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科技工作者，“卷”到尽头是什么？

【编者按】

今天（5月30日），是第六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以来，多位中青年科学家接连离世，“早夭现象”再度引发关注。澎湃新闻推出特稿，关注科技工作者超时工作、健康损耗问题。

致敬科技工作者们，愿每一个奋力奔跑的人健康。

“向科学要答案。”

与新冠病毒拉锯两年，我们时常看到这句话。那群正在寻找答案的人，就是科技工作者们。

“科学家是一群什么人呢？他们是兴趣驱使，专门去研究日常生活常识里边不能告诉你的事情，求异，找不一样的东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近日在一场访谈中讲到，“既然找不一样的东西，你可能找到表面现象，你可能找到假象，所以科学一方面帮助你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给你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这就是科学。”

科学之光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探索者。因为病毒、疫苗、药物的研发，高福等众多直面新冠的科学家为人所熟知。因为芯片、5G、云计算、载人航天等硬核科技，相关科研团队、院所开始走入公众视野。然而，还有那么一批科研人，因为突然熄灭而被人记起。

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医学检验部副主任白晓卉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42岁；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党委原副书记程朋副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48岁；著名血液病学专家周剑峰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56岁；著名分子反应动力学专家韩克利因病逝世，享年59岁。

仅今年3月，我国多位正值盛年的中青年科学家去世。科学家“早夭现象”再度引发关注。

生死疲劳

“这些人正处于科研产出的峰值，还能为整个社会贡献很多东西，人突然就没了，太可惜了。”近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候感叹，科学家早夭会造成社会知识库存的减少与个人家庭的崩溃，“所以觉得格外可惜”。

2021年5月，李侠等人发表了《为什么科学家早夭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一文，作者搜集了2019年来12位早夭科学家的信息，这12人中有9位教授，2位副教授，1位助理教授。他们中去世时年龄最小的仅31岁，年纪最长的也才56岁，平均年龄为44.8岁，大多是70后、80 后。

这12人中，年龄最小的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青年医生、副教授肖育众，去世时年仅31岁。生前，他是同领域中的佼佼者，求学期间曾获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2017年博士毕业即被湖南大学聘为副教授，年底调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任副教授。2019年7月4日下午3时，他被发现晕倒在实验室，送医抢救无效去世。

肖育众曾在《我与实验室有个约定》中提及繁忙的科研生活:“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忙到凌晨。记得有一次实验，我接连做了两个通宵，整个人都累趴下了。”

在李侠看来，科研压力及生存压力的叠加在年轻人中尤甚。“年轻时正是各种压力集体涌现的时期，结婚、生子、房子，业务还处于上升的爬坡期，这些事赶在一起，放在谁身上都不轻松。”

某“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90后”博后曲译（化名）正经历这样的阶段，他已经在该博士后流动站驻站4年。这些年来，曲译基本保持着“朝8晚10”的作息，忙起来的时候，一天只睡3-5个小时。

“网上流行说‘IT男996’，我觉得这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家常便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曲译说。由于孩子尚幼，他会用周六的时间来带孩子，其他时间，则全部带领课题组泡实验室或开会。

超时工作并非个例。中国科协2016年发布的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平均工作时长为每日8.6小时，最长工作时长为每日16小时，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2018年，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科技工作者总体平均每周工作49.7小时，比法定劳动时间多24.3%。

“整个环境已经退化成一种原始体力角斗场。”《为什么科学家早夭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一文中如此写到。

排队效应

“为什么有人会压力这么大？大到这么勤奋？甚至出现猝死？因为科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课题可能三五年不出成果，这很正常。”曲译说。

曲译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更为漫长的角力，他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已经做了7年，中间也投过文章，但遇到了问题最终未能刊发，“发不了，我就再补实验，前前后后7年就过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论文未能如期刊发，给曲译带来的现实问题就是未能顺利晋升职称。“其实大概2年前基本上可以升副教授了，就是因为这篇投稿遇到了困难。”

曲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比同龄人更进一步，甚至是“远远超越”。为此，他愿意承受更大的压力。

李侠为这种赶超竞争提炼出了一个概念，“排队效应”。“大家都站在那排队买票，你必须在那个时间段，拼尽全力搭上那班车。”

李侠举例解释到，“比如晋升职称，晚一年你就会迎来更多的竞争对手，门槛也有可能提高。如果你不在这个阶段把这个事解决掉，后来人越来越多，你该怎么办呢？”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目前许多高校实行的“非升即走”的长聘教职制，在六年聘期内只有一次届满评估的机会。“6年后，如果你没有完成升格升级，你就可能被解聘了，这种压力是很现实的。”李侠说。

我国内地引入长聘制已有十年左右，在取消高校事业编制的呼声下，长聘制被认为是一种有前景的人事管理模式，更具激励效果。也有质疑声认为，从事学术职业需要一定的职业稳定性，而“长聘制”会使高校教师缺乏安全感，不利于安心工作。

事实上，在日益严密的考核逻辑下，有编制也并不意味着更踏实。

“说实话，有编制，你在这做得不好，不开心，还不如没有编制，自己都想走了。”曲译解释到，如果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引进的PI（课题组组长）分为ABC三档，“你进来的时候可能是B类，如果过一段时间发不出文章，你就变成C类，如果再发不出文章，不管单位是否要按照合约解聘，PI自身心理上承受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而到了年底，科研考核指标会更多，“除了发了多少文章，还有带教了多少学生等等，各方面都会评估你的贡献。”曲译说。

在他看来，一个有激励的评价体制无可厚非，关键是“你能不能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

拐点

仅在一年前，在2021年3到4月份，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国内高校3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先后去世，年龄在42岁至51岁之间。

其中，最年轻的是我国知名材料学专家周军，他因工作积劳成疾去世时，年仅42岁。2009年，周军以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入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时，只有30岁，这在科学领域是不多见的。

在李侠等人文中分析的12位早夭科学家中，周军等4人都曾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4人中，周军和另一人还曾获得了“长江学者”称号。

业内有种说法，“杰青”和“长江学者”都是院士的备选。

李侠等人写到，这些高级人才称号在科技界是很难获得的，“这些青年科学家在同龄科学家群体中是杰出的，除了天赋之外，也能约略体味到其背后付出的超常勤奋与努力。”

该文分析称，“在僵化的科研评价体制下，最大限度挤占生理时间就成为增加时间投入的唯一渠道，毕竟科研产出与时间投入高度正相关。”

现行科研评价体制下，论文是一大硬通货。那么，时间投入与论文产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早在约10年前，就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该文为《对科研人员的时间投入与论文产出的实证分析》，于2014年刊发于北大核心期刊《科学学研究》。

该研究发现，科研时间与论文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联系, 科研论文产出并不总是随着投入时间更多而增长。

研究分析表明，随着科研时间的增加，论文产出先表现为数量增长，可当科研时间超过一个拐点后, 论文数量反而随着时间增长而下降。进一步计算发现，论文总量的时间投入拐点为每天研究时间9.8小时，而高水平论文（SCI/EI论文)更短，其时间投入拐点是每天5.7小时。

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 过多增加科研时间投入只会导致普通论文数量的增长, 同时还会减少优秀论文的产出。

据此，该文作者提出，过于强调论文数量的科技评价体系, 事实上是一种激励科研人员增加时间投入的政策，而这类政策很难达到最初的政策目标——难以保证增加了论文总数的同时增加高质量研究成果。

在李侠看来，这种数量导向的激励可能导致更深层次问题——激励机制的内化。“个体开始出现无意识的自我剥削状态，没有人强迫你，但是你却乐此不疲。”

内外受压

“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会使交感神经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从而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给心脏带来极大的负荷，此种情形下极易导致猝死。”李侠等人在《为什么科学家早夭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一文中写道。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心脏预防评估中心副主任黄慧玲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介绍，工作生活压力过大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活性的过度激活，这在冠心病、高血压、心衰等疾病的发生发展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黄慧玲介绍，从病因来看，80%的猝死都是心源性的，“也就是由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或是室性恶性心律失常，早期筛查并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很重要。”

“随着现在种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心梗的发病年龄正在大幅提前。”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耿直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长期的疲劳，心理压力大，熬夜，生活不规律、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烟酒嗜好等，这些都是心梗的诱发因素。”

2019年，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大阪大学等研究团队发布报告指出，与一天工作时间7小时到9小时的标准组相比，一天连续工作 11个小时以上的人群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提高了63%。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通常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与压力，今天科学家的工作时间比过去增加了。”李侠等在文中写道，“对于一个大的科技共同体，应该适当降低外部的激励机制，因为当群体规模足够大的时候，系统自身就会在内部形成强烈竞争，此时如果再辅以强大的外部激励，这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友好。”

李侠解释到，外部刺激主要是指“帽子、奖励、项目与论文”等制度安排，这些都是外部激励的政策工具。“科技界规模很大，原本内部就存在很强的竞争，如果外部再去给它加把火，那人就很难停下来了。”

近年来，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的改进一直在路上。

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等发文提出“破四唯”，即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当年11月，教育部再加一条，提出“破五唯”，新增“唯帽子”。

202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创新科技成果评价工具和模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开发信息化评价工具。

在李侠看来，当前正是科技界评价机制“新旧规则转换的时期”，“转轨时期，难免付出代价。只是希望这份代价越小越好，因为在时代洪流面前，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科研长跑

张沛锦把科研比作“没有道路的长跑”。

“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没有想到科研路线会是这个样子。其实我感觉这就是科研的魅力，充满竞争，是一场比赛，任何时候都有各种指标进度在头顶跳动，而且是个长跑，从开始科研到有一个安稳的位置可以继续科研，少则8年多则上不封顶。但是这个长跑又没有路，每一步都充满未知，不知道自己现在向前走的一步步会不会真正让自己靠近终点。”

在知乎上写下这段话时，张沛锦正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空间物理方向。2021年6月博士毕业后，他来到欧洲加入STELLAR 项目做博后，该项目由保加利亚、荷兰、爱尔兰联合资助，旨在培养射电天文学家。

在他看来，科研者是不存在假期的，因为工作永远都做不完，“即使是开会，也会见缝插针地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会场里改改文章，机场候机厅处理数据。”

但他认为，这只是利用时间、提高效率的方法，并不代表科研应该用时间“大水漫灌”。

“如果长跑时，你在一小段时间里面消耗了很多能量，或者心血来潮，冲刺了几百米，那么你后面就不想跑了。科研也是一样，熬了两个通宵，做了一些成果，看起来是糊弄过去了，其实这是很不健康的。”

在他看来，做科研应该在较长的时间尺度内，有节奏、创造性地去工作，而不是做很短时的事。现在，张沛锦仍会给自己安排充足的时间长跑、爬山，调剂生活。

对于“科研PKI”，张沛锦有自己的看法。“在沉心做关键问题的时候，可以抽出一些时间，搞一些能体现科研KPI的东西（比如写写文章，申申专利），这些东西可以保证自己下场不至于太惨，降低风险。有科研KPI之后，向大家证明了自己的科研实力，方能沉下心来钻研关键问题，安静地等待自己闪光的一天。”

张沛锦出生于1994年。“我刚刚博士毕业，放到游戏里，就是刚出新手村。”未来，他打算在国外积累几年经验，“提升作战能力”再回国，“最终肯定是回来服务国家科研发展”。如果有一天成为学生的导师，他希望给学生的第一条建议是，“身体状态比科研工作要更重要”。

另一位青年科学家潘安也在知乎上留下了他的建议。潘安出生于1993年，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去年刚入选“福布斯2021年30岁30人榜单”。

“科研路上，大家有什么经验教训？”

面对这个提问，潘安写道，“分清欲望和理想。欲望会让你焦躁，你害怕落后于同龄人。保研、出国、GPA、文章、体面工作、年薪等等，这些都是欲望，只能驱动你努力一两年时光。而人生很长，理想才是驱动你一辈子的事情。而这是击败焦虑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