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钟捷评《雇员们》︱从雇员阶层的沦落看魏玛社会危机

从魏玛到纳粹的转变，一直是德国历史书写中令人感到棘手的对象。之所以感到棘手，多半是囿于八九十年前意识形态上的刻板印象，即不是将它置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法西斯化”，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便是让它作为所谓“极权主义时代”的产物，以揭露“乌合之众”的骇人盲从与“卡里斯玛型领袖”的为所欲为。事实上，这种非此即彼的论调完全忽略了德意志社会发展的特殊一面，未能尊重此前一百年间强烈的“非自由主义”精神之影响（弗里茨·斯特恩语），更漠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和国的真实的生命历程。

由此，对于魏玛社会危机的兴趣，逐渐取代了“纳粹何以上台”的简单悬念，并驱使着研究者不断地深入这一德意志历史上首个民主体制的内在肌理。从其诞生时来自《凡尔赛和约》与《魏玛宪法》所带来的合法性压力，到由赔款问题带来的鲁尔危机及经济结构畸形发展，直至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政治行动力瘫痪等，都陆续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与挖掘，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迭出。

不过，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是否、为何以及如何抛弃魏玛民主体制，投入纳粹怀抱，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用党员出身、选民职业等调查结果来说明“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选择，似乎具有“科学性”，但多少也失去了人文学科的“理解”特质。换言之，原本追求稳定性的群体，之所以大规模地倒向要求变革的纳粹党，并不能简单地从一些固定的标签中加以解释，而是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个体生命中去探求那种独特的心理轨迹。当然，这一点便对史料提出了要求。

有关魏玛共和国的常见史料，通常可见国会速记、内阁讨论纪要、外交部档案、各政党和社会团体档案、报刊文章等。当时属于新学科的社会学也留下了不少社会调查性质的学位论文。相对而言，有意识地进行社会观察、并及时向社会加以冷静分析的时人作品，并不多。正因如此，今人赖以“理解”魏玛中产阶层的史料基础，存在着极大的缺口。而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的这本《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在这一意义上显得弥足珍贵。

克拉考尔的一生颇为跌宕。他早年学习过哲学和社会学，痴迷于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最后却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17-19世纪初柏林、波茨坦及若干城市马克锻造工艺的发展》。尽管如此，他的建筑师生涯并没有延续多久。1921年起，他成为《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的撰稿人，同时又作为业余社会学家、小说家和影评家，笔耕不辍。纳粹上台后，他身为犹太人，受到了各种迫害，随后逃亡巴黎。

1941年，他到达美国。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他一方面为美国官方提供建议，帮助他们分析纳粹德国的宣传行动，其作品《宣传和纳粹战争片》（Propaganda and the Nazi War Film）和《在银幕上征服欧洲：1939年至1940年的纳粹新闻片》（The Conquest of Europe on the Screen）让他赢得了美国政府的尊重，另一方面，他专心从事德国电影史研究，并最终于1947年出版《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译本），一举奠定他作为电影理论家的地位。

战后，他继续从事电影理论的工作，完成了《电影的理论：物质到现实的救赎》（Theory of Film. 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涉及历史哲学：《历史：最终者前的最终事》（Histor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如此复杂而多产的人生，让研究者很难判断，克拉考尔的研究成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联。但很明显，他的作品中多多少少地都蕴藏着作为工程学家的精确性、社会学家的细腻性、历史学家的反思性、小说家的叙事性和电影学家的敏感性。

1929年，正值魏玛所谓“黄金二十年代”的尾声，即将迈入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深渊之际，当克拉考尔被报社调往柏林时，他突发奇想地决定对当地雇员阶层进行一番实地调查。究其动因，如其在前言中开宗明义所言，鉴于“工商业现在处境格外艰难”，所以这次研究既是“对雇员困境的探讨”，也是为了“帮助企业主脱困”。不仅如此，他把目光聚焦于大企业，因为“大型企业所抛出的问题及其雇员群体共有的需求益发左右着国内的政治生活和观念” （第17页）。

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里，克拉考尔进行了一次类似于人类学的观察，但明显体现着上述其多元身份所赋予的特征。在他的细腻笔下，我们发现了魏玛共和国带给德国社会的一系列新鲜事物：首先是雇员的结构性变化及其组织化。伴随经济发展，雇员阶层出现了新旧更迭，大型工商企业雇员人数超过了中小型手工业雇员，并被组织到三大主要协会中，其利益开始区隔于工人阶级。其次是劳动法体系的建构，从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到1925年劳动法院的建立，再到集体合同制，直至1927年失业保险与职业介绍体制的建立。再次是企业共同体的建构。十九世纪弥漫的“家长制”作风日益被一种“企业共同体”意识所取代，所谓“经济民主”的观念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讨论。最后是女性雇员人数的增加，促进了“新女性”的形成，性别意识得到增强。

尽管如此，小人物的真实感受，往往成为戳破“进步”彩泡的第一根针。雇员自我意识的复杂化（性别、性格、工种等），使之斗争能力无法同工人阶级相提并论（第125页）。合理化的冷酷进程“暴露了仍在我们头脑里作祟的唯心主义的人格概念” （第51页）。各种劳动法规需要“祛魅”，如在企业代表会（文中翻译为“员工委员会”）内，负责人的特权“根本不受欢迎”（第80页）；劳动法院“只能消除经济组织制造的小小不公”（第88页）；劳资协定反而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第74页）；职业介绍所只是让“失业者像车厢一样在上面被推来送去”（第89页）。雇员的生活水平“徒有其表”（第133页）。

作为魏玛时期典型的“政治化”的知识分子代表，克拉考尔在其著作中不止于描述有关雇员的现实境况，而是进一步思考了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的机制性根源。在这本书的结尾，我们看到了他对一种人为构造的“共同体”的不屑之情：“一旦过分强调集体并已将之上升为纲目，任何对它的偏离，任何非以共性本身为皈依的人性的宣告，必定会被革除”，而“这教条观念间接确认了集体本身是一个有缺陷的构造物”（第156页）。在他看来，雇员阶层在魏玛的沦落，除了经济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源于共和机制的问题。共和国未能重视“人”，继续让人作为“异化”（如马克思所言）的产物苟且于一种人为构造的集体内，最终促成了这种共同体的破灭。若以此推想，纳粹时代的所谓“民族共同体”或许也因如此不尊重“人”本身而被时代所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