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欢欢丨画佛有形，化法无相：重新理解《历代帝王图》

 本文为2022年6月7日浙江大学举办的“思想与时代”哲学公开课第七讲的部分内容，由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何欢欢教授主讲，原题为“画佛有形，化法无相——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重新理解佛教”。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历代帝王图》（局部），唐·阎立本（传），绢本设色，纵51.3厘米，横531厘米，现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收录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先秦汉唐画全集》第1册。

《历代帝王图》相传为唐时阎立本（约601-673）所作，是最重要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之一，1931年入藏波士顿美术馆。自1917年首度以印刷品方式公之于众后，引起了收藏界与艺术史学界的极大兴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陈葆真的《图画如历史：中国古代宫廷绘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第二章“传阎立本《十三帝王图》和相关议题的研究”是大陆新近出版的最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列举了大量海内外先行论著，总结前贤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图像风格，（2）画者归属与作品断代，（3）图像功能。

关于图像风格、画者归属、作品断代等问题，争论已久，未有定言，目前较为公认的是，此画应以阎立本所创底本为依据制作而成，最早部分的绘制时间当在初唐到安史之乱之间。关于图像功能的讨论，则以著名艺术史学者石守谦在《南宋的两种规谏画》一文中特别强调的《历代帝王图》具有规谏作用为代表，石守谦指出：“《历代帝王图》中经由史传方式所罗列的帝王形象之组合，可能也具有这种如《隋书》所示的积极地由前代之人事取鉴的用意。”（石守谦，《南宋的两种规谏画》，载《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2页。该版本将“规谏”全部写作“规鉴”，即《南宋的两种规谏画》写作《南宋的两种规鉴画》等，本文保留该文刊于1987年《艺术学》时的“规谏”一词。）

但是，在阐释论证该图的规谏功能时，石守谦却说：

由陈的四个君主来看，除了后主为亡国之君，废帝因事被废外，陈文帝崇道，陈宣帝崇佛，在其行为上似乎并不具备很明显的规谏作用。……算算这个时间，由559年至618年，前后正恰是一甲子的整数（60年）。由此看来，《历代帝王图》卷在帝王的选择组合极可能便是将重点放在唐朝建立之前的一甲子中，而将其中重要的君主全部网罗在内。……《历代帝王图》卷后半段将唐以前60年间的重要君主悉数罗列的作法，在性质上接近撰史，但却也带有规谏的意义。（同上，第102页）

同时，石守谦还否定了前人学者因为有几个帝王并未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怀疑所有的题识皆为后人根据自己之想象所妄加这一判断。

笔者十分赞同石守谦提出的《历代帝王图》应具备规谏功能的说法，但他“抛开”题识而去“算计”甲子周年这一论证，在我看来未免有“舍近求远”之嫌。事实上，结合唐初的宗教历史与太宗的宗教政策，我们完全可以从榜题文字读出十分明显的规谏意义。

《历代帝王图》从右至左共画有十三位帝王形象，各帝王图前均楷书榜题文字，其中，“前汉昭帝[刘弗陵]、后汉光武皇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六位帝王只有名号，“陈废帝陈伯宗、陈后主陈叔宝、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除了名号外还分别记有“在位二年、在位七年、在位廿三年、在位十三年”的当政时间，而“陈宣帝陈顼、陈文帝陈蒨、北周武帝宇文邕”除了榜题名号与在位时间外，还分别题有“深崇佛法（曾）召群臣讲经”“深崇道教”“毁灭佛法（无道）”。（括号中的字为后人拟补）

这些榜题文字，陈葆真分析归纳为三种“格式”：（1）题记字数较多、内容丰富，标出该帝的朝代、庙号、姓名、在位年数、该朝皇帝总数、国祚年数以及该帝的特殊事迹，这种格式只见于开国之君的题记；（2）题记文句稍短，内容包括朝代、庙号、名讳、在位年数以及宗教活动，这种格式只见于治国明君；（3）题记字句最短，只包括朝代、庙号、名、在位年数，这种格式只为标示弱主和亡国之君。（陈葆真，《图画如历史：这个古代宫廷绘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7-50页）

陈葆真还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题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这些题记似乎故意简化某些皇帝的丰功伟业，只选择性地记述他们的某些行为，比如对后周武帝，不提他灭北齐、统一北方，却说他“毁灭佛法”。而对隋文帝的功业亦只字未提，不但不记他灭陈、统一南北，而且也不载他崇信佛教等。至于对陈宣帝的信佛却又记载过实，说他“深崇佛法，曾召群臣讲经”。据《陈书·宣帝本纪》，陈宣帝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外交和战争手段对抗北齐、北周二强，以维持南方的稳定和兴盛，可称是陈朝的英明君主。题记对于这些重要贡献不记，却记他深崇佛法。事实上，陈宣帝并未特别提倡佛教，也未“曾召群臣讲经”。以上种种特别夸大某些事实或刻意不记某些事实的记述方法反映了书家可能另有所据，或者有意不遵循史书所记。总之，他仅选择性地依据史书作题记。但不论何种情形，他之所以如此书写题记内容，便表述了他对那些皇帝功过的诠释，而如此诠释自然是为了符合某种预期的目的，这种情形也见于相关的五组帝王群像。（同上，第53-54页）

陈葆真根据史书，对《历代帝王图》后半段上的七位帝王（陈宣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后主、后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的历史功过都作了较深入的挖掘，认为“它反映的是唐太宗对梁、陈、周、隋四朝文治武功的评价，也是他以古为鉴的治国理念”。（同上，第69页）“《十三帝王图》后半段的图像意涵反映了唐太宗在《贞观政要》和《帝范》二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评论、治国要道和宗教态度”。（同上，第75页）

遗憾的是，陈葆真虽然指出了“书家可能另有所据，或者有意不遵循史书所记”“如此诠释自然是为了符合某种预期的目的”，但却没有谈及“书家”如此题记的意图或者说预期目的是什么，也没有具体讨论表现唐太宗“宗教态度”的规谏意义。事实上，这些题记在熟悉中国佛教史的学者看来，应该说毫无暗语隐晦之意，榜题所写就是《历代帝王图》规谏所在。

陈宣帝

陈文帝

先回顾一下《历代帝王图》的最初作者阎立本。其母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女儿清都公主，父亲阎毗、兄长阎立德都是隋朝画家。阎立本在唐高祖武德（618-626）时期任秦王府库直，唐太宗贞观（627-649）年间先后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兄长阎立德去世，阎立本继任为将作大匠，同年升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擢升为右相，当时姜恪以战功擢任左相，时人常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说。阎立本的画作尤以道释人物著称，《宣和画谱》所载宋代内府收藏阎氏作品，道释题材占半数以上。此外，阎立本的不少创作，如《步辇图》《职贡图》《西域图》《魏征进谏图》等等，都与唐初的政治事件直接相关。由此可见，阎立本不仅极善绘画，而且与唐太宗关系密切，在李世民尚为秦王时即在府中担任随侍左右的亲信要职，随后一路升迁，再又深得高宗信任。

至于《历代帝王图》画卷中的榜题，如前述石守谦、陈葆真等学者的研究，很可能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题识中的“深崇”和“毁灭”显然都不是褒义词，不宜用于陈葆真所归纳的“治国明君”。使用这种夸张了历史事实的词语应是在告诫当时以及后世的帝王人臣，对于佛教和道教，不能过度崇信，也不能过度打击。这应该是初唐宗教政策的直接映射。换句话说，《历代帝王图》是用最简要的榜题文字告诉世人，对佛教、道教的态度是初唐官方评鉴历代帝王功过时的最显著标签——“深崇”或“毁灭”所招致的问题甚至灾难，足以掩盖皇帝们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

北周武帝

中国历史上有四次著名的“灭佛”运动，即“三武一宗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历代帝王图》中画了北周武帝，也就是阎立本的外公。众所周知，在北周武帝采取极端措施“消灭”佛教之后，隋文帝（541-604）很快就大兴佛法，而唐高祖李渊（566-635）亲身经历了有着姻亲关系的北周武帝、隋文帝之于佛教的兴衰关系。李渊掌权后，一方面延续了北朝、隋朝帝王的惯常做法，如下诏为太祖、太后造旃檀等身佛以报恩祈福，另一方面对佛教、道教持续保有较高程度的警惕，以至于执政最后一年颁布《沙汰佛道诏》，宣布同时整顿佛道二教。

诏书颁布一个月后，发生了玄武门事变，秦王李世民登基后宣布大赦，同时废止了《沙汰佛道诏》。随后，唐太宗不仅理顺了佛道二教的纷争，如贞观十一年（637）有勅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而且走出了一条“中道理性”的治理之路，这一宗教政策对“大唐盛世”的繁荣辉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择要言之，唐太宗一方面公开优待佛教界，宣称对佛教“情深护持”，同时要求佛教戒律参照世俗法律，制定管理条例“务使法门清整”，并加强官府的督查与惩戒“所在官司，宜加检察，其部内有违法僧不举发者，所司录状闻奏”。（《广弘明集·唐太宗度僧于天下诏》）此外，唐太宗与佛教高僧始终保持一定距离，表示“至于佛法，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贬萧瑀手诏》）避免自己的宗教热度上升，也让出家人不可过于亲近。

以太宗与玄奘（602-664）的交往为例。玄奘“西天取经”回国后立即赶赴洛阳觐见太宗，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上，玄奘以极度夸耀之词赞美太宗盛德无远弗届，以至于西域和印度的王公大臣看到从东方飞来一只鸟儿，都要弯腰缩身以示恭敬，因为鸟儿有可能飞自天朝上国、东土大唐，“所以戎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然而，太宗并没在如此恭维下赐予玄奘国师之号，反因其学问、品行、资历等劝还俗“助秉俗务”。当玄奘婉拒并提出要“归山”从事梵文佛典翻译事业时，唐太宗立即派丞相房玄龄督办，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支强大的翻译队伍，使译经所在地皇家寺院弘福寺“瞬间”成为了国家佛学中心。

唐太宗重视并支持玄奘开展伟大的佛经翻译事业，实质是引导佛教走向义理研究与文化交流，除此以外，太宗并不像前秦世祖苻坚（338-385）、后秦高祖姚兴（366-416）那样崇奉仰慕高僧的学问或道术，所谓“御弟哥哥”的称呼只是《西游记》的戏说而已。因此，可以说唐太宗对待高僧的态度是“善待而不亲佞，礼遇而不狂热”。有关唐太宗等帝王与佛教之关系，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刘威的专著《佛教与中古王权》（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已有详论，足资参考，此处不再赘述。

简言之，唐太宗所创的“中道理性”的宗教政策，使得以佛道二教之宗教意识形态为主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总体可控的状态，这是其取得“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阎立本绘制《历代帝王图》的初衷应该就是要阐扬唐太宗的宗教政策并诫勉后世——不能过度崇信也不能毁灭佛道之教，以“中道理性”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是自古圣贤明君的重要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