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乎“生”与“死”的讨论：魏晋南北朝的都城与陵墓

2017年10月15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主办的RUC历史考古沙龙第十四次活动在人文楼三层会议室举行。许多长期关注都城研究的考古学者和一线考古工作者相聚于此，共同探讨“魏晋南北朝的都城与陵墓”相关问题。本次活动由人大考古文博系刘未召集，李梅田主持，特邀嘉宾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张学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倪润安先后做报告。之后，在场学者就报告内容交流了收获与疑问。笔者整理此次沙龙内容，以飨读者。

李梅田简要介绍了各位来宾和本次沙龙主题的时代背景。魏晋南北朝作为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中间的时期，政治上、军事上都较为纷乱。都城作为重要的政治中心，以它们为着眼点，能够更好地观察到这个时期特殊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平城、洛阳、邺城、建康等在这个时期中使用时间长、考古遗存丰富。本次沙龙邀请的嘉宾，正是与这几个都城研究相关的学者。

张学锋：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

作为序言，张学锋首先梳理“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这两个由西江清高、茶谷满、盐泽裕仁、中村圭尔、小尾孝夫等日本学者最早提出和使用的概念。“都城圈”的提出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都城的周边，将都城和都城周围的墓葬等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一起研究。“都城圈社会”则将纯粹的遗迹分布研究扩展到人的活动这一方面。虽然建康城的发掘材料很少，但是它作为3-6世纪中国南方地区最重要的都市，是值得研究的对象。

一、孙吴建都城之前的南京地区

孙吴时期的南京被称为建业。西汉时期南京周围开发得比较早的地方，都集中在今南京的东北、东南和西南弧线上。秦汉时江乘县治在今棲霞山南麓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至仙林湖一带。在江乘县的北边，沿着栖霞山山麓以及江乘县西边的山麓，分布着很多汉代的墓葬。湖熟县内也分布着大量的汉墓。而在今南京市区，还没有发现真正的两汉时期的墓葬。

南京地区两汉时期的墓葬可以分为五类，从土坑木椁墓经木顶石椁墓、木顶砖室墓向单室砖室墓演变，第五类则是任何时代都有的竖穴土坑墓，不存在演变的意义。这种演变与其说与墓葬等级有关，不如说与这一带土地开发、森林减少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黄河中下游地区战国秦汉墓葬的结构、材料及形制，也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从演变轨迹的一致可以看到，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和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在文化传承上是一致的。虽然这些人住在南京附近，但是在文化的传承和认同上与北方地区相同。

二、孙吴建业的都城空间

孙氏政权的政治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稳定，先后经历过会稽、吴、京口、秣陵、公安、武昌等时期。至三国鼎立局势完全形成的黄龙元年（229年），孙权才将都城从长江中游的鄂城迁到下游的建业，正式揭开了六朝都城建设的序幕。

吴都建业不存在明确的中轴线，应该还是对秦汉多宫制的继承，这也是先秦以来的传统。如果认为中国的古代社会到秦汉为止，多宫制就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特点。一直到孙吴建都时，这个特点还被坚持着。而此时北方的邺城开始了有中轴线的单一宫城制。这是相对先进的理念。可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的发展一直领先于周边地区。到了东晋，大量北人南渡以后新建的建康城就采取了北方的特色——单一宫城制。张学锋认为这就是中世纪都城的特点之一。

三、建业周边吴、西晋墓地的分布

与两汉相比，建业周边东吴、西晋墓葬的数量大大增加。与湖熟、江乘两个旧县城相比，新都市周围南边的雨花台、石子岗，北边的幕府山这两个地区的墓葬数量大增，且长江往上游方向的沿江区域出现了大批墓葬。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张学锋认为有以下四点。

1、建业作为孙吴政治、军事的中心城市，成为了人口聚集之地。

2、孙吴时期的屯田政策影响了江乘、湖熟二县的人口数量。

3、随着孙吴建都建业，沿江地区战略地位得到提高。

4、孙吴、西晋的葬地基本重叠。西晋平吴的战争以孙皓的投降而告终，因此孙吴虽然亡国，但是吴都建业的日常应该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与孙吴西晋时期相比，东晋时期的墓葬数量上有明显增加，但是分布地区基本没有质的变化。东晋建都以后的都城不再是多宫制，而是被人为规划为统一的宫城、都城和概念中的外郭城。这是典型的中世纪都城。

吴晋时期南京周边墓葬的形制，基本可以分为六型。I型墓是最大的，大型双室穹窿顶砖墓；II型墓双室穹窿顶砖墓，后室少了两个耳室；III型双室穹窿顶砖墓，前后室均为券顶；IV型是一般的凸字形单室砖墓；V型是最简单的砖室墓，竖穴土坑砖墓；VI型是非常常见的竖穴土坑墓。由这些墓葬形制的对比，张学锋引申到了建邺城都城圈社会的问题。

四、墓葬所见吴都建业的都城社会圈

张学锋认为两汉时期在建业生活的都是从北方迁来的人群，其墓葬的演变规律与北方地区一致，尽管时间上晚了两百年。

进入孙吴以后，在建康城南的石子岗集中了大量的墓葬。这个地方的墓葬大部分是小型墓，少见像样的大墓。石子岗的下面是建康的一个非常发达的地区——长干里。大部分长干里的居民会就近葬在石子岗。可想而知，居住在长干里的人身份地位不会太高。

与石子岗相比，距离建业宫城稍远的幕府山、甘家巷、上坊、西善桥、板桥、江宁等地的吴晋墓中，属于II、III型的双室砖墓更加引人注目。这些墓主的身份从地域上来看既有土著也有侨寓，从身份地位上看既有官僚亦有平民。不难想象，都城建业及都城圈的“近东”是一方五方杂俎的新天地。

五、结语

之前提到，建业的“土著”只是南迁得较早的汉人。孙吴定都以后，作为军政中心，新的侨寓人口快速集聚到这里，使得建业成为中原势力南进的大本营。

生活在都城建业及都城周边的土著也好，侨寓也好，其精英阶层对来自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文化能欣然接受，可能是文化上的认同感起到了很大作用。和近乎400年后隋平陈的情况相比，东吴两晋时期的状况很不一样。这或许是因为在孙吴、西晋以及东晋南迁的时候，江南的地域文化还没有完全形成。到了6世纪，经过六朝400年的发展，江南本土的地域文化已经形成。

倪润安：北魏平城墓葬的“魏晋之变”

对平城来说，北魏的陵墓和都城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倪润安主要阐释的是平城墓葬的发展趋势。汉代的墓葬内容庞杂，体系和来源多样，到了唐代，墓葬变得规整、单一。在从汉到唐的演变过程中，实际上就是魏晋南北朝对墓葬制度进行了处理。西晋时期的洛阳完成了墓葬制度的一个改变，墓葬制度从所谓的厚葬变成薄葬。而北魏洛阳的很多墓葬特征和西晋洛阳非常相似。这种相似性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平城。

西晋洛阳的晋制产生之后，一部分南迁，一部分留在了北方。到了北魏，统治者又做了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建立一个所谓的曹魏的特征，吸收了边疆的做法。但是最后他们又不得不回到晋制。

倪润安认为，拓跋珪受慕容垂的影响，对魏地的历史和重要性有自己的理解。这个可能是拓跋珪后来想要以魏为都城的重要原因。而建立魏这个国号，必然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整个北魏前期共有两次努力。一是道武帝学习后燕。二是北魏统治者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又做了调整。

一、魏制的建立

第一次努力，史学研究将它总结为“天兴新制”。拓跋珪灭掉后燕之后，迅速地在天兴元年把后燕的制度全部学习并施行。但北魏入主中原的意图在燕亡后已由过去的针对后燕转向了针对东晋，欲继承曹魏而为中华之主，排斥东晋以致其所承继的西晋。然而天兴新制所吸收的后燕制度多是承自西晋，这与拓跋珪崇魏抑晋的意图不相符，所以很快被废除了。这是第一次建立魏制，实际上是模仿了后燕的制度。

模仿而来的后燕鲜卑旧俗是单薄的草原文化的特征，不能支撑北魏统一北方。太武帝在延和元年的时候意识必须要整合和改革，于是重新颁布诏书。倪润安称这次改革为“延和新政”，认为正是这次改革之后平城的墓葬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化面貌。

整体来看，墓葬文化的因素比较庞杂，尤其是其中的壁画因素重点来源于东北地区和河西地区，也有些中原的少数因素。太武帝有意避免了陶俑等受“晋制”影响的关中地区，目的是整合出一套“曹魏”制度，但是实际上形成了自有特色的“北魏制”。

二、复归“晋制”

平城后期的墓葬形制恰是西晋洛阳墓葬演变到最后阶段的形制。北魏早期，墓主生平的记录可以附着在葬具或壁画上，同时也出现了专用的砖、石墓铭。到北魏中期则与西晋一样，集中到长方形砖志、碑形或长方形石志等专用墓志上。西晋洛阳墓葬没有壁画，但有俑群和模型明器；北魏中期平城墓葬就明显地抑制了墓室壁画，而恢复出完整的俑群组合。

三、平城墓葬的“魏晋之变”

为什么会从北魏自有特色的制度有些机械地去模仿西晋的制度？倪润安认为与南北方的正统争夺有关系。太武帝这套有别于“晋制”的文化体制，在正统争夺中的实效并不好。所以他宁可放弃比较丰富的内容，也要学习西晋。这一学习过程从文成帝时期应该就已经进行了，只不过到了孝文帝时期才形成了潮流。从此，北魏文化沿着既定的复归“晋制”的目标前进，在北魏晚期的洛阳地区更加快了转变的节奏。北魏平城墓葬文化也便由此经历了“魏晋之变”的二次循环。

沈丽华：东魏北齐邺城的都城与陵墓

对于魏晋南北朝而言，东魏北齐的邺城已到末期，但是对隋唐而言它又是个序幕。根据考古工作的了解，邺城基本由邺北城、邺南城和外郭区组成。漳河的泛滥对邺城的影响使今天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困难。

一、邺城的营建过程和布局

东魏北齐邺城的主要营建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东魏初年、北齐初年、北齐中后期。

东魏初年营建的原因是东魏迁都邺城后迁来的人口众多而北城狭小，于是营建新城。营建的对象主要是宫城城墙及宫城内主要建筑等。北齐初年的建设主要是新建和改建了大量宫殿，在内城新建了太庙，扩大了第三个区域即外郭城区。到北齐中后期的时候，特别是武成帝时期，大起宫殿、苑囿和佛寺，改扩建工程居多，对邺城原有格局改动较大。

根据《邺都宫室志》等文献的记载可以归纳出，邺城基本由宫室、南城、北城和外城等部分组成，南城、北城南北并立，与宫城、外城呈回字形结构套合。沈丽华推测，邺城都城格局的形成肇始于东魏初年，成型于北齐天保年间。都城中轴对称、东西市分立，是整齐划一的里坊格局。这既是对汉魏以来传统的继承与总结，又初显了隋唐两京的雏形。

二、东魏北齐邺城的考古工作成果

对内城而言，考古工作还不是很多，主要是1985-1986年的勘探工作，确认了呈不规则形状的城墙等。

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区的正式提出始于1994年。从2001年开始，邺城考古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外郭（城）区，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找到和确认外郭城的城墙遗迹。南郭区发现了两座寺院的情况，其形制改变了之前的前塔后殿的格局，是隋唐佛寺格局的雏形。这两个佛寺的塔基有同样的规模建制和建筑技法。在这个东郭区的东侧，离推测的外郭城的地带比较近的区域发现了埋藏坑。在东郭区大概中心的位置，还发现了手工业作坊的遗址，推测是一个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区。

外郭城区假说的提出源于京港高速公路的建设。公路因原计划通过邺城遗址而改线，改线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和遗迹。所有发现的遗迹都是北朝时期的。所有的墓葬都早于北朝或晚于北朝。那么，既然这个区域出现了这么多大型的建筑遗迹，它还是在城外吗？

三、邺城的都城布局和研究

关于东魏北齐邺城都城的复原研究，沈丽华把它归纳成三个阶段。依据文献，邺城是显以龟相，所以大概复原成圆形的情况。考古队通过勘探也确认了邺南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是呈弧形的。但是北边因为借用了邺北城，所以倒不是圆形的弧角。2000年朱岩石先生就对外郭城进行了推测和复原。2001年傅熹年先生对整个邺城城市形态的复原是基于邺城勘探的成果，把宫城复原成三重宫城。2010年日本学者村元建一先生认为，对东魏北齐邺城的复原要参考北魏洛阳城的情况。东魏北齐的邺城根据文献的记载是对北魏洛阳城的一个复制。把两者结合起来去考虑中世纪的都城可能会有一些契合点。

四、邺城周围的陵墓

邺城的墓葬发现了三百余座，但真正公布了的不太多。沈丽华把这些墓葬分成了四大类，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总的而言，在这个时期，墓葬形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墓室的规模反映了层级的差异。就随葬品而言，类型学角度上形制的演变并不是特别明显。变化更多地体现在组合上。比如说前期（东魏初期），随葬品中陶器的组合比较多。但是北齐初之后，器物形制没有变，材质却变了，从陶器变成了青釉器。

五、邺城的陵墓布局

对邺城而言，墓葬也是基本呈半月形或者弧形分布在邺城的西部，大概分为三大块。北侧是高齐的宗陵，南侧是元魏的宗陵，再南侧的是以前不太关注的中下层官吏的墓葬。实际上在东魏时期最先有的是元魏的宗陵。分布的状态继承了洛阳的传统，基本上保持聚族而葬。根据王的世系，王的子孙集中葬在一起。在元魏被高齐所禅继之后，整个墓地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宗室的墓葬全部转向西北部。在墓葬的排布上也改变了聚族而葬的特点，顺着滏阳河的流向，按长幼的次序依次，从东北往西南依次排列。除了皇室成员的墓葬，其他世家大族的墓葬，包括一些勋贵的墓葬，有的在皇宗陵的两端存在，基本不会进入皇宗陵的核心区域。而大多数汉族官僚的墓葬和平民的墓葬都在南侧。

报告环节结束后，在场学者就报告的内容作进一步讨论。

中央美术学院耿朔提出，为什么和东晋相比，东吴高等级墓葬的分布更加分散？从大的地理范围看，马鞍山地区的东吴墓葬作为建业都城圈的范围，实际上跟建业中王室生活的区域还有较长的距离。那么这个地区是否是高等级墓葬区、高等级墓葬区的形成以及是否经过规划都是他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到了东晋，基本上没有发现东晋南朝的大墓，大型墓都集中在孙吴这个时期。出现这种现象又是因为什么？

张学锋以东晋帝陵区的形成为例作了解释。他认为父子的葬地可能形成一个陵区。东晋的大型墓和帝陵区相对集中在三个区域，是因为它的皇统的承继（即皇位的父子相承、兄弟相承）发生了三次改变。而孙吴的几个皇帝几乎没有父子相承的。这就导致孙吴的大型墓葬集中到不同的区域。

至于马鞍山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当时长距离的运输主要通过长江。从建业到马鞍山，走陆路比较远，但是水路较为方便。所以马鞍山一带形成那么多大型墓葬，和那个地区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孙吴时期大型墓多则可能与孙吴政权的形制和社会的斗争有关。孙吴时期强大、完整的中央集权还没有形成。而东晋的豪门大族脱离了北方的乡里，失去了乡里的认可，只能依附于权力，因而居住地就离权力中心更近。这就导致了两个不同时段的墓葬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

对北魏平城墓葬的变化，耿朔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物跟物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联系不可能直接发生，背后还是人的联系。那么从曹魏西晋到北魏平城中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经历了这么大的断层，物质文化的东西如何真正地建立起联系的？比如竹林七贤题材的画像在南朝的墓葬和北齐山东的墓葬中都有出现，与其说是北朝墓葬文化受南朝的影响，不如说是北方士人生活受到了南方的影响，最后体现在了墓与墓之间的联系上。这种联系该怎么去把握？

倪润安认为是证据的不足、背景的不固定导致了不同解释的产生。以他的报告为例，历史文献的记载是最早提示他做此研究的。但是北魏提出继承晋的水德是在快要迁都的时候。这时考古学的文化面貌并没有跟之前的一样。这就需要他再去梳理产生这些现象的起点在哪里。他由这些现象逐步逆推，最后自己创造了魏制的说法。竹林七贤的问题，是大家对一个文本的利用，可能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至于北齐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因为北齐的山东地区和中央地区不协调，颇受压制，所以竹林七贤题材的使用是他们对中央的一种表示。这也是一种解释。

武汉大学胡鸿则提出了一些他的困惑。首先是张学锋的观点，认为吴都建业没有土著，所谓的土著不过是大约汉代时就迁来的北方人。胡鸿举了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交州土著的问题。他关注到魏晋南北朝时的交州土人，其实是东汉时期或者是西汉东汉之间乱局时南迁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在北方移民进入之前，本地还是有土著的。他们的文化不断地被后来者覆盖、叠压，就像考古的地层一样。尽管到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表面最新的那层，但是还是有机会探索底层的那些文化。所以他大胆地推测，在建业的例子中看不出来那些墓葬有吴人的特点，可能是因为高层的吴人已完全认同了汉文化，所以看不出差别；而较低层的吴人则沉没于社会最底层，其墓葬为考古学家所忽视。

胡鸿还认为倪润安的报告在与历史背景结合的这部分稍有问题。史学界对魏制，包括魏的国号是否是继承曹魏还存在争议。北魏也从未否定过西晋，因为北魏的权力跟西晋的正统性有极大关系。至于魏制是不是曹魏的制度；北魏早期固然没有完全遵循西晋中原地区的文化，但是否有意地在模仿曹魏，或者打着曹魏的旗号、糅合四方特别是边地族群的文化融合出一套新的东西？这些命题还需要更多的论证。

沙龙的最后，李梅田作了总结。城市和墓葬是历史考古学中两个重要的主题，但在以往的研究里很少被联系在一起。从三位先生的报告来看，我们的研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都城圈社会”这样概念的提出，说明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孤立地看待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形态，也不仅仅是孤立地看城市周围的墓葬。而是将他们视作一个整体。城市是属于生命的空间，墓葬是属于死者的空间。生与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和陵墓有它的特点，在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有一种很明确的过渡性、复杂性。以往我们研究汉唐之间，魏晋南北朝之间的城市时，往往就是给它一个定义，认为它属于里坊制或者封闭性城市的形成时期。但实际上除了这一个特点之外，我们应该更全面地考虑它与墓葬之间，与都城圈以外的其他遗迹的关系。尤其是当考古材料越来越多的时候，应该把各类材料综合在一起考虑。未来我们不仅仅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更应期待越来越多样化的考古学学术问题的提出。

（说明：沙龙纪要内容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