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500周年︱瑞士是如何成为新教高地的

美国人麦克·哈特将马丁·路德列在影响世界名人排行榜的第25位，甚至高于马克思和柏拉图。的确，路德无意中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宗教、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但不应忽视，正如基督教的兴起不只是耶稣之功，狭义的宗教改革亦非路德一人之力。通过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瑞士迅速成为宗教改革的又一中心。

人文主义之都巴塞尔

1511年，当路德翻越卢克玛尼尔山口赴罗马朝圣时，瑞士同盟已经是一个松散而有力的邦联（第13个正式成员阿彭策尔将于两年后加入），但在法理上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全境分属6个主教区，各邦的独立性较强，多数地区已摆脱了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控制。1499年，同盟与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在巴塞尔缔结和约，向着一个半世纪后脱离帝国迈出了重要一步。

巴塞尔1501年加入同盟。它坐落于莱茵河急弯处，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巴塞尔大学1460年在教皇支持下建立，城里不久后开设了印刷厂，文化和学术活动兴盛，伊拉斯谟、小荷尔拜因、帕拉塞尔苏斯等名家一时云集。特别是伊拉斯谟，他所代表的思想将对瑞士宗教改革提供重要指引。

茨温利及其思想变迁

1502年，18岁的乌尔里希·茨温利进入巴塞尔大学。他来自瑞士东部托根堡地区的富足农家，天资聪颖，勤奋刻苦。茨温利在巴塞尔的人文主义氛围中如鱼得水，1506年毕业后进修神学，被派往格拉鲁斯担任神父。他悉心照料信众的灵魂，并作为随军神父参加雇佣兵的意大利远征。

雇佣兵是瑞士最早的支柱产业。农村青年受到金钱和冒险的刺激为外国卖命，权贵们则从招募和统率的生意中牟取暴利。茨温利起初支持站在教皇一方作战，直到1515年9月在马林雅诺经历了一场死伤万人的惨败。

1516年，他前往瑞士最重要的朝圣地——艾因希德伦修道院担任神父，对那里教会剥削百姓和教士生活腐化的现象痛心疾首。他阅读了早期教父的作品和伊拉斯谟同年译出的新约圣经，发现其中并没有诸如为死者代祷、葬礼、圣人和圣像崇拜的任何规定。他决心重建符合圣经经义的信仰，废除赎罪券、雇佣兵和神职人员的特权。

1519年初，茨温利获得苏黎世大教堂的教职。苏黎世是帝国直辖的手工业城市，实权操在行会手中。茨温利的布道独特新颖，很快得到官方和民众的欢迎。他不再简单地诵经，而是讲解福音，并轰走了前来兜售赎罪券的教士。当被指责为“路德分子”，他强调“不是从路德，而是从圣经懂得基督的教旨的”。

茨温利步步为营，真正的行动始于1522年3月9日，即四旬斋的首个周日。在他的见证下，一些支持者在印刷商弗罗绍尔的家中象征性地吃了几片香肠。此举直接挑战了宗教戒律，被认为是瑞士宗教改革的起点。苏黎世议会宣布调查，但茨温利成功地做了辩护，并发表《始言与终言》，主张《圣经》为唯一权威。

1523年，茨温利提出改革纲领《六十七条论纲》。苏黎世议会遂于1月、10月和次年1年举行三次公开辩论，改革派大获全胜。到了《论真假宗教》1525年发表时，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已基本完成。一个与政府紧密关联的国教会成立，七项圣事只保留洗礼和圣餐，圣像、弥撒和教士独身规定被废止。圣母修道院等天主教机构被世俗化，没收的教产用于济贫。与路德相似，茨温利没有宽容极端分子，对下层社会影响较大的再洗礼派在各地遭到驱逐或镇压。

茨温利在此期间结了婚。他没有公职，却是政教两界的实际领袖。1529年，他主持的《苏黎世圣经》翻译完成，至今仍是瑞士德语区新教的常用译本。

新教在瑞士的扩张

从1523年起，依靠世俗政府的支持，新教在沙夫豪森、圣加仑、阿彭策尔、格拉鲁斯和格劳宾登等地取得优势。1528年，军事强邦伯尔尼在一场辩论后迅速普及改革。次年，巴塞尔的改革在厄科兰帕迪乌斯的领导下取得胜利。

瑞士出现了“教随邦定”的趋势，但中部地区亲近教廷，天主教势力顽强，迫害和报复事件频发。1529年，卢塞恩、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楚格结成防御联盟以保护雇佣兵制度。为推广福音，茨温利赞成使用武力。当苏黎世向天主教邦宣战，伯尔尼等盟邦却担心前者坐大而没有支援，双方不久议和。

马尔堡会谈和茨温利之死

在宗教改革家中，路德的观念最接近中世纪，而茨温利最具有人文精神。他没有经历僧侣职业和经院哲学的熏陶，能够更严格地遵从圣经和更彻底地行动。他尊敬路德，路德则把他视为分离派和激进派。

为实现团结，共同对抗以教皇和皇帝为代表的天主教势力，同情茨温利的黑森伯爵菲利普1529年10月力邀路德和茨温利在马尔堡会面。双方在多数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对圣餐的理解分歧较大。路德抛弃了天主教的“变体论”，但坚持“同质说”，即耶稣真实存在于面包和酒中。茨温利则认为，耶稣所说的“身体”和“血”只是象征，基督的临在是精神上的。经过四天辩论，双方没有妥协，在签署一份《信仰声明》后不欢而散。就这样，组建一个强大新教联盟的机会永远地丧失了。

茨温利是政治家，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由苏黎世和伯尔尼担任领袖，并由苏黎世主导改革的新邦联。鉴于己方的经济实力，茨温利支持对天主教邦进行经济封锁，导致对手1531年10月突然发动进攻。面对敌军的优势兵力，盟友再次袖手旁观，苏黎世军队只得仓促应战，结果在卡佩尔被击溃。落入敌手的茨温利被残忍杀害，大业未成身先死。可以说，瑞士的分散型政治促进了新教的“遍地开花”，却也导致它未能赢得决定性胜利。

布林格和法雷尔

当天主教势力在各地反扑的时候，来自布雷姆加滕的海因里希·布林格被选为苏黎世大教堂的首席牧师，继承了茨温利的事业。他不是政治家，却是卓越的布道士，能够发展茨温利的教义，接纳英国和南方的流亡者，维持瑞士新教的团结。

与此同时，在法国人纪尧姆·法雷尔的努力下，新教在西部法语区扎下根基。1530年，纳沙泰尔率先改宗。随后，法雷尔来到沃州和日内瓦传道。日内瓦1815年才加入瑞士，但与瑞士历史的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被视为它的一部分。

日内瓦是商业重镇。它长期被萨伏依公国包围，甚至主教职位也被垄断，市民阶层因此向新教的伯尔尼求援。1536年，当伯尔尼占领沃州和洛桑，为日内瓦赢得独立和实行新教提供坚强后盾时，27岁的让·加尔文正好路过这里。

加尔文及其主要观点

加尔文生于法国皮卡第的努瓦永，是教会法学家之子。他曾在巴黎、奥尔良和布尔日求学，精通法学、神学和古典作品，后在巴黎加入新教团体。他严肃谨慎，才思敏锐，不是像路德出于激情和信念，而是通过思考和理性选择了异端道路。

1535年，流亡至巴塞尔的加尔文完成了为信仰辩护的《基督教要义》。他认为，基督教会已被撒旦破坏，真正的教徒必须以圣经为基础，承担起传播神意的责任。圣传、弥撒、圣徒代祷、圣物崇拜等都是虚构的，信仰也不依赖教士的中介。关于圣餐，加尔文试图用“属灵的临在”调和路德与茨温利的观点。受奥古斯丁启发，他提出“预定论”以否定教会的权威：上帝无条件地拣选，只有选民注定得救。

加尔文虽然年轻，但其渊博的学识和犀利的言辞已远近闻名。法雷尔挽留他，甚至向上帝发出诅咒。加尔文被震动了，开始在日内瓦策划改革，以严格的教规管理公共和私人活动，但遇到较大阻力，结果1538年被反对派驱逐。加尔文前往斯特拉斯堡，在那里结了婚，并根据马丁·布策尔的影响改进了学说，直到1541年被改革派重新请回日内瓦。

《日内瓦教会法令》获得通过，加尔文成了这座城市的“教皇”。他要求所有居民按规定参加礼拜和讲道，简朴生活，谨守道德，抑制享乐，禁止舞蹈、华丽的服饰和夸张的举止。他将教会精简为牧师、长老、教师和执事，由宗教法庭监督居民的行为，有罪者被逐出教会或诉至世俗法庭。

加尔文主张政教各司其职，日内瓦并非神权国家。他没有公职，甚至没有入籍，一直与敌人周旋，直到1555年支持者占据多数。面对反对者，加尔文是严厉的。最具争议的案例发生于1553年，当局在他的同意下烧死了反对“三位一体”的西班牙学者塞尔维特。

加尔文重视发展公共教育和福利制度，编写《教义问答》用于启蒙，创办培养牧师的日内瓦学院。约翰·诺克斯1556年来到这里，称赞它是“自使徒传道以来世上所仅见完美的基督学校。”这座“新教的罗马”吸引了大量宗教难民，主要是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和瓦勒度派，他们带来了包括钟表在内的知识和技术。

反宗教改革在瑞士

如果说茨温利和加尔文主持的改革近似“革命”，那么被称为“反宗教改革”的教会运动反倒更符合“改革”的定义。面对咄咄逼人的新教，天主教会终于大力整治腐败。1545至1563年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尽管坚持圣人崇拜、七种圣事、什一税和教士独身制，但决定废除赎罪券，革除一些道德和管理弊端，部分满足了世人的期望。

在瑞士，教廷支持学者埃吉迪乌斯·楚迪、政治家梅尔希奥·路西等振兴天主教，嘉布遣会和耶稣会也扩大了活动。最重要的是卡洛·博罗梅奥发起的天主教复兴运动。他是教皇庇护四世的外甥，不到23岁就成为红衣主教和米兰大主教。他虔诚苦修，擅于布道，支持办学，打击异端，1577年在卢塞恩建立耶稣会学院，1579年在米兰建立海尔维蒂学院。在他的激励下，瑞士天主教的反击能力大为增强，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宗教对峙。

瑞士宗教改革的历史遗产

1549年，加尔文和布林格达成《苏黎世信纲》，融合了两派的观点，使茨温利的教义被正统加尔文派（归正宗）吸收，统称为“改革宗”。

16世纪后期，瑞士新教与天主教的对垒构成欧洲信仰冲突的一部分。1586年，维系团结的年度邦联会议一分为二，天主教邦在外国支持下建立起“博罗梅奥同盟”，以抵御新教邦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1597年，阿彭策尔由于信仰冲突分裂。甚至，当教会颁行更准确的格里高利历，新教邦仍坚持使用旧历至1701年。双方的冲突一直延续到1847年内战，只是因为持久的外部威胁，同盟才没有彻底瓦解，为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提供了可能。

1564年，加尔文去世，他的门徒特奥多尔·德·贝泽成为新的领袖。改革宗在法国引发了持续迫害和斗争，不久在尼德兰和苏格兰开花结果，并随着“五月花号”传播至新大陆。它不仅衍生出长老会和公理宗，也在英国国教、贵格会、循道宗等诸多派别的发展中打下烙印。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宗内涵的政治理念（民主共和、天赋人权）推动了近现代国家的形成，以至于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说：“加尔文是美国的真正建立者。”

参考资料：

瑞士简史，埃德加·蓬儒

宗教改革史，托马斯·林赛

Geschichte der Schweiz, Thomas Mais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