社会控制与管理系统——“受教育的儿童”取代了“劳动的儿童”。

自此，纯真与无忧无虑的儿童成为了人们理想的儿童形态，寄托了人们对于理想社会关系与人类状态的想象。“儿童”是变革的一个征兆，正如爱伦·凯所指出，“要培养新的一代，需要建立新的家庭、新的学校、新的婚姻和新的社会关系，并实行自然主义的教育”。这个时代生机勃勃，它从宗教垄断、工业理性、资本逻辑中以儿童为名为人们觅得喘息之机，让人们听见了关于希望的浅唱低吟。

重启关于儿童想象的共识

二十世纪造就的关于儿童的共识，成为今天理解儿童问题的框架。儿童应该远离成人世界，不用模仿成人的虚伪行为，也无需为衣食生活担忧。他们既是国家未来的资源，又是规模日益缩小的核心家庭中心，童年被视为最需要关爱呵护的人类阶段，儿童们此时应该远离社会生产，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通过教育之门最终成人。天真甜美、无忧无虑的理想儿童形象成为了全社会的期待，也通过各种媒介占据了电影电视手机屏幕、杂志报纸封面，抚慰着在日常生活中奔波颠簸的成年人。

柯林·黑伍德在其《孩子的历史》一书中说，“童年的确是社会建构物，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而且在不同社会中的不同社会阶层与种族团体也会有不同的童年概念”。浪漫主义建构的儿童的理想生活秩序是，他们在幼年时接受家庭与国家的双重庇佑，被保护在儿童的世界中，接受教育后成慢慢融入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这种理想秩序在现实面前，有时却显得松动。

凉山的格斗孤儿们与《小戏骨版红楼梦》的小演员们，打破的是儿童们无需进入成人世界、从事社会生产的共识，却收获不同的社会反馈。无论是体育产业还是娱乐产业，都未曾放过儿童的市场价值，有无数家庭携着儿童进入这一市场体系之中，试图赢得一席之地。格斗孤儿们最终被遣返回乡，这些面临生存匮乏，进入商业资本的逻辑寻得安身立命之处的儿童，被视为社会病灶的疮疤，亟待被疗愈。而小戏骨们则因走心的演技而获得社会的赞赏，电视产业与儿童明星制造产业共同在细分市场上推出了成功的商品，获得了共赢。小戏骨们被视为打脸高价小鲜肉的明日之星，冉冉升起、神采飞扬，目前遭遇的最尖锐批评不过是——为何要让儿童扮演成人，而不是扮演儿童——无非是让儿童重拾儿童的模样。

让美国学者罗斯高心心念念的农村留守儿童智力发育迟缓，与清华附小学生们交上的苏东坡研究论文引发刷屏热议，因为两者均打破了一种浪漫主义时代的儿童想象。前者的父母背井离乡、无暇照料儿童的日常生活，后者的父母积极参与儿童的作业、帮助他们去思索大数据、经济效益等时新话题。前者被当做研究对象，一个惨淡的智商数字提前预告了他们的失败，而后者则成为展示主体，格式严整、洋洋洒洒推论出一片美好未来。

这种发生在同一个国度的儿童状况的对比让人感到现实的复杂多样，一些儿童还未获得成为儿童这一美好的馈赠，无论是凉山孤儿还是农村留守儿童，都遭遇着家庭的力不从心，无忧无虑和饱受呵护亦无从说起。而另一些儿童却已走向迅速成人的快车道上，小戏骨们已经提前进入“职场”，在展示之中获得商业价值、经济回报以及未来的职业可能。而清华附小的小学生，也在父母的帮助之下提前掌握了论文撰写、思维导图等操作方法，窥见与练习着成年人的日常生活。

当儿童内部铁板一块的想象被打破，四分五裂的现实展露在眼前时，舆论一片唏嘘喧哗甚至带有迷茫。当凉山孤儿被遣返进入正常儿童秩序之时，有人会称赞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也会有人怒斥这种强制行动的正义性，毕竟这褫夺了他们与小戏骨一样取得成功的可能。当农村小学给农村留守儿童布置同样的研究题目时，有人会称赞这是抹平城乡教育差异的努力，也会有人惊叹这种教育方式的不接地气，倘若没有高教育水平父母的襄助，这一整套教育模式根本无从运转。当不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个体被同一种成功所诱惑，当不同的时空之中发生的个人际遇被压缩重现在同一块屏幕上之时，现实以多样之姿打破了理想的平滑，碰撞油然而生。

这意味着将浪漫主义的儿童观本质化努力的破产，儿童诚然是特殊的人生阶段，但一个与成年人隔离开的、平等纯真的儿童理想面临着各种挑战，儿童与成年人的分野无以维系，在日常实践之中日益模糊。有人带着怀乡病的伤感，悲歌浪漫主义童年的消逝，但现实状况呼吁的是现实主义的行动——我们将如何安置儿童，我们的孩子应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重新成为了当今成年人必须追索与回答的问题。而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世界？毕竟，儿童，那些孩子，会踏着先人的遗迹，走出未来的路，正如纪伯伦所吟唱的：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

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