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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感知，纪录片摄影师薛明的方法论

2022-06-03 20:2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作者 | 薛明

编辑 | 奥伊米亚康的云

文章节选自：薛明著作《纪录片摄影手册》。

第一批购买的观众评论：

这本《纪录片摄影手册》，不仅仅是摄影方法、技巧和经验的总结，更是一份真诚的关于创作关于生活的思考和分享。

对于人和空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情绪把握的非常好。

他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也在不断用技术和直觉开拓纪录影像的新视野。

观察与感知的日常训练

听什么和看什么？

读完刘若瑀老师的《三十六堂表演课》，我一合上书，脑中就浮现出六年前拍摄《传承》时的种种画面。

一天清晨，我们摄制组赶早去台北老泉山拍摄“优人神鼓”的团员们训练的场景。

在“优人神鼓”的表演实践中，优是指表演者，神是说人在高度专注下进入的一种宁静、无我的状态。

正在印刷中的《纪录片摄影手册》

记得我在拍摄“优人神鼓”的团员们匍匐在草丛中做训练时的情景：十几个人，就这么对着平平无奇的泥土地又是看又是闻，有人微微闭上了眼睛，有人像划水般逶迤着步伐……这是刘若瑀老师的训练方式，她要求表演者学会倾听：听虫草的声音，听风声，听大地的心跳……那时我拍着拍着，心想：这帮家伙是不是在作秀啊？你要能听见大地的声响才怪呢。

我按照媒体纪录片的拍摄“套路”，一遍又一遍地“摆布”着他们，并分景别拍了很多组镜头，尽量找一些刁钻的视角，捕捉一些漂亮的画面。当时我真的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是把这些都拍了下来，拍得很漂亮，却完全忽略了现场的气氛和他们行为的意义。

《传承》 2014 中国台湾 © CCTV

他们为什么要像动物一样趴在地上去听？他们究竟听到了什么？

现在我才明白，意识不到的就感知不到。

刘若瑀老师在书里回答了这项训练的意义所在：“一是让人先有感受，感受到作为一只动物与大自然的温度；二是训练人的听觉，能听出声音的层次、方向和距离。能安静地去听林中的虫鸣鸟叫、风的呵斥、雨的淅沥; 听山林里最远最小的声音; 听周遭环境中最安静的声音……”

▲镜头解析度测试中薛明/摄

这种训练方式，不正是和我们拍电影时一样，在不断加强感知力吗？

那天下午，我们在“养山房”的茶室拍摄优人们打坐修禅，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hong！hong！hong！”这是一种通过共鸣去除杂念，使大家调整到同一频率的方法，以此来提高打坐的专注力，进入宁静的状态。加强感知力就是加强专注度，专注度就意味着要少、要精。

《传承》 2014 中国台湾 © CCTV

在训练结束时，我们还拍摄了两位老师品茶的一幕，当时我的举动也是浮躁和轻率。当茶师把精心泡制的陈年茶汤递送到我手中时，由于我很渴，就二话不说地囫囵吞咽下去。茶师一杯接一杯地递，我就一口接一口地干，还不停赞美到:“不错，好茶。”竟然忘记了品尝它的味道。说罢，我又不停地摆布着他们手中的茶器，总想着要找到又特别又唯美的视角，完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此刻喝茶，他们是在怎样喝茶？而我，又要通过拍摄喝茶这个行为来表现什么？

这就是形成了套路和模版时的“致命”危险，它会让人失去思考的能力。当只有一个维度的理解，人的吸收就很狭隘，它就会固化思维，以致固化行为。

刘老师在书中多次提到了听、看和感受，这对表演来说是基本功，对纪录片拍摄而言，也是最重要的。

2021 云南昭通钱广铮/摄

所以，从2018年开始，我刻意地将自己的拍片量减半，我想让自己安静下来，少一点杂念，多出一些时间来学习，以休整自己的状态。

如果我能再去拍一次“优人神鼓”的话，我想自己会有更多的想法和方法去呈现他们的内在精神。

拍之前想什么？

每到一个新的拍摄场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不会一去就开机，慌慌张张地拍了半天，到最后只能是素材量的积累，这样并不会有质的飞跃。

每当我进入一个空间，首先要做的是观察与感知。观察这个空间的结构，看它有什么特征和细节。再感知这个空间是什么样的气氛。紧张？压抑？温暖？热闹……然后再想，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把所感知到的拍出来，打算用什么样的影调，色温的冷暖，景别的大小等等。

拍纪录片对我来说，既是工作也是生活杨植淳/摄

同时还得清楚在这个空间里拍的是什么？是事件还是人物的状态，或是几个空镜等。如果是一个事件，那么就要判断事件现场会出现几个人，一个机位够不够，是否需要增加副机位？如何保证收音？光源是从哪里来？我要站在哪里拍？等等。如果是拍摄人物的状态，那么我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若是空镜，那要说明什么？指向什么？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创作者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内首先要考虑的事——观察与感知。

然后，在这个空间内，摄影师通过拍摄这些素材要在影片里说什么？是叙事呢还是表意？摄影师要有预判，预判会发生什么事，可能出现什么状况，都得去想。导演甚至需要提炼出几个关键词来，作为摄影师在拍摄时的指引，这样思路和意图就非常明确，画面上也就有了指向。

另外，什么时候该拍，什么时候停机等待，也是长期观察和感知之后的经验之谈。可以做一种“加法式”的有目的的拍摄，根据自己在现场看到的、听到的、预判到的内容来组织“时间线”。相当于在特定的时间里，用一组镜头来讲述一件事或描述一件物，如何来组织？景别多大多小？镜头是长是短？这种看似临场发挥式的训练要将它日常化，这是电影拍摄的思维模式，这种能力需要训练，不仅是拍摄时训练，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不断的去想、去思考、去训练。

而在拍摄现场，绝不是永不停机地长镜头跟拍，如果这样拍，而且拍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很可能只剪进去一分钟，这样的素材既占用存储空间又消耗人的体力和精力，还给剪辑师增添“麻烦”。

所以要想清楚，我拍的素材要在影片里表达什么？这样就可以少拍，把劲使在刀刃上。

《少女与马》工作照 2019 北京孙杨/摄

最后，要一边拍一边看，还要留心听，仔细地去观察人物的每一个眼神和举动，认真地去听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注意观察人物和他所处空间的关系，包括空间里的每一个景和物，看看能不能和这场戏的“关键词”甚至和影片主题联系起来，这时再决定拍还是不拍。

建立深入的信任

在纪录电影《大河唱》中有位说书艺人，叫刘世凯。他明明是个资深文艺人，我们却都管他叫“刘叔”，因为他不显露本色的时候，看上去更像个农家大叔。

2016年的10月，我坐着火车从西安赶到了宁夏的盐池县，倒了好几趟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处新农村的建设工地上见到了刘叔。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是因为他经常不带手机，无法确切知道他的具体位置；二是他说话口音太重，夹杂着宁陕两地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一半。当我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正是个小包工头，身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肩上背着一个掉皮的小黑包，两根手指夹着快要燃尽的烟头，还在不停地猛咂。他正准备去找老板要账，见我来了，他顿时生出点子：“你跟我一起去吧，咱就把摄像机扛着，他要不给钱，就曝光他，吓唬吓唬他。”这就是一个老江湖人的试探。

刘叔说他一生苦难很多，但命很硬。自小爱好文艺，却无缘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娶了两个老婆，都因不治之症死了。为了谋生，他和四弟两人背着三弦，仗着偷学的一点不成体系的说词，一路流浪，边学边说。

《大河唱》 2016 宁夏盐池 ©马灯电影

说着，他就拿出三弦“卜愣愣”盘腿坐在炕上，靠着墙弹了起来，悲凉朴实地唱起了他自编的《刘世凯传》：

手弹三弦叮当响，各位父老乡亲听我讲。

说到我身背三弦出了门，晚上就睡在荒草岭。

天是我的盖头，地是我的床，这东南西北好比一间房。

西北风刮得我身上凉，眼望着月亮想我的孩子又想娘。

……

一个冬日的上午，我们跟拍刘叔骑着他的“250”摩托车回老家。我们开的是一辆面包车，没有天窗，我就将一条腿跨出车窗骑在车门上，拧巴着半个身子举着摄影机，在颠簸的土路上紧跟其后。途中，刘叔停了下来说是想抽烟，我就急忙上前发烟。我们俩都不约而同地摘下手套，呼着哈气，不停地搓手暖手，手指冻得麻木，恨不得直接塞进嘴里。

“好咧，拍够了吧？”刘叔问道。

“够了，这大冷天的，骑来骑去差不多。”

“那我把摩托扔在路边了，坐你们的车去？冻死个球咧，不想骑了。”

“我也快冻日塌咧，走，上车吹暖风去。”

说着，刘叔递了根烟给我，拍着我的肩，用一口流利的陕北方言说道：“薛老师是个好娃娃。”

刘叔这个角色我后来没有继续再跟，是因为我被调到另外一组去拍摄皮影艺人和花儿歌手了。之后的拍摄由我们陕西籍的摄影师张华担任，他这一拍，就是整整一年零六个月时间。

2017年初，这个挺能抗硬的刘叔得了带状疱疹，他病得很重，从腋窝下到后背一大片都烂了。张华带着他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刘叔失去了往日的生机，连上楼梯的劲儿都没了。他包浆的衬衣每走一步都会蹭着皮肤，每走一步他都紧锁眉头狠狠咬牙，可见确实疼痛难忍。

因此，剧组也暂停了拍摄，担起了照料刘叔的责任。张华经常带他去医院打针烤电，到家里送饭抹药。刘叔因为生活过于粗糙，免疫力低下，个人卫生状况也不好，病情迟迟不见好转。他这一病将近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张华和剧组里的其他伙伴轮流照顾着刘叔。

有一次我和张华喝酒，他用陕北方言学着刘叔的口气给我说：“张华，你和薛老师都是好娃娃。”

我俩哈哈一笑，一干而尽。不用多说，我们都明白，刘叔所指的“好娃娃”是啥。

我与刘叔的相处不算太久，但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江湖人，明是非，嘴能说，甚至还有些狡黠。他这一生见到的人、遇到的事，比我们可要丰富十几倍。与他相处，除了要使劲地抽烟之外，最主要的是得用他的节奏与他相处，不能挑起事端，不要催促前进。

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跟得有点紧了，甚至给他造成了压迫感。后来张华介入，与刘叔拉话抽烟、陪伴扶侍，在这些看似没有拍摄的空隙之中，他所花的时间、注入的情感才是将刘叔鲜活的人物性格呈现给观众的最大功夫。看过《大河唱》的人，一定对刘叔这个角色印象很深。这种深，是作为创作者很走心地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入到彼此之间的信任，深入到一个人的艰难之中，才会引起的共鸣。

作为摄影师，要不断地去理解导演意图，去落实题材所需要的拍摄方式。再以《纺织城》为例子，在走近拍摄人物的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功课。开机时，我和王杨导演商量讨论，确定影像风格要贴近人物。我们不希望用之前拍摄《地上·空间》或《中国门》里的那种观察式的视角，而是讲求贴近但少介入、不干扰。所以就选择多用手持摄影，摄影机与人物的距离保持到比平时要近一点，甚至有一点畸变。

《纺织城》剧照薛明/摄

《纺织城》中，唯一难搞定的就是张武旗的那个小儿子，之前他不同意让我们拍，因为他每次来给老人做饭时都会争吵。有一次，他指着老人的鼻子训斥，被我拍到了，事后他要求删除，我就毫不犹豫地当着他的面删了。尽管后来我们做了数据恢复，但成片中并没有剪进去。有时，在影片中这些情感释放的过程是需要努力克制的。后来我就常给他发烟，有时我们去老人家里，儿女没在，我们也给老人带点好吃的，扶老太太上厕所，抬轮椅，与老人们说说话之类的。时间长了，儿女们觉得我们是值得信任的，小儿子就约我们去他家喝酒了。也有子女晚上跑到我们住处，给我们诉说他们家难言的恩怨，让我们帮着出主意的。甚至，有几个子女把从来不敢给老父亲和自己老公说的话都告诉给了我们。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太需要陪伴，太需要倾听，要达到贴近人物的影像风格要求，很多时候都是拍摄现场之外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