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志武谈结婚意愿下降：金融市场出现后婚姻不再是最优避险工具

在评估文明变迁史、对比不同文明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甚至只有“生产率”。经济学家陈志武在其最近出版的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挑战经济学“唯生产率论”，引入理解文明的另一把尺子——“风险应对力”，即人类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从风险视角重新阐述文明与进化，解读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

陈志武

“物质生产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反映的是人类征服驯化自然世界的能力，而风险应对力主要反映的是人类对人的世界的构建和规范程度。”陈志武认为，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宗族、文化、宗教、国家等。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

作为一名金融学背景的学者，近年来，陈志武的研究似乎有些转向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在此前接受十三邀的采访中，陈志武也提及自己想从金融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做梳理。

不过，陈志武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提到，“与其说自己的研究转向，不如说是由金融学研究引发的延伸和思考，其背后的逻辑还是金融学的框架”。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在其新书中阐述了一个观点：金融市场的出现，是对提升人类风险应对力迈出的最大一步。从这个角度来看，年轻人对婚姻丧失热情似乎也变得更能理解，“金融市场提供的精准避险产品，让人们规避风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更低，婚姻家庭不再是最优避险工具”。

2017年，陈志武正式从耶鲁大学辞职加入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席教授与环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志武为什么离开任职18年的耶鲁大学转而执教香港大学？陈志武从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兴趣进行了解释。

“从二十年前开始，我的研究兴趣就转变到中国的发展上，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量化历史研究，我还是想要离中国更近一些。”陈志武说。

疫情让人们提升风险意识

澎湃新闻：你是金融学背景，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文明史、经济史类型（也有人类学研究视角）的书？我知道你之前还办过量化历史讲习班，近年来你的研究兴趣似乎有些转向？

陈志武：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我研究的转向不如说是我在研究过程中的自然延伸。在金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样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互换。20年前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金融市场是在近现代人类社会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原来没有金融市场的时候，人类是怎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包括资源共享、跨期交换与风险互助？当我沿着这个问题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发现传统社会的制度形态、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都可以从经济学上保障跨期承诺、规避风险的角度去理解。比如，我在书中用婚姻关系的演变，建立家庭后又发展出来的家族、宗族，宗教组织，迷信等做了举例。我从应对风险挑战的角度去理解人类文化创新、组织创新、人际关系创新、宗教创新、迷信的发明、国家的成立等。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金融学和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您如何看待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社会生活的改变？

陈志武：在我看来，这场疫情带来的最大改变是让人们的风险意识得到显著提升。以前只关注增长，不那么在意风险。我要强调一下，我定义的风险是什么。人们的生活可以分为常态的生活和非常态的生活，常态和非常态的生活都有挑战，但是非常态的生活就是风险事件导致的生活状态。规避风险就是避免非常态生活的出现，这极为重要。试想，如果人类历来只有正常生活，那就不会有苦难、暴力和战争。可是，天灾人祸时有发生，这些风险事件把人类生活打入非正常，逼迫人类疯狂甚至行暴，逼迫在违法违规和活不下去之间做选择。在过去几千年，每次大的苦难经历之后，人类做了很多创新，就是为了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人们在遭遇风险冲击的时候不至于活不下去。所以，我说是风险催生了人类文明。这次疫情让很多人意识到，不能只强调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在物质生产率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如何应对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暴力风险、战争风险、精神风险等带来的挑战。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怎么去规避风险？

陈志武：如果有经济条件的话，可以在空间上做避险安排，比如在多地有房，让自己多一些选择，在一个地方遭受风险的时候，可以去另一个地方避险。现在我们谈到的更多风险是应对“生老病死”，包括失业、灾难等。可以通过购买财产保险、养老保险、理财产品、基金产品、信托产品等。此外，为了进一步规避风险，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多做一些努力，和朋友、亲人多沟通交流，建立牢靠的人情网络。在意外风险发生时，可以获得亲人、朋友的支持。我在我的新书里也阐述了，人类避险的办法不是单一的，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澎湃新闻：本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评估文明至少需要两把尺子——“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身处疫情、战争中的“文明”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陈志武： 从相对变迁的角度来说，人类文明总体是在进步，尽管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倒退。但是这不等于说，今天的人类生活已经没有暴力和野蛮了。从这点来看，人类还需要很漫长的发展才能真正创造没有战争和暴力的世界。

人文知识的价值在哪里

澎湃新闻：“唯生产率”视角放到今天的就业市场来看，也有一定的现实思考意义。比如国家统计局前几天发布2021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IT业最高。现在更多人想进入赚钱更多的计算机、金融等领域，您如何看待知识“有用论”，人文知识的价值在哪里？

陈志武：物质生产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换句话说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反映的是人类征服驯化自然世界的能力，而风险应对力主要反映的是人类对人的世界的构建和规范的程度。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宗族、文化、宗教、国家等。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很多中国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去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这主要和过去强调跟物质生产能力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才是有用的有关系，而那些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就被认为是无用的，被忽略了。

澎湃新闻：这个观点和你在书中表示“虽然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生产率的提升没有直接贡献，但对改善中国人应对风险的能力，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是契合的。

陈志武：对的。人文社科知识也有用，因为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把人际关系、社会组织建构好，强化人际互助合作，让大家活得更安全、心理更踏实。

澎湃新闻：从应对风险的角度，你会如何看年轻人中流行的“躺平”一词？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上说，“躺平”和迷信的作用有点类似。从当下的中国社会来说，“躺平”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让自己通过“躺平”去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过去四十多年，中国都是在强调经济增长，如何让大家收入更高，赚的钱更多。大家都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一下，人到底为什么是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从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急急忙忙发展经济的中国社会来说，能够“躺平”也是件好事。

澎湃新闻：你在关于本书的研讨会中提到一个观点：金融市场的出现，对于人类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迈出了最大的一步。为什么这么说？

陈志武：原来没有金融市场的时候，人们通过利用婚姻、家庭、宗族、宗教组织等达到规避风险、安身立命的目的。但是现在，有非常精准的保险、基金、理财等金融产品帮助人解决具体的风险，比如美国的long-term care 保险产品。一旦金融产品的避险程度比较精准的话，人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就会下降很多。没有金融产品的时候，人们只能选择接受婚姻家庭、养儿防老等避险安排，并付出一辈子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金融市场提供这些避险产品时，人们面对风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在降低，同时风险应对力得到提升。

澎湃新闻：这是不是也能从金融学的角度解释现代年轻人结婚的欲望越来越低。

陈志武：是的，许多原来靠婚姻解决的风险问题由市场解决了。

“我还是想要离中国更近一些”

澎湃新闻：接下来想谈一下你的学术经历。你为什么从美国回到中国，当时的考虑有哪些？目前为什么会选择在港大任教？

陈志武：我2014年至2015年在香港大学访问，访问结束后回到了耶鲁大学，从耶鲁大学辞职准确来说是2017年，紧接着全职来到香港大学。我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几年，时间太久了，在耶鲁大学做教授18年。事实上，从20多年前，我的研究方向就转变到中国的发展上，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量化历史研究。我想既然我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的发展，还是要离中国更近一些，这是我选择来到香港大学最主要的原因。

澎湃新闻：那你之后的研究计划主要是什么？

陈志武：我还是会继续按照现在的研究方向去做，但是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我想把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往回推更多。以史前作为起点，看中国社会是怎么来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和西方社会、其他亚洲国家出现那么大的差别，出现这些差别和分流的原因是什么。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不得不做更多话题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