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翼杀手2049》：复制人恋爱生育的“后人类”图景

当阿尔法元自学3天开悟走完千年棋史、从0到1完爆阿尔法狗，人类经验再一次被人工智能的算法狠狠吊打。当微软机器人小冰的写诗才华超越伪文青，又有“最像人的机器人”Sophia首获公民身份入籍沙特。“只要你对我好，我就会对你好”——记者会上，“她”还跟担忧AI威胁的人类暧昧地抖了个机灵。

出版界，那些宣称人工智能、机器人改变世界的众多图书早已纷纷上架。影视界，已是怀旧风物的赛博朋克又重出江湖。近年，科幻电影诸如《攻壳机动队》应运而生，在上世纪末的东亚城市地景中重新召唤未来。“高科技，低生活”的冷酷机械感，也纳入时装设计的情调，制造一派赛博朋克的消费潮流。

惶然之间，上世纪末红火一阵的后人类理论再度兴起于学界，世界各地大小会议不断。我们从未如此迫切地因技术引燃的兴奋而慌忙探出脖子张望未来。“无机生命将取代有机生命”——世界畅销书《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向公众描绘的“未来”似乎不再遥远。

本月，维纶纽瓦（Denis Villeneuve）的电影《银翼杀手2049》就在我们的AI震惊余波之中应景登场了。作为1982年斯科特（Ridley Scott）经典赛博朋克电影《银翼杀手》的续作，《2049》备受瞩目，甫一出场即斩获好评无数，在近几年好莱坞翻拍的科幻烂片之中脱颖而出。

几十年间，复制人的世界已几经易变：当Nexus-8型号制造了“大停电”反抗事件后，复制人一度停产。新老板华莱士接手公司，后又复产。新版Nexus-9型复制人能力更强，也更为服从主人的命令——即使收到主人要求自虐、自杀的指令，也会毫不犹豫执行。在这一背景下，新故事中的复制人不但谈恋爱，甚至还生下了小孩，变得比人类更富人性。

这些命题虽然不算全新，但在电影中的开创性再现，必将成为我们审视后人类经验的又一新文本。倘若今天的我们都早已是赛博格，那么科幻作品中对于技术、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极致推演和想象，已构造于我们正在步入的未来之中。

从2020到2049，现实世界的大历史怎么了？

《2049》保持了前作新黑色（Neo-Noir）和赛博朋克（Cyberpunk）风格，但整个叙述却显得朋克不足、气闷有余——一方面，这自然因为更新换代后的复制人（Replicant）K驯顺且个性寡淡，同样也与2020到2049背后现实世界的发展改变有关。

追忆1982年《银翼杀手》的赛博朋克，无法脱嵌于影片背后恢弘的历史大画卷。过去一百年来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重建之下危机重重，冷战格局下的军备竞赛兴起，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发展，核危机一触即发。文化界却是另一番充满活力的叛逆景象，60年代披头士文化、反战思潮和后现代文化逆流而上。新技术的想象，伴随硅谷崛起和互联网普及而不断滋长；赛博空间、黑客文化、赛博朋克和反乌托邦，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形象地出落了一幅迷人而绝望的未来画卷：霓虹笼罩着漫天雨水，城市陷落在末日的阴暗与泥泞之中。

而《2049》的今天呢？末日的瑰丽仍并未到来，人工智能的技术现实已经卓有绩效，足够我们惊得将口张作“O”型，而其未来的市场潜力更不可小觑。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已是迫近的现实——不论机器的人类化（如人工智能），或是人类的机械化（如赛博格），不知不觉间，我们都“变成了后人类”。或许如同赛博朋克的定义者、科幻小说家斯特灵（Sterling）早已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派别能宣称把握了人类的正确命运。因为人类已经不存在了。

电影工业的科幻作品总是谨小慎微地不断追问何为“人类”，如何理解复制人（也是赛博格/仿生人/人工智能）的身份？在《2020》的世界之中，人与复制人之间难以分辨，主角Deckard和Rachel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产生疑问，而这种疑问驱动着情节的发展；到了《2049》，这种追问依然存在，但“谁是原生人类” 的发问、以及“是与否”的答案却不再成为问题核心。

当天生设有“服从机制”的Nexus-9型号木讷小生K成为《2049》的男主角之时，《2020》的男主角硬汉Deckard已证实是Nexus-7型号复制人——这类复制人被置入记忆，以为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还会伴随时间而衰老。在《2049》之中，复制人如K并非想要“成为物种定义的人类”，而是欲求如何让自己的降生有意义，要如何挣得自己的身份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的渴望来自于一个奇迹——复制人的生育所昭示的独特性。

从恋爱到生育，复制人的奇迹要求重新定义人类

1961年，在新版《控制论》中，维纳问：“机器可以生育另一个机器吗？”他同时担忧道，“如果机器变得越来越有效率，那么，机器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灾难将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科幻小说中，“复制人”拥有情感似乎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假如复制人能够“繁衍”呢？《2049》影片开头已提出这个问题。K在追杀逃跑的军用复制人——拥有无限生命的Nexus-8型号之时，意外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检验后发现“她”是复制人，并曾生下过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便是Deckard和Rachel的孩子。

复制人生下了复制人小孩，那么ta还只是“复制人”吗？ta是非人、非复制人的“怪物”，该怎么去定义ta的身份呢？想像人类自己制造的“物种”能够自行繁衍，简直是一种升级版的恐怖谷理论（人对与自己相似度极高的人形机器人的好感度会大幅下降），这足以颠覆现有人类秩序的想象。也因此，K的上司要求K湮灭所有复制人繁衍的证据，包括被“生下”的孩子。但此时，以“服从”为“天性”的K却陷入犹豫，理由是：“我从未杀过任何被生下来的东西。”——婴儿出自母体，也许有灵魂。

Deckard与Rachel的亡命恋爱，创造了复制人的后代，促成了对于人/复制人/机器人之本质的反思。事实上，“绝对理性”本非机器人（Robot）的本性，Robot其词源可追溯至斯拉夫语中的“robota”，意思是“被强制劳动者”，指封建制度下被强制劳动的农民。遭受奴役的“Robot”本不是冷血的机械，而是有感觉的人。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A.I.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1）中质问：“机器人懂得如何去爱吗？”艾西莫夫的小说对此乐观，其作改变的电影《变人》（Bicentennial Man 1999）便相信总有一天机器人能与人无异，甚至，比人类本身更能懂得什么是爱。

虚拟情人：想象0/1的肉体

新的复制人造物主、公司巨头华勒斯冷酷地指出，即使奴隶也会繁衍，即使奴隶想要自由。那么，由o/1构筑的人工智能呢？电影中，K的AI全息女友成为另一种人/非人的参照。Joi与K的情话里，体现了灵魂有无肉体的矛盾：“我嫉妒你，你由三个元素组成”；“可是两个元素更优雅，宝贝”。

与电影《她》（Her，2014）中的云端情人类似，Joi也是一个虚拟的人工智慧情人。不过，Joi是一款万能产品，她“被设计”成属于使用者的爱人，依照用户的意愿，满足使用者有关情人的所有幻想。Joi只有一种固定的长相，齐刘海长发小脸的温柔模样——最直男的女性审美。

人工智能已发展出爱与欲的情感，尽管这些情感很可能内置于算法与程序，但虚拟情人的爱情又确确实实在虚拟影像和声音之中发生了。当Joi与复制人妓女合体，与K享受床笫之欢之后的次日清晨，Joi对妓女下了逐客令，而妓女则嘲弄Joi，“我进入了你，而你并没有你自己想像的那么特别。”这反过来也表明，Joi这样一种批量复制的商品，其实有能力想象自己的“特别的”。的确，Joi会因为“特殊性”的存在而欣喜若狂，她甚至在得知K可能是那个万中无一的“生出来的男孩”时而为他取了一个真正的名字，Joe。如此一来，纯粹的0/1构成与碳素生命体，复制人与AI全息商品，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他们都在经验之中生发出对于“真”和“特殊性”的渴求。

Deckard的眼球是人造制品，但重见昔日恋人仍有滚烫的泪水留下——尽管这恋人被他识破并非昔日的对象；K的记忆是虚假的植入，但沿着记忆的蛛丝马迹却寻回了真的木马；现任银翼杀手K找到前银翼杀手Deckard之后，询问他所养的狗真假与否，Deckard说：“你我不知道，你得问他。”在《2049》中，真实与虚假在裂隙之中不断翻转，“人类”不再是一个被欲求的范畴，而是被搁置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一种“非人”的新存在状态。此时“人性”，也不再是传统人文主义所定义的“人性”——我们需要新的词汇来界定它吗？

银翼杀手K想要成为“真的”、或电子情人Joi所说“特殊”的存在，尽管他本身只是被设定为障眼法中的一枚棋子。故事最终，K救下了Deckard，精疲力竭的最后一刻在雪中流下眼泪，呼应了1982年的Roy的临死一幕，他们都失败了，他们没有遭遇革命，但却又在失败中见证了奇迹。

“我见你们人类无法相信的事情。我目睹攻击舰在猎户星座边缘起火；我看见C光束在Tannhäuser Gate附近的黑暗中闪亮。这些时刻都会消失于时间洪流中，就像泪水消失在雨中。死亡的时刻到了。”《2020》之中，那位英俊、浪漫、狂热又充满诗意的复制人Roy如同天之骄子，早已灰飞烟灭，他在4年寿命终结前道出人类所不知晓的奇迹，成为科幻荧屏中的难忘一幕。

没错，《2049》不再有这种恣肆的浪漫，它的故事进入了比前作更为监控严密、人性苍白的时代，却也见证了更大的希望——繁衍与复制、人类与非人的另类可能。赛博朋克的多元化和无政府化世界没有出现，但在2049年处在资本主义与科技巨头高度控制的社会之下，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物却也成为革命的源头。复制人妓女和底层劳动者正集结为地下组织，反抗大企业全权控制的敌托邦（Dystopia）世界。而漫天黄沙与核辐射残迹之下，地球环境也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新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