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巫：超自然的瘟疫需要怎样的疫苗？

撰文 | 杨长云

（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猎巫：塞勒姆1692》

塞勒姆女巫案：一种不可触碰的恐惧

1692年1月下旬，解冻期刚把新英格兰从异常寒冷的冬天复苏过来；彼时，印第安人正在凶残地攻击缅因的约克县。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马萨诸塞的新总督威廉·菲普斯爵士从威廉三世那里获得了新的特许状，准备起航，他意在使这块殖民地摆脱无政府状态。正是在这个时候，塞勒姆村牧师塞缪尔·帕里斯一家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第一个遭受折磨的，是牧师十一岁的外甥女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很快，同样的症状出现在九岁的贝蒂·帕里斯身上。这对表姐妹说有“隐形的东西”对她们又咬又掐。她们先是痛苦号叫，接着逐渐失语，身体瑟瑟发抖，脑袋感到眩晕。她们一瘸一拐地走路，身体又不时变得僵硬。两个女孩都没有发烧，也非患有癫痫。身体失去活动能力，双手疯狂摆动。女孩们突然开始说愚蠢、荒诞的话，时而躲到角落，时而钻到椅子或凳子底下，其中一个掉到井中。

阿比盖尔还试图飞到空中，甩着手臂，发出飞起来的响声。在17世纪，疾病是公共事件，原因不明的疾病更是受到大范围的关注。好奇者和祝福者都蜂拥而至。等到帕里斯牧师受够了两个女孩怪诞的行为之后，他找来了医生。然而，在医生诊查过之后，却给出了超自然的解释：“恶魔之手”在背后操纵一切。这样的解释吓坏了这对表姐妹，使她们的症状进一步恶化。

在女孩们乱吼乱叫一个多月后，帕里斯和妻子要暂时离开塞勒姆，便将孩子托付给他们的近邻玛丽·西布里上门照顾。玛丽·西布里当时已有六个月身孕，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很好奇两个女孩的异常行为，于是决定安排一个秘密实验，以揪出藏在黑暗里的女巫。在她的指示下，帕里斯的印第安奴隶约翰将女孩们的尿液混入黑麦面团中，放在炉上烤制。随后，西布里把这块蛋糕喂给狗吃。这种反魔法的方式是一种古老的英式秘方，据说是将女巫引到狗身上，或者将咒语转移到狗身上，也有说是用这种方式烫伤女巫。

在塞勒姆女巫审判期间一名女孩被指控

不管是哪种目的，这一举动把帕里斯气得脸色铁青，也给西布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女巫蛋糕”却据说奏效了，几天之内，贝蒂和阿比盖尔就说出了几个名字。女孩们说有三个女巫在塞勒姆活动，她们清楚地看见这些女巫乘着杆子在空中飞行。

很快，恐慌笼罩在马萨诸塞所有的村镇，其间夹杂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添油加醋的小报故事、若隐若现的黑影、风声鹤戾的印第安人边界……邻居相互举报、丈夫举报妻子、子女举报父母、女婿举报岳母、孙女举报祖母，等等，农夫、石匠、牧师、高官，各个阶层都牵涉其中，从6月的第一次绞刑到9月的最后一次绞刑，十四个女人、五个男人和两条狗因为巫术被处死。

美国作家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非常深入详细地复述了1692年的这场塞勒姆审巫案；但她不是按照“时间、地点、经过”把故事层层推进的方式叙述，读者甚至在这本《猎巫》中找不到对这一事件本身简要的完整梗概。她把牵涉其中的人物、地点、时间、过程和原因等分解到故事进展的各个阶段中去。与其说是“叙述”故事，不如说是在“分析”故事。将读者带入到不可触碰的恐惧中：谁在阴谋暗害你？你会是个巫师，自己却浑然不觉吗？无辜的人也会有罪吗？在那个举报盛行的夏末，还有人会自认为安全无虞吗？

60岁的Bridget Bishop是塞勒姆猎巫审判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女性

女巫的力量是超自然的，她的罪行却是宗教的

如今，塞勒姆已经成为隐喻，是人们防控“超自然疫情”的疫苗，以及笑柄。当恐慌击溃理智，当我们反应过度或矫枉过正，当我们抓捕或交出外来者和煽动者时，塞勒姆会瞪视着我们。这场似是而非、自欺欺人、反乌托邦的癔症狂欢里的每个鲜活个体，不正是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自己吗？

这是一个反转的警示故事：一个孩子行为不端，受到惩罚的却是她周围的世界。我非常同意希夫的话：“无论是幻想还是交谈，受害者都以侵略的警告、历史预言、《圣经》意象和本地绯闻的方式提供了他们从成人世界吸收的东西。”问题不是他们为何传播荒谬的故事，而是1692年的人们为何会相信这些故事？

女巫（巫师）究竟是什么？17世纪的任何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说出来。无论是审巫案中的原告或被告，还是卷入其中的法官或牧师，他们对女巫都有同样的想象——就像马萨诸塞2月的洪水一样恶劣。他们也会援引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格兰维尔的定义：“凭借与恶灵的联盟，女巫可以或似乎可以做奇异之事，已知的技术和自然之力对此无能为力。”巫师通过签署契约获得将自己变为猫、狼和野兔的能力。他们对黄鸟情有独钟。巫师不限性别，但通常为女性。巫术通常在家族的母系支线中延续，女巫的力量是超自然的，她的罪行却是宗教的。

希夫对女巫做了认真的历史考察，证实了大西洋两岸巫术存在的普遍性。人人都可能成为巫师，但一些“天赋秉异”的人尤其可能，在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下，他们纺织出的毛线比平时要多，完成家务的时间也创造了纪录；他们还会迷惑动物，过于热切地关心邻居的疾病，或是奉上有毒的药剂。

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族群，居住在变幻莫测的荒野边缘，而那种末日来临的专制主义压力，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凡此种种，使人们习惯于将眼睛望向客厅的阴暗处、望向森林，直奔不安分的灵魂。人们互相监视，举报邻人的任何异常举动。无论仰望星空，还是端详邻居，当我们身处1692年，我们都像塞勒姆村民一样，保持着“神圣的警醒”，成为一双双盯着别人的眼睛。

塞勒姆事件中的“女巫”审判

假若身处1692年的塞勒姆现场，我们会是谁？

那么，我们会是谁？是帕里斯牧师家里的两个女孩吗？她们和其他很多17世纪新英格兰的女孩子一样，是容易被撒旦法术蛊惑的人。这些清教徒女孩，哪怕有笔且会写字，也没有机会留下只言片语。她们整日都要挤奶、绕线、制黄油、除草、洗衣、做蜡烛。只有魔鬼出现的时候，女孩们才能清晰地说出她们的愿望。从魔鬼许诺给女孩的事物中，可以窥见17世纪少女梦寐以求的东西：华美服饰、出国旅行、时髦书籍、休闲时光、黄金、丈夫，以及家务上的帮忙。

17世纪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女孩的形象。她应该“谦虚、虔诚、勤勉，且不知疲倦。她说话时既不唐突也不啰唆。她每天会读两次《圣经》。她父亲是她的君主和法官，有绝对的权威。她对父亲言听计从，在二十多岁后对新婚丈夫同样如此。”或许正是这种父权家长制的压力使女孩们走向癫狂，他们组成核心群体、假传神谕。她们抽搐、推搡，在巫案中扮演猎犬、预言家、民间医生、道德权威和殉道者的角色。只有当这些孩子意识到带来了严重后果时，她们方乱了分寸，承认自己只不过觉得好玩、撒了谎。

我们可能是如阿比盖尔·霍布斯和安·多利弗一样与继母不和的人。新英格兰女孩正值青春年少，却穿着暗褐色的衣物，在细致的肖像画中与她的母亲十分相似。很多孩子在母亲分娩的时候成了孤儿，他们的出生杀死了母亲，令他们内心愧疚不安。这便导致了一种世俗的恐惧：“恶毒的继母”。巫案发生时，阿比盖尔这个任性的少女举报了她的父母，并因此而高兴。

希夫揭示了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阿比盖尔在缅因当仆人。和继母关系不和、颠覆叛逆的形象，使像阿比盖尔这样的女孩俨然“无家可归之人”。由于各方面原因，新英格兰地区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离开家乡，借宿他处。其中有一部分孩子成为仆人。成为仆人后，女孩得避开男人猥亵的双手，或是男主人的性侵。殴打女仆的现象比比皆是，理由多种多样：她们不懂礼貌、毫无秩序、谩骂他人、面色阴郁、粗俗轻佻……1692年，塞勒姆到处都是复仇女神。

我们也可能是目中无人的布里奇特·毕肖普。她是塞勒姆镇中的中年居民，大约五十岁出头，有过小偷小摸的经历。她与丈夫闹得不可开交，后来丈夫离奇死亡，令人生疑。她又与邻居和继子争吵不断，最终因巫术受审。她被指控在五个女孩身上施展了巫术。在审判中，一个女孩说毕肖普把她从纺车上拽到河边，威胁要淹死她；另一个人说毕肖普吹嘘自己杀过人；第三个则讲述了一个受害人的鬼魂故事；小贝蒂·帕里斯和小安·帕特南则讲述了审讯时受到的折磨。连阿比盖尔的继母也出来揭发毕肖普，说后者用铁棒打她，逼迫她收回供词，她们还一起参加了“女巫集会”。

另一个水手讲述道，在一个安息日，太阳刚刚出来，他就被吵醒，发现毕肖普站在床边。她微笑地朝他头上打了一拳，就从窗口消失了。这种意淫手法在现代也并不少见，男人不断塑造风流女人的形象，又不断地幻想得到，在得不到的时候就毁掉。从法庭记录可知，毕肖普虽然已届半百，但“曾经美艳动人”。陪审团逐渐相信：毕肖普似乎习惯流连于年轻男人的卧室，让他们丧失行动能力，无法说话，这些症状通常与另一种“魔法”手段手关。她放荡轻佻，在男人心中闪耀着迷人光彩；他们可以准确地回忆起她的衣着。

另一个受审的苏珊娜·马丁也因为美艳有着同样的遭遇。人们控告这个矮小而傲慢不恭的寡妇，她的乳房在早晨丰满挺拔，到了下午却变得又小又瘪。控告者说她在白天哺育妖精。她们为自己辩解，她们被起诉的原因也绝非勾引男人，而是对村里的女孩实施巫术。尽管如此，不论是男人的“因爱生恨”，还是女人的嫉妒，或是村镇中年轻女孩与年长女人间的竞争，性在这场猎巫中被充分放大。在一整年中，女幽灵经常上床骚扰男人，但在可见的世界里，往往是男人有意无意地溜到不属于自己的床上。

《You Won't Be Alone》剧照

知识分子被处决，总督也被“恶魔”迷惑

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在这场审巫案中找到自己。在希夫的讲述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乔治·伯勒斯。也正是在读到关于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写下这两句话：伯勒斯俨然是代表正义、道义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化身。我们也可能是与伯勒斯交心的十七岁少女玛格丽特·雅各布斯，她感情充沛，多愁善感，虽然被桎梏于污秽恶臭的塞勒姆监狱，但最终还是保持着一颗良善的心，不断忏悔、认错。

伯勒斯是唯一因巫术被绞死的哈佛毕业生。四十二岁的伯勒斯最后受审，首先被处决。他平静地走上梯子，再次表明自己是一个叛逆者。脖子上套着绞索，站在高处，脚下是他曾经的亲戚和教民，他突然慷慨陈词。他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超越了自己所能。伯勒斯深谙布道，讲得庄严热切，抑扬顿挫，激发了人们的敬畏，“仿佛看见了闪电的降临”。

目击者称，那个星期五，伯勒斯说的话赢得了“全场的敬慕”。“巫师”伯勒斯如此真诚，令人质疑审判的公正性，一度引起人群抗议。科顿·马瑟这只狡猾的狐狸不得不向人们保证，对伯勒斯的判决是公正的。多年后，科顿·马瑟转向医学，提倡预防接种，以此种方式对这个错误做出自己的回应。

我们可能都是科顿·马瑟或者马萨诸塞的新总督菲普斯这样的人，既不可能预料到超自然事物的袭击，也以道听途说的故事来解释来自无形世界的攻击。菲普斯写道，刚抵达马萨诸塞时，“我发现这个省被最可怕的巫术或恶魔附身反复侵袭，已经蔓延到几个城镇。很多可怜人被超自然力量折磨；有些人被硫磺烫伤；有些人的身上被针扎；有些人被推进水火之中；还有些人被拖出家门，越过数英里的树梢和山峰。”

无论是谁，都没有见过这些现象。当人们闭上眼睛，却能看见东西时，谁能来证实真假？不管是那些女孩的异常举动，还是菲普斯的振振有词，希夫认为，这些正符合19世纪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及后来的弗洛伊德所称的“癔症”。击垮这些女孩的可能是她们的灵魂状态，琐碎的家务，父母过度关注或是疏于关心，无论何者，这些“恶魔”均是神经过度疲劳制造的。

表现塞勒姆女巫审判的画作

我们还可能是在被指控是巫师后有能力逃走的菲利普·英格利希和玛丽·英格利希夫妇，或是阴郁好斗、蓬头垢面的女乞丐莎拉·古德，心直口快、喜欢虚张声势的酒馆老板约翰·普罗克特，他们都被控犯有巫术罪。也许相反，我们是那些告密者、举报者、审巫案中的原告。比如据称能预测未来、看到出生前之事的小安·帕特南；或是一人就指控了七十人使用巫术的玛丽·沃尔科特。

案件结束后，犯罪现场只留下一个卑鄙的超自然形象

由于地理环境、天气原因、政治色彩、社会失序、经济竞争等原因，1692年审巫案中的人们表现异常，但只消一年，这些曾经揭发邻人、亲朋种种“恶迹”时仿佛过目不忘的人突然集体失忆了。就好像所有人只是突然从同一个超自然的梦中醒来，用力摆脱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老安·帕特南因为边界土地纠纷指控丽贝卡·纳斯，因为她的丈夫反对帕里斯和詹姆斯·贝利。在这个纠葛里，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教职争夺缠绕在一起。恶意和诱惑用无形的墨水写就；人们无从知道17世纪塞勒姆村民内心真实的想法。

当然，在1692年，等级观念相当强烈。地位差别无时无刻不在显现：在家里，在安排座次时，或是在大街上。塞勒姆村的女孩对众人的背景都很了解，深知谁的社会地位高，谁的社会地位低。华丽着装是富人的特权；她们观察到的富人着装有多漂亮，魔鬼允诺她们的丝绸和衣服就有多漂亮。在审判中，司法是公正的，但惩罚依社会地位而定。

1692年逃走的疑犯要么有钱，要么和愿意合谋的牧师关系密切。而巫术据说本身也有等级和家长制度。女巫从一个比男巫更厉害的人那里获取法力。审巫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美殖民地独立前、政治文化成熟过程中，精英统治与大众民主之间的暗中较量。而显然，只有穷人、农夫、乞丐、奴隶、游离主流社会圈之外的异见者等社会底层成为牺牲品。希夫总结道：“没有重要人物因此而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