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客｜21岁CEO是“校园默多克”，还是当地政协委员

【编者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2017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给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同学们回信时用这句成语勉励他们，并希望青年一代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召唤下，中国大批优秀年轻创客从创意、融资到孵化、壮大，正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机遇。

澎湃新闻推出《中国创客》系列报道，以期展现这群年轻创业者们的理想、追求与担当。

高海波的人生，一直都走在同龄人的前面。

1996年出生的他，小学、初中不停地“跳级”，15岁参加高考考入中山大学；16岁大一下学期，在还没摆脱“新生”身份时，就创办了校园自媒体社团；17岁创办广州大学城第一份自创报纸；18岁被称为“校园默多克”；20岁成为最年轻的区政协委员……

如今，在同龄人几乎都在读大学的时候，21岁的高海波已经是一家传媒公司的CEO，公司项目涉及到传媒、影视、电子商务等多个板块，年收入逾千万。

10月23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高海波，很难相信这个语速飞快、谈吐不凡，俨然一副久经商场模样的商人，如今年仅21岁。谈起自己的创业经历，他没有夸夸其谈自己成功的经验，反而将自己这些年栽的跟头、吃的亏一一详述。

“创业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有些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判断，但有些是无法避免，注定要经历的过程，但无论什么样的困难，都要保持客观理智，及时转型、止损。”

在高海波3年半的创业经历里，曾经历过高速的扩张，也曾经历过痛苦的裁员、创始人的离去，在他看来，创业时最应该考虑的不是能否成功和赚钱，而是如何面对失败和风险。

2011年，15岁的高海波超出重本线51分考到了中山大学，“神童”是他获得的第一个称号。

进入大学后，尽管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但高海波却对媒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加入了一些媒体社团后，2012年，大一下学期的他开始自己创建校媒社团——逸仙传媒，“当时就是致力于做中山大学的独立杂志。”

同年8月，微信公众号平台正式推出，一年后崛起爆发，在自媒体蓬勃发展的风口上，不少高校学生也开始陆续创办自媒体。

而高海波作为一个团队的创始人，也开始接触到更多高校自媒体团队，“之前很少有机会去看其他学校是什么样子，只知道中大的媒体环境和创业环境，后来和这些团队接触后，发现原来自媒体还能这样玩，原来整个广州都在陆续兴起自媒体。”

2014年元旦，出于兴趣和对纸媒的情节，高海波联合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媒体团队，创办了广州大学城第一份自创报纸《381环岛志》，覆盖了广州大学城20万大学生。

“当时办报纸需要很多成本，比如印刷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商业运作，比如广告合作，所以这份报纸其实更像是学校和社会结合的产物。”正因为这份报纸的创办，让还是学生阶段的高海波，看到了一条“从学生社团走向社会商业化”的路径。

“之前我关注的都是学生，但这件事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是有能力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商业机构去赚钱的，把兴趣转化成商业化模式，是可行，可以落地的。”

当年年初，高海波开始到一家互联网公司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这次实习，让他意识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对我提升很大，包括互联网的思维、商业思维，还有互联网的运作模式。”

审视了自己手头的资源后，2014年6月，高海波牵头成立了一家传媒公司——学壹传媒。这家完全由校园转化为社会的商业化公司，让高海波真正开始了创业之路，这一年他18岁。

“合伙人还是我们之前创办报纸的几个人，我们9个人一起凑了五六万，就决定开始创业了。”7月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分工的团队后，9月拿到营业执照。

然而拿到营业执照后，高海波却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们一开始想做门户网站，但发现学生们已经不看网站了。10月中旬，我和几个合伙人聊天，在想‘我们还能做什么？’”

彼时，9个创始人里只有4个留在广州，“其他考研的考研，高就的高就，而留下的4个人有3个是因为没毕业。”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海波决定先投入到微信公众号平台，招几个实习生，先干起来，“10月底我们才算是正式开始了。”

2014年，微信公众号大众化发展的节点，带起了高海波的事业，“当时很小的一个操作，就可以吸引来很多粉丝。”创办不到2个月，就已经可以达到每月30万的广告收益。

“当时对于一个没什么成本，也没怎么见过钱的学生团队来说，就好像看到了一条路径，觉得在玩的状态下能赚那么多的钱，于是就开始加大投入，公司发展得很快。”

这一年，创业成效显著的高海波，也在大学城媒体圈里出了名，获得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称号——“校园默多克”。

拿到两轮融资，却由盈变亏

2015年2月，高海波的公司终于开始像一个“真正的公司”，“当时我们招了七八个正职人员，还有一些实习生，把原本住的卧室都改成了工作室，130平方米的房间里挤着30多个员工。”

3月，高海波拿到了第一份投资200万元，“我们是在春节后收到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疯了。”这份投资的到来，让高海波和合伙人们纷纷看到了希望。

核心合伙人开始陆续回归，“当时我有一个合伙人已经到法国留学去了，4月份提前结束了学习就回来了，论文都是远程提交的，也有合伙人放弃了在报社的稳定工作，回来了。”

然而正是这个投资，开始让他们的心态产生了巨大变化，导致公司从盈利慢慢变为亏损。

“以前我们的心态就是赚钱生存，但拿到投资后，就开始做各种更长远的计划，想加快扩张速度，但现在回头再看，由于我们不熟悉金融媒体市场，这些计划其实是很不务实的。”

拿到投资后，高海波将公司从大学城的民房里，搬到了广州市天河区的科韵路，也开始大刀阔斧的招聘、扩张。“我记得很清楚，7月12号我们搬过去，扩张得非常快，到2015年年底开年会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77个正职员工，每个月运营成本就差不多100万。”

此外，高海波和合伙人们也开始进行各种尝试，“其实我们的商业模式还不是那么禁得起打磨，但有很多不靠谱的想法和尝试，现在看来我们是做三大板块，这三个板块都是我们很多尝试里剩下的。”

2015年年底，在拿到了第二轮500万的投资后，高海波和合伙人们的心态开始更加浮躁。

“当时股东带我们参观了很多大公司，让我陷入了一种大公司病，就是没有大公司的命，却先得了大公司的病，觉得人家这个做得好，我们就要学，招了很多程序员，来开发各种小产品，给员工买五险一金，也是按照国企的标准来购买。”

拿到投资后的过于自信和乐观，让高海波觉得，为了公司更长远的发展，可以忽视小部分的亏损，“当时有我们每个月收入大概是60万，就差不多每月亏损40万。”

“特别是后来我们做了直播新三板（数库金服），想法很好，但研发费用很高，市场还很早期，导致我们被拖入了资金链断掉的困境。”

2016年5月，感受到压力的高海波，还乐观地认为公司可以继续融资，并做出了在他看来最错误的决定，“我们决定把办公室搬到海珠区，单单是装修就花了150多万。”

而同年因为经济形势不好，股东又拒绝了原本答应好的投资，这样高海波陷入了创业以来最大的困境，“当时我们手头的资金只够发6个月的工资，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

8月他们做出了减少项目、裁员的决定，“当时我们正职员工有80多人，后来裁掉了一半，只剩下40多人，而除了一些有现成业务的板块保留，其他项目也都砍掉了。”

从2016年8月到2017年春节，这场持续了近半年的被迫改革，也让高海波对于创业战场的客观和残酷，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2017年年初，经历一场大变动之后，高海波的手头还保留着传媒、影视公司、电子商务三大板块，其中影视公司交由一个合伙人负责，而他自己主要负责电子商务。

“我们也开始更加关注现金流，看重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在用人上也更加理智。”如今，高海波的公司每月能达到100万-150万元的收入，年收入预计可达3000万。

他有时也会思索，如果当初没有经历盲目的扩张，或许现在公司会发展得更为健康，“但也许这些是我们创业注定要经历的过程。”

这件事也让高海波有了更多关注于创业的感触，“每个人对于创业都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带着证明自己的想法，有的人是为了探索世界，但无论是什么想法，创业本身是一场客观的游戏，永远不要用自己的主观情绪做出一些决定，不要自我感动。”

“我们之前会盲目的求大求全，像古代的农民起义军特别喜欢封王一样，滥发官职，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但所幸经历那么多，核心的合伙人却一直都没有变，“一路走来都是我们几个人，我觉得对于创业企业，人就是全部，团队就是全部。”

无论是在合伙人里，还是在如今40多个正职员工的公司里，高海波虽然是公司的CEO，却也是公司年纪最小的人，“其实在创业过程中，没有人会关注年龄，还是看你做的事情。”

2016年8月，高海波当选广州市海珠区政协委员，当时年仅20岁的他，也是最小的政协委员，但他积极的参加会议，参与讨论，完全看不出出生于1996年。

“说实话，他说（他出生于）1996年的时候，我们都怀疑是不是开玩笑的。”谈起高海波，他的合伙人之一廖国政认为他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他是一个很机智，情商也很高的人，在工作上脑子转得很快，思维敏捷，在谈业务的时候，情绪的掌控力很强，感觉不到是21岁的‘毛头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