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考古学者：探寻早期中国文明

为纪念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学科创建七十周年，该校以探索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为中心议题于10月21日召开了题为“求中”（In Search of Early China Through Archaeology）的考古学研讨会。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考古专业博士生温成浩、石涛策划筹备，艺术史系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人类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学系李旻副教授主持，并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学专业师生提供全程英语翻译。与会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何驽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张弛教授，山东大学考古系栾丰实教授、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水涛教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所长、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所长、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叶斐（Norman Yoffee）教授、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刘莉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田野国际学校负责人叶娃博士等。

参会人员集体合影 （前排从左向右：罗泰、水涛、叶娃、栾丰实、李水城、刘莉、叶斐；后排从左向右：石涛、何驽、王辉、郭伟民、刘斌、李新伟、张弛、李旻、温成浩）

此次会议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合作举办“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考古系列讲座”的一部分，并得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孔子学院和蔻岑考古研究所等多方科研院所的经费支持。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教授欢迎致词从宏观国际视野、与人类学的角度地阐述了此次召开的中国考古学研讨会的重要意义，并希望借此契机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考古学科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随后的学术研讨会包括八个专题报告与一场圆桌讨论。研讨会吸引了上百名听众，其中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多个院系师生以及关心中国考古与文明起源的公众。

探源古文明：中国与海外

与会的中方学者都在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上午第一场报告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介绍近些年在良渚遗址的田野工作和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刘所长首先对良渚长达八十年的发现和研究史做了简要综述，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近些年田野工作的学术意义和目标。随后围绕玉器为中心的物质文化遗存展开社会考古分析，指出良渚文明以玉琮、玉钺、玉璧和玉叉形器等器类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系统是社会威望、宗教、权力等多重社会维度的重要表达载体。余杭茅山大面积稻田、复杂的水坝构筑技术、环良渚古城及城内发达和完善的运河系统和交通网络、以反山和瑶山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等遗存明确地表达了良渚史前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及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到三千纪前半叶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的核心特征。石峁遗址和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具有良渚风格的玉器也表明了良渚的文化遗产对后来龙山与三代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刘斌所长报告良渚遗址研究进展，李旻教授翻译

第二场报告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所长围绕石家河遗址群探讨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明发展轨迹。以始建于公元前三千纪早期、规模巨大的石家河古城为代表的石家河文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基本共时，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重心。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分布广阔的分级聚落体系代表了一个发展成熟的社会系统。石家河文明的物质文化系统十分发达：三房湾发现的红陶杯大规模堆积与生产作坊遗址、邓家湾和印信台发现的排列规律的筒形器和套缸遗存皆表明受群体性祭祀需求或宴飨活动所驱使的社会生产系统所到达的高度。而相距较近、年代较早的屈家岭古城聚落体系很可能是石家河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通过与其他邻近地区以陶器和玉器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存的对比，特别是对石家河发现的分类复杂、制作技术娴熟的玉器随葬品及其所代表的龙山时代江汉冶玉工业的分析，郭伟民所长指出石家河文明具有巨大的文化张力，与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淮河流域等多地区都有频繁的互动，并对后来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产生做出了重要的文化贡献。

郭伟民所长报告石家河遗址研究进展，博士研究生石涛翻译

第三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对陶寺遗址近年在宫城区域的田野发掘收获进行了介绍与分析。从2013到2017年为期四年的陶寺遗址田野工作主要揭示了面积达13万平方米、西北-东南朝向的宫城部分，并重点勘探和发掘了宫城的东北、东南和南门。其中东北门有附属的塔楼，并在陶寺中期末段-晚期早段被废弃。始建于陶寺晚期的南门有着较为复杂的结构：在门楼两侧出现了类似于后来历史时期紫禁城午门结构的东西两翼。而由外城和宫城双重城圈组成的都城结构也开了中原地区都城布局的先河。

何驽研究员报告陶寺遗址研究进展，博士生温成浩翻译

江南、江汉、晋南三个主要新石器时代核心区的三场考古成果报告之后，上午后两场专题讲座聚焦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在境外开展的田野考古项目。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的水涛教授的报告主题是去年南京大学赴伊朗考古队所进行的田野工作。首先，水涛教授对伊朗东北地区若干新石器-青铜时代的丘墩遗址（Tepe）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在综合考虑多方因素的情况下，确定在位于北呼罗珊省希尔凡盆地（Shirvan Basin）的纳德利丘墩（Tepe Naderi）遗址开展田野工作。由水涛、张良仁教授所率领的南大考古团队将富有中国田野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勘探法首次引入伊朗的田野工作中，从而迅速高效地了解了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并结合高精度定位系统RTK对整个丘墩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测绘。为了进一步了解丘墩的文化堆积，于丘墩底部的西北、西、西南三个方向开挖探沟进行解剖并获取了不同层位的文化遗存。水涛教授通过对伊朗及其周边史前文化交互圈的勾勒，强调了伊朗地区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交流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中介地位，并着重指出伊朗项目的开展对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等课题的重要启示和借鉴。最后，水涛教授还对类似的土墩遗址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水涛教授报告伊朗考古项目进展，罗泰教授作嘉宾介绍

上午场报告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对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近些年的田野工作进展的精彩介绍收尾。李新伟研究员的英文报告主要以科潘遗址发掘工作为主，对发掘成果进行了介绍。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考古队在该地点揭露了编号为8N-11的高等级庭院建筑遗存。通过对该庭院的北墩台部分的发掘，发现了墩台下部的洞隧结构，并发掘了位于墩台中央地面下的一座墓葬。该墓出土的陶器和雕刻精美的玉器装饰品则显示了墓主人的高等级社会地位。墩台西侧的另一座墓葬则以石板封墓，出土多件精美的彩绘陶器。墓主人牙齿钻孔镶嵌绿松石的现象指示了其生前较高的社会地位。墩台南侧台阶下的另一座墓葬随葬的雕刻有Ajaw头像的玉器则表明墓主人很可能是王室成员。此外，在建筑倒塌堆积中出土的制作精美的神像和龙头石雕都表明该建筑较高的社会等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西亚考古学教授利兹卡特（Elizabeth Carter）、中美洲考古学教授理查德·乐朔（Richard Lesure）列席了两场海外考古专题讲座。

李新伟研究员报告科潘遗址项目进展

青铜时代的文化互动

下午场包括三个专题演讲和圆桌讨论。三个讲座围绕是新石器时代向早期青铜时代的转折展开，内容涉及社会崩溃、文化互动、以及文化转变与重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水城教授所作的题为“丝绸之前的丝绸之路”的专题报告首先通过对人类早期历史长时段的回顾，指出迫于生业和环境压力的人群迁徙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以欧亚草原东部和南西伯利亚地区为例，通过对该区域从公元前五千纪到公元前两千纪考古学文化的概括和总结，李水城教授揭示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将这种互动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相关联，从而勾勒出欧亚大陆长时段文化互动线索。公元前七千纪早期分布于里海以东、科佩特山脉（Kopet Dag）以北的哲通文化（Jeitun culture），以及稍后分布于阿姆河下游的凯尔捷米纳尔文化(Kelteminar culture)遗存为代表的绿洲农业社会兴起是受近东两河流域农业文明核心地带直接影响的结果。公元前五千纪，凯尔捷米纳尔文化东移。与此同时或稍晚，原分布于黑海沿岸的竖穴墓文化（Yamnaya culture）也开始向西南西伯利亚地区移动，并通过与分布于哈萨克斯坦北部、西伯利亚南部的博泰文化（Botai culture）的互动，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附近产生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农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口压力，冶金术的发明所带来的更大的社会需求，加上环境变化的刺激，最终导致该地区不同人群之间频繁的互动和对自然资源竞争的加剧、领地的扩张成为社会常态。这种区域互动在公元前两千纪前半叶的克罗托沃（Krotovo culture）和基本同时的安德若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到达顶峰。在中国西北地区，随着以仰韶文化农业社群的不断增殖与扩张，该地区在公元前四千纪后半叶衍生出马家窑文化系统，并向西挺进河西走廊。随着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以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为代表的农业人群对河西绿洲地带的全面垦殖，区域内不同人群的交互作用在公元前两千纪早期达到顶峰，齐家文化以及稍后兴起的四坝文化使得以绿洲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业的人群更加往西扩张，从而在现今新疆境内与南下的南西伯利亚人群发生接触和融合。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是牛、羊和麦类作物、以纯铜或铜合金为主的冶金术的东传以及粟类农作物的西传。其中，以铜或铜合金为主的冶金技术通过中国西北地区最终对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兴起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早期的东西文化交流可视为后来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发端。

李水城教授作关于早期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演讲，罗泰教授翻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以“龙山-二里头：新石器时代核心区衰落之后的中国社会”为题作了第二场专题演讲。张弛教授首先指出，公元前八千纪出现的以粟作和稻作为主的农业社会分别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并持续发展奠定了后来新石器时代核心区的基础。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至公元前两千纪前半叶（龙山-二里头时期）则是中国史前文化发生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新石器文化核心区发生了两次衰落事件：一次是以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突然衰落为代表，另一次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晚期的全面衰落事件。衰落的具体表现为这些地区在人口、聚落和遗址规模及密度上皆出现断崖式下跌。豫西晋南是该时期唯一没有发生衰落的核心区域，即聚落和遗址规模和密度及其所反映的人口规模皆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有些区域甚至还有增长的趋势。基本与此同时，在所谓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考古学文化繁荣发展，一些区域在物质文化遗存的质和量上绝不在先前新石器文化核心区之下，比如燕辽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陕北的石峁／老虎山文化、甘肃东南部的齐家文化、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等。“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的兴起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布局和结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结构性的影响在经由中国西北地区而来的欧亚草原和中亚地区的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直接导致了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产生，并由此开启中国青铜时代全球化的文化发展格局。

张弛教授作关于早期中国社会的演讲，罗泰教授翻译

山东大学考古系栾丰实教授以“海岱地区史前玉文化”为题作了第三场专题演讲。通过对海岱地区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时期的玉器的类型学分析，栾丰实教授系统总结了具有地区特色的玉器组合和其时空分布特征，并认为海岱地区的玉器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生了功能性的转变，即从实用性的装饰品变为以祭祀为主的礼仪用器。祭祀用玉根据器形可分为五大种类：钺、刀、璧、璋和圭。绝大多数玉器为软玉质地，产地很可能是辽宁岫岩。冶玉工艺和技术特征则除了本地因素外，还受到了外来技术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前者以双联或多联玉璧为代表，后者以玉琮和细雕神像技术为代表。除了这几大类祭祀用玉外，还有数量较多的用作装饰品或镶嵌物的绿松石。一些玉钺穿孔部位用绿松石紧密镶嵌的做法很可能是当地一种较为特殊的祭祀习惯。此外，一些形状独特、一端呈阶梯状的玉片则很可能是某种多材质组合物品的构件。通过对玉器组合和制作技术的概括和总结，栾丰实教授勾勒出了史前中国东部地区以玉器为载体的文化交互网络，并指出海岱地区是玉器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并通过中原地区对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产生影响。

栾丰实教授作海岱地区玉器文化的演讲，李旻教授翻译

交锋与讨论

七个专题讲座之后的圆桌讨论则由李旻教授主持。李旻教授首先通过主题讲座，总结了当下中国考古学发展四个主要特征，全球化转折，各区域聚落考古材料的系统性呈现，科技考古成果的整合，考古学理论框架的探索与更新：中国考古的全球化转折全球化转折包括史前互动规模研究视野的拓宽（李水城、张弛）与比较文明观察研究视角的拓展（水涛、李新伟），由于聚落考古与区域研究带来考古材料的系统性呈现使我们得以基于可靠的考古特征来观察长时段、历时性的社会变化与文明发展轨迹的起伏（刘斌、郭伟民、张弛），动植物科技考古的普及与整合使得渔猎采集、农业、牧业等不同经济形态为研究社会转折与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支撑（张弛、李水城），新的考古现象对现有考古学叙事框架提出新的挑战并鼓励新的理论探索，例如刘斌将良渚定位为史前国家，早于以龙山-二里头为中心的国家起源历程，如何看待良渚和中原两次国家起源过程的关系？通过这些对专题报告的点评为出发点，就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对与会学者发问。

斯坦福大学的刘莉教授首先对本次会议的主旨和意义进行点评，她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全球化发展不符合炊格尔（Bruce Trigger）《考古学史》中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考古学传统的界分，并就中国考古学如何更好地给世界考古学提供经验和范例对在座各位嘉宾发问。此外，刘莉教授还从近些年她所从事的早期酒类的酿造和检测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张弛教授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 过低的麦类消费比例（5%-0）提出质疑。张弛随后对刘莉的问题作出回应，指出统计数据除了依靠稳定同位素之外，主要是依据大植物遗存计算的。目前中国境内的早期麦类遗存主要还是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对于中原地区测年过早的麦类遗存，张弛教授暂持怀疑态度。栾丰实教授立即补充了山东月庄遗址出土小麦的较早测年结果，李水城教授随即就样本小麦数量过小（仅有一粒）而对该测年结果的统计代表性提出质疑。

在相互辩论些许之后，李旻教授对在座唯一的一位非中国考古学背景出身的叶斐教授提出问题：您从八九十年代就出版关于古代国家与文明崩溃的考古学专著，您认为西方哪些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考古学目前的研究范式和架构仍有启示？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的探讨又如何给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形成研究有独特的贡献？叶斐教授根据自己对美索不达米亚国家演化长期的研究经验，指出了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的特殊性，即渐变式的演化路径。因此，中国考古学家在研究国家形成的时候没有必要去照搬其他核心文明地区的理论模式。其次，叶斐教授还就自己长期感兴趣的社会崩溃课题对本次相关的专题报告进行了点评。诚然，龙山社会的崩溃可能正如张弛教授指出的是由于外来族群的入侵、传染性疾病的传入或者是气候环境的灾变导致的。但叶斐教授也呼吁中国同行也同样应该关注造成社会崩溃内源性的因素，比如权力结构的嬗变、不同利益和权力集团之间的斗争、区域性贸易网络的中断等诸多因素。叶斐教授还提醒大家应该摒弃国家形态即是超稳定性结构的假设，恰恰相反，国家系统往往是极不稳定的，并援引玛雅文明在后古典时期的崩溃为例进行说明。叶斐教授更倾向用密西根大学华翰维（Henry Wright）教授提出的政治试验（political experimentation）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早期国家的出现,并指出良渚、陶寺、石峁为试验性城市（experimental cities）。叶斐教授还对李水城教授的“丝绸之前的丝绸之路”专题报告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就自己近期对贸易网络的研究对此报告提出一些研究建议：除了根据物质文化的连线勾勒文化交流的线路之外，是不是还应该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对这些物质文化遗存进行解释，即到底是什么人通过何种方式、因何原因对这些物质文化遗存进行移动？紧随其后，罗泰教授对史前丝绸之路的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并提出了所谓的“青金石困惑”：中国早期文化对铜器和玉器的重视完全不能解释青金石这种中亚贵重玉石在早期中国考古证据中的完全缺失。

李旻教授随后就“青金石困惑”对在座嘉宾，尤其是研究中国西北早期文化交流的专家们水涛教授、王辉所长、李水城教授提出问题：鉴于与中亚绿洲城市有直接往来的欧亚草原遗址也没有青金石发现，中国青金石的缺失是否是文化过滤的结果？早期海贝在中国西北的出现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青金石困惑”的缺憾？水涛教授做出回应，目前根据海贝的分布来看，最早还是在中国西北，并且很可能是来自于波斯湾或印度洋的热带水域。李水城教授、王辉所长也持同样观点。李水城教授还用自己近期对早期串珠的研究经验来支持中国西北地区是早期文化交流主要通道的观点。栾丰实教授则从中国东方沿海早期考古遗址完全缺失货贝的观察出发，间接支持了“中国西北通道说”。他随后就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冲沟出土玉仿贝的现象提出对红山文化贸易网络的思考，无论货贝造型来自中国南海还是波斯湾，都对我们对公元前四千纪末红山文化所处的史前中国社会的互动规模与结构的传统认识具有空前冲击。栾丰实教授未排除中国北方草原通道的可能性，但对年代持保留意见。罗泰教授补充到，这些玉仿贝也可能是后期夏家店下层人群遗留的，因为牛河梁遗址本身就是多时期的一个复合型遗址。

之后，李新伟研究员就听众所提出的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援引张光直先生早年提出的“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假说对此现象提出解释。李新伟研究员还对社会崩溃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接下来，李旻教授就良渚文明的发展高度及其对周边其他文明的世界观以及早期中国的讨论大多以良渚的衰落为前提的做法对刘斌所长提问。刘斌所长回应，一个社会的衰落并不能代表其所对应的文化的彻底消亡。目前所普遍认为的后良渚时代的衰落其实还是囿于目前考古发现的不足所导致的，即我们目前还未发现后良渚时代高等级社会阶层的物质文化遗存。此外，刘斌所长还提出了东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政治架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其实就是代表着一种政治架构的转变与重构。刘斌所长还强调了东南地区在夏商时期考古发现上的严重不足可能影响到了我们对该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社会面貌的正确理解。但张弛教授和李旻教授就为何良渚遗址数量那么多，叠压在其上的钱山漾-广富林文化的晚期遗址为何如何至少提出质疑，并指出，如果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在发掘下层早期的遗迹时是不太可能漏掉晚期遗存的。李水城教授对此困惑提出另一种解释：即也有可能是晚期堆积受后来人为扰动太大而缺失。同时，李水城教授也指出，不可否认的是，长江下游确实在龙山时期受到了来自北方黄淮流域和来自南方闽浙地区的影响，并对这种南北夹持的局势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提出探讨的必要性。水涛教授则补充了早年南京大学地理系对长江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研究的成果，指出后良渚遗址的缺失或许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结果。

叶斐教授随后补充道，社会崩溃的研究需要十分明确地区分两个问题：在具体的考古情景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在更大尺度的文化系统中发生了什么。叶斐教授就问题的第一层次对陶寺宫城废弃进行发问，对于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则用早期城市的衰落和早期王权政体的接踵出现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启示进行发问。罗泰教授补充道，叶斐教授的这两点意见十分中肯，并援引良渚和石家河文明的精神文化遗产在文明衰落或崩溃后在中国青铜时代并未彻底消失来回应叶斐教授的第二层次的问题。 郭伟民所长就石家河玉器组合中常见的锥形玉器和镂空玉雕在大汶口文化也十分常见的现象指出，长江中游地区与黄淮地区的联系要远强于和长江下游地区。随后，李旻教授就石家河玉器、陶寺玉器皆属于龙山时代的范畴对栾丰实教授的海岱玉器文化起源说追问。即以祭祀玉器为主要内容的信仰体系似乎是同时形成的，而非有中心和边缘以及年代早晚之分。栾教授回应道，虽然后来红山文化大量玉器的发现将大汶口文化玉器文化发展程度矮化了，但南北传统中共有的玉玦在本区域的完全缺失以及一些本地特色的玉器比如牙璧的传播还是支持海岱地区是史前玉器文化重要中心之一的说法。

接下来，李旻教授就东部沿海地区史前文明的普遍衰落对陶寺遗址的文化格局的定位所产生的影响对何驽研究员发问。何驽研究员首先解释了陶寺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支持陶寺是华翰维教授所谓政治试验的产物，其本身的出现吸收了很多北方文化的影响。在陶寺晚期被武力强大的石峁人群征服，晋南社会在陶寺晚期之后人口衰落。在被问到陶寺晚期本地龙山人群去向的问题时，何驽研究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部分被迁入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也就形成了朱开沟文化，另一部分向东迁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对此假说，栾丰实教授提出异议，指出目前的研究还没达到能够证实该假说的地步。除非发现了类似大汶口文化西进中原的现象或者人骨同位素的检测证据表明人群确实发生过转移。李旻教授随后又对陶寺和二里头的关系对何驽研究员进行再次追问。何驽研究员认为两者在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地中”意识上是有继承关系，但除此之外两者基本没有共同之处。罗泰教授随即补充道，陶寺与二里头之间一落一起的关系与张弛教授所谓的“豫西-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衰落“幸存”区域的说法相抵触。张弛教授随后对此进行回应，指出根据晋南盆地的系统调查确实显示了该区域基本未出现衰落的迹象，但同意二里头时代晋南遗址虽然数量没有明显下降，但规模明显小于当地龙山聚落。刘莉教授指出晋南龙山社会晚期与二里头东下冯类型的出现之间存在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一期的缺环。李旻教授进一步质疑“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这个以中原为前提的概念对龙山时代空间界分的价值，认为晋南盆地作为高地河谷，其中的陶寺遗址群是高地龙山社会的一部分，不能与豫西龙山传统划在一个区域传统中。李旻教授最后就北美中国考古教育的未来等问题对各位嘉宾发问，叶娃博士以自己近年在西安杨官寨遗址所成功举办的国际田野学校的经验为出发点，系统阐释了如何构建考古专业教育平台的议题，并得到与会所有嘉宾的认同和支持。最后，罗泰教授对本次圆桌讨论进行了简短的总结，指出此次会议举办十分成功，希望今后类似的会议还应该多举办以便增强中美考古学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叶斐教授最后也对此次参会的中方代表进行致谢，自己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对筹办此次会议的相关人员表示感谢。此次会议在与会嘉宾的集体合影之后圆满结束。

（本文内容经李旻教授审校，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