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季法的征程：从恐袭受害者母亲到多元法国的摆渡人

即使在成为“大人物”之前，57岁的法国穆斯林妇女拉季法·伊本·齐亚腾(Latifa Ibn Ziaten)也一直是个“狠角色”。

时间往前推二十几年，她在法国鲁昂的一家小学食堂工作。孩子们吃午饭时总被分成两组——吃猪肉的和不吃猪肉的。她看到后愤愤不平，把桌上的名字排位撕掉，一番据理力争后，校长做出了让步。从此，分餐不分位，所有孩子一块用餐。

多年后回望，这则往事有些隐喻的味道在。2012年，拉季法的儿子伊玛德（Imad）被极端分子穆罕默德·梅拉(Mohammed Merah)杀死。走出悲痛后，她成立了救助协会，五年里探访法国各地学校和监狱，同几万名郊区青年见面交流。她传递宽容、爱和 “共同生活”（vivre-ensemble）的理念，说服多人放弃“圣战”念头。

“人并非生来就是恐怖分子，应避免出现更多的梅拉”，她很早便提醒说。10月初，以她为主角的纪录片——《拉季法，战斗之心》(Latifa, le cœur au combat)在法国上映时，法国国会正在审议新一轮反恐法案，五年前发生的 “梅拉案件”也在此时开庭审理。

可以说，“梅拉案件”开启了法国恐袭时代，后来的“圣战”分子视梅拉为偶像，一直模仿并不断超越。五年来，法国有近250人死于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恐袭。“讲拉季法，也是讲当前的法国。两者面临同样的问题：融入、恐怖主义、女性地位、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宽容和共同生活”，这部纪录片的导演西里尔·布罗迪(Cyril Brody)说。

“哪个孩子生来就是恐怖分子？”

“趴到地上，我不跟你开玩笑。”梅拉说。

“赶紧收起家伙。我不会趴下，你要开枪，开啊。” 伊玛德说。

2012年3月11日，梅拉行凶前反复确认对方军人身份，并录下犯罪现场。上面这段对话结束后，响起咚咚咚的枪声和一声“真主伟大”，伊玛德成为“图卢兹连环枪击案”的第一名受害者。他是伞兵军官，到图卢兹执勤期间，本要在网上卖摩托，不料被23岁的“圣战分子”盯上。3月15日和19日两天，梅拉又杀死两名穆斯林军人、一名犹太学校老师和三名犹太小孩。

儿子去世后，拉季法心中有太多问号，无法释怀，便独自一人去了凶手长大的敏感郊区。她没透露身份，跟路上的年轻人攀谈。这些人崇拜梅拉，视他为烈士和伊斯兰教的英雄。拉季法告诉他们，自己是梅拉恐袭第一名受害者的母亲，青年们反而沉默了，变得不好意思。他们道歉，试图解释说，“看看我们生活的地方啊。我们就像老鼠一般，没人看得起。”

她突然意识到，这些来自法国前殖民地的移民后代被大家遗忘，他们太无知，得有人去引导、告诉他们，生活中除了仇恨，还应有其它追求。于是她以儿子名义，成立了“伊玛德·伊本·齐亚腾青年与和平协会”( Imad Ibn Ziaten pour la jeunesse et pour la paix)。 “我儿子是站着死去的，我每天也要站着（面对生活）”，拉季法说。

她觉得，如果每人贡献自己5%的时间去帮助他人，世界将会更好。这不是一句高大上的空话，她自己的生活轨迹便是例证。多年前搬来法国生活，她有幸碰到乐施援手的好人，才走到现在。

17岁那年，她追随心上人来到法国，建立了家庭，生育5个小孩。起先她一句法语也不会讲，邻居老太安慰她说，现在学法语不晚，在法国，干什么事都不晚，还教会了拉季法很多东西。后来，她在学校餐厅做厨师，这份工作也来之不易，多亏主管宽容，允许只会做摩洛哥菜的她一点点学着做法国菜。

现在，她每周去三个学校，两个监狱。

年轻人的问题多种多样：“为什么有人认为宗教要求他们制造恐袭？”；“老师不尊重我，我为什么要尊重老师？”；“敏感郊区青年取得成功是不是太理想化？”......

她时而慈爱，时而严厉，像个母亲一样跟他们讲话。她讲自己的故事，讲儿子的故事。她说，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度，应该向前看，相信自己，并打破藩篱。活动结束后，她给每人发名片，让他们有事找她。她也对老师说，每天课程之外，至少能花十分钟和孩子们交流。

“哪个孩子生来就是恐怖分子？该反思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家庭环境。父母同样有责任。”她不是政治人物，讲话直白，不喜说教，毫不隐讳告诉大家也要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在监狱里，“恐怖分子”也会跟她聊天向她倾诉，最后甚至说出“帮帮我，阿姨”这种话。她从每个人身上，都在寻找人性。

2016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奥朗德授予拉季法荣誉军团勋章。拉季法说，她选择战斗，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原则。

“真正危险的是不再做梦的年轻人”

儿子去世时，她去停尸房认领。警察问她，“你儿子贩卖军火的?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儿子被当成罪犯，拉季法特别伤心。“我儿子是法国军人，为共和国效力，可在这个警察眼中，他只是个阿拉伯人，一个移民小子。”儿子死后，法国最终承认他“为国家服务而死”。这是她作为母亲不懈争取的结果，中间的行政程序之繁琐可想而知。

2013年，她出版了个人传记——《为法国而死》（Mort Pour la France），讲述自己从摩洛哥来到法国建立家庭并教育孩子的故事。这也是一本关于移民融入的纪实，她提到的问题涉及现代法国诸多敏感点：这些“不太一样”的法国小孩，如何保留自己族裔身份认同，并实现自我获得成功？如何信仰宗教，同时不违反世俗原则？

她不卑不亢，游转各个领域，同公权力、郊区和监狱的不同受众交流。她像一个摆渡者，致力实现各方和解。拉季法提醒政府官员关注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种族歧视——这些孩子在法国出生，却老被人叫做“法国的穆斯林”，语言称呼暗示不同，会影响个体发展。见到敏感郊区的移民后代，她鼓励大家要比一般人更加努力，才能获得成功有所成就，并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作为 “三明治夹心”，她也会有烦恼。传递宽容理念，有时需要忍受来自双方“不宽容”的回应。

2015年，拉季法被法国国会邀请，参加一场关于“世俗”话题的辩论讲座。她发言时说，“我是法国人，祖籍摩洛哥，信仰伊斯兰教”。她解释说，儿子去世后，自己才戴上头巾，意在为死者服丧。“这是头巾，不是面纱，有人会觉得被冒犯了么？”没想到，现场观众有人发出一阵嘘声，叫喊着让她赶紧离开。

法国法律规定，公共场合禁止戴面纱，但不禁止露出面孔的头巾。法国“世俗理念”不仅包括政教分离的中立原则，同时保障各宗教信仰自由，但很多人对这一理念的理解仍十分狭隘。

几年前她还收到过死亡威胁。一个16岁的小女孩，不停给她写邮件，发短信，打电话，说“你如果敬畏真主的话，快走开，不然死亡会找上你”，“不久地狱会装满像你这样的人，你会罪有应得。”女孩要求拉季法不要谈论穆斯林，称“梅拉的母亲比你这个傻瓜更会教育下一代”。

拉季法不明白，这样的仇恨从何而来。她想告诉女孩，伊斯兰不会排斥他人，也不会要求信徒威胁别人。很多郊区青年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同外界互动很少，不知何为宽容。因为出身，他们在社会上遭遇挫折，对生活失去希望，容易走上极端化道路。“相比伊斯兰教，真正危险的是不再做梦的年轻人”，她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

“如今法国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法国最新一起涉恐案件发生在今年10月1日。一名年轻男子在法国南部马赛火车站，持刀杀死两个女孩。行凶时，他高喊“真主伟大”。事件发生两天前，凶手因为偷盗被捕。他是突尼斯籍，没有合法身份，本应被送到关押中心，可那里没有多余的位置，第二天他被释放。整个司法程序出现极大漏洞，马赛所在的罗纳尔省省长因失误被免职。

如何避免恐袭？或恐袭能否避免？2015年以“查理周刊受袭”和“巴塔克兰剧场袭击”为代表的两波大规模恐袭事件后，所有人都在寻找答案，也担心有一天终会习惯恐袭现状。反恐法案不断更新，行政扩权的同时，司法权力不断被削弱。不少法律人担心，法制国家是否正在变成规训监视国家。从社会舆论风向上看，民众似乎已经做好了牺牲个人自由换取公共安全的准备。时局使然。

但马赛袭击从某种层面上显示出立法在反恐上的局限性，如要有所建树，还需要完善司法程序、文化教育、城市规划以及融入政策等。2016年初，当时的法国总理瓦尔斯说，“解释极端化现象，意味着原谅。”这句话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和不少反对声音，但从某种层面，这其实揭示出法国国家机器在反恐政策上重镇压轻预防的策略。

近来，拉季法的邀约越来越多，这和当下的反对宗教极端化的背景相关。2015年以来，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避免年轻人走上宗教极端化道路，其中还包括建立了一个注定失败的极端化预防中心。

在她眼中，“陪伴并爱护我们的孩子，才能更好地同极端化作斗争”。今年。她希望建立一个专为母亲开设的课堂，教育她们如何做一个好母亲。也有人质疑她——重述个人故事的意义何在？是不是应该跳出“儿子去世”这一情感叙述，找到更高的立足点，比如政治在这一切中扮演的角色。拉季法回应说，梅拉杀人，就事论事，这是不可原谅的罪行，同法国政府无关。

但法国同类聚集的“族群主义”现象越来越严重，同类家庭和人群生活在一起，孩子们如何同外界对话和交流仍是难题。法国社会的惯用词汇，比如“融入”、“法国穆斯林”和“撤销国籍”等，有意无意地触及社会的敏感神经，让这个失落的族群对法国价值更加疏离。拉季法也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讲，魔鬼不是梅拉，而是政治。”

拉季法记得自己初来法国，总是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最终才融入进来。“但现在和70年代不同了，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她感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