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左派：即将到来的历史性突破？

原创 智讯君译 中拉智讯

在即将于5月29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哥伦比亚很可能选出一位左翼总统，这在该国现代史上尚属首次。民意调查显示，古斯塔沃·佩德罗，这位前M-19游击队成员、参议员和波哥大市长遥遥领先于他的右翼对手费德里科·古铁雷斯。

虽然佩德罗的最佳民调得分仍不足以让他避免6月19日的第二轮投票，但他明显领先的事实本身就足够引人注目了。二十年前，当极右翼政客、坚定的美国盟友阿尔瓦罗·乌里韦赢得总统大选时，人们无法想象哥伦比亚左翼会通过选举掌权。

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左翼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将对美国对哥伦比亚和更广泛的拉美政策产生什么影响？

哥伦比亚的长期战争

答案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前者包括美国影响力的减弱，后者包括伊万·杜克总统任期内佩德罗的人气大涨。这些发展改变了长期以来由阿尔瓦罗·乌里韦主导——无论他在任，还是卸任后——的国家政治格局。

2016年，乌里韦的继任者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和最大的左翼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签署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内战。国内冲突和毒品走私长期以来主导了哥伦比亚的政治和选举辩论。由于军队和右翼准军事组织不断威胁实施大规模暴力和谋杀，左翼和平参与国家政治是极端困难的行为。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哥伦比亚均由右翼统治，总统们的意识形态从中间偏右到极右，包括帕斯特拉纳（1998-2002）、乌里韦（2002-2010）、桑多斯（2010-2018）和杜克（2018-2022）。他们均关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毒品卡特尔的威胁，经常将这两者画等号，但通常忽略了帮助维持游击队叛乱和毒品贸易的普遍贫困和不平等问题。

这些右翼政府经常否认或淡化军队和准军事人员在其监视下对国家安全机构所称的颠覆分子进行的人身威胁。最有可能遭受这种暴力的人包括农村和城市的穷人、工会成员、土著人和非洲裔哥伦比亚人，以及那些与左派有关联的人。

帕斯特拉纳、

柯林顿和哥伦比亚计划

1998年，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的竞选集中于三大议题:打击贩毒集团，改善哥伦比亚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谈判。当选后，帕斯特拉纳为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寻求国际金融支持，不过美国仍然是其主要盟友。

根据时任美国参议员约瑟夫·拜登2000年5月发表的关于非法毒品的报告，哥伦比亚是“全世界加工可卡因的75%的来源”。拜登的报告还警告说，古柯生产正在急剧增长: “在过去四年中，古柯净种植面积增加了一倍多，从1995年的51000公顷增加到1999年的122500公顷”，远远超过秘鲁和玻利维亚。

尽管拜登将哥伦比亚描述为一个毒品泛滥的国家，但帕斯特拉纳最初并没有提出用军事化的手段解决毒品问题或武装冲突。相反，他继续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谈判，并提出了一项让农民用其他作物替代古柯叶的经济计划。帕斯特拉纳在1999年5月公布的最初计划甚至没有提到毒品走私、军事援助或熏蒸。最初计划重点关注实现和平，减少长期犯罪和暴力。

然而，比尔·克林顿政府只支持帕斯特拉纳的军事援助请求。2000年，当两国政府公布哥伦比亚计划时，该计划与帕斯特拉纳之前的蓝图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美国授权的修改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哥伦比亚计划的第一稿仅以英文发布，西班牙文版在几个月后才得以公布。新版哥伦比亚计划删除了任何关于农村贫困导致毒品作物非法种植的原因的提法。

克林顿的“哥伦比亚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将毒品政策军事化。拜登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要求为该项目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帮助哥伦比亚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是毒害我们人民的许多药物的来源。这不是一个与美国毫无共同之处的遥远国度。这是一个在美国后院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距离迈阿密只有几个小时的飞机航程。

在拜登50多页的报告中，只有两页承认存在“哥伦比亚悲惨的人权状况”，但没有具体说明将美国援助与最低人权标准挂钩的明确问责措施。

乌里韦的崛起

帕斯特拉纳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长达数年的紧张谈判就是在美国主导的军事化背景下展开的，最终以失败告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哥伦比亚本已动荡的社会政治局势，而1999年经济危机导致哥伦比亚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2%。

阿尔瓦罗·乌里韦在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谈判破裂后不久竞选总统。他将谈判失败和经济危机归咎于游击队，他们打出了“强硬手腕，宽广胸怀”的口号。民众对该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和安全状况感到沮丧，这有助于乌里韦树立一个国家元老和救世主的形象。上台后，他就拒绝进一步接触和谈判，转而寻求在军事上击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乌里韦的极右转向和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被定性为恐怖组织与9·11后第二届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相吻合。哥伦比亚逆“粉红色浪潮”而上：在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中左翼总统赢得了选举，所有这些国家都在21世纪初以各种方式抵制美国的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应布什政府的要求，国会批准追加数十亿美元的注资。美国的军事援助提升了哥伦比亚军队的武器和情报收集能力，使其能够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控制的广大地区取得主动。

游击队死亡人数多是衡量哥伦比亚军队和右翼准军事组织“成功”的主要标准，他们经常合作。他们将游击队员的每一次战斗死亡都作为军队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手中夺取领土控制权的证据。为了追求更高的死亡人数，许多哥伦比亚士兵暗杀了来自贫困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无辜平民，然后将他们伪装成战斗中被杀的游击队员。正如前陆军少校古斯塔沃·索托最近承认的那样，“逮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亡。”

这种制造“误报”（ false positives）的策略助长了一种可怕的观念，即任何同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人——或者更有可能是被指控同情的人——都该死。乌里韦政府要么支持、要么积极协助和教唆如此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同时不断将中间偏左的政治家、活动家和工会成员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联系在一起。这使他们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

时任哥伦比亚参议员的古斯塔沃·佩德罗就是这样的目标之一。乌里韦称佩德罗是“穿便衣的恐怖分子”，因为他无畏地谴责“哥伦比亚计划”推动的军事升级已将哥伦比亚变成了一个人权灾难区。

桑托斯与和平进程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乌里韦在2006年再次当选总统并不仅仅依靠恐惧和暴力。我们也无法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乌里韦主义者下台后仍然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存在。由于乌里韦的强硬政策，哥伦比亚农村和城市的大部分人口的安全感增强了。与此同时，他们受益于由高商品价格推动的拉美大陆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部分是由中国的高需求推动的。

因此，曾在乌里韦政府任职的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在2010年竞选总统时承诺保持政策连续性。然而，桑多斯上台后与乌里韦决裂，开始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内战。他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由委内瑞拉和古巴主持，最终由巴拉克·奥巴马政府促成。

桑托斯和乌里韦的分歧部分源于他们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桑托斯属于一个传统的政治家家庭，代表着社会进步和受过教育的城市上层阶级。相比之下，乌里韦将自己定位为这个阶层的局外人:他与代表更保守的社会价值观的农村上层地主阶级结盟。

上台后，桑托斯总统在没有乌里韦支持的情况下成功取得了大量的政治支持，因为他长期的政治经验有助于他与反对派政党结盟。2014年，他击败乌里韦支持的右翼候选人奥斯卡·伊万·祖卢阿加，成功连任。

桑托斯还通过减少对美国援助的依赖和推动哥伦比亚外援来源多样化来摆脱乌里韦的影响，减少对军事的关注，更多地聚焦社会经济发展。与乔治·布什不同，奥巴马政府支持这种更温和的方式。

然而，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主要是战术性的，且仅限于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哥伦比亚。在拉美其他国家，奥巴马基本上一如既往地继续美国两党帝国主义的事业，宽恕了2009年洪都拉斯推翻民选左翼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的政变。他还延续布什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政策，理由是激进的左翼民选总统乌戈·查韦斯侵犯人权，尽管该国侵犯人权的程度远不如美国的盟友哥伦比亚。

杜克的双重游戏

乌里韦的门徒伊万·杜克在2018年当选总统，当时社会不满情绪强烈，反对桑托斯的声音越来越大。尽管桑托斯在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谈判2016年和平协议和改善国家经济和社会指标方面取得了成就，但他缺乏魅力限制了扩大政治基础的能力。

事实上，2016年10月桑托斯就和平协议举行全民公投，结果以略高于37%的低投票率失败，原因是右翼民粹主义发起了一场对和平协议说“不”的国际宣传。桑托斯对和平协议做了一些小的修改，并在没有举行第二次公投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桑托斯的支持率还得益于他针对中上层阶级的税收改革。在乌里韦的支持下，杜克提出了“低税收，高工资”的口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新冠肺炎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中，杜克提出增加税收后，2021年春天他的政府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杜克试图调和上层农村和城市阶级的利益，把自己装扮成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彬彬有礼的、务实的政治家。在2018年第一轮选举中，中间派候选人塞尔吉奥·法哈多排名第三，他随后呼吁支持者在古斯塔沃·佩德罗和杜克竞夺的第二轮选举中投空白票。此举对佩德罗的伤害远远大于杜克，相反可以说受益良多。

然而，杜克的胜利在选举中并不引人注目。掌权后，他发现涉及和平进程和其他国际承诺时，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杜克最狂热的支持者积极反对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协议，他却无法与之对抗。另一方面,《和平协定》既是国家协定，也是国际协定，随后的哥伦比亚总统，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都受其法律约束。

外国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哥伦比亚履行国际承诺的实际。杜克试图在国内和国际领域之间穿针引线，支持国外的和平进程，声称要领导一个进步政府，也致力于根据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和随后的全球气候谈判减缓气候变化。然而，在国内，杜克改变了对他的极右支持者的态度，转而批评和平协议，提倡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油气，推动采矿业发展。

日渐衰弱的力量

宪法禁止杜克寻求连任。右翼的主要候选人费德里科·古铁雷斯不太可能击败左翼后选人佩德罗再次发起的挑战。在过去几年中，尽管全民公决失败，杜克破坏了和平协议，但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冲突和对手无寸铁的左派的定罪已经消减。这些幽灵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让哥伦比亚中上层阶级感到恐惧。

关于“误报”丑闻的规模和范围也有了进一步的披露。2021年，和平特别法庭估计，哥伦比亚安全部队以这种方式杀害了至少6402名平民，主要是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4月，为换取从轻判决，一名陆军将军和几名军官向120名受害者家属公开承认他们犯下了反人类罪。“我们暗杀了无辜的农民，”前哥伦比亚军队成员内斯特·吉列尔莫·古铁雷斯说。

除了玷污其导师乌里韦遗产的丑闻之外，杜克还因为不愿缓解高失业率和非正规就业（特别是年轻人）、不平等和贫困（所有这些都因新冠肺炎而恶化）而激起了民众的不满。这导致了2021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连续几周没有谴责杜克，更不用说暂停当年拨给哥伦比亚的4.5亿美元援助中的任何一部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立即谴责两个月后在古巴爆发的暴力程度低得多的类似抗议活动。与哥伦比亚事件不同，这些抗议活动也受到了美国企业媒体的大量报道。这是华盛顿对拉丁美洲右翼和左翼政府公然采用双重标准的又一个例子。

佩德罗的挑战

佩德罗在竞选活动中承诺满足杜克拒绝处理的社会需求。它还凸显了对年轻一代哥伦比亚人很重要的其他问题，如环境保护和支持来自委内瑞拉和其他地方的难民。

然而，有许多理由要警惕佩德罗，如果他可能当选，是否能实现他雄心勃勃的议程，即使是在民主党人入主白宫的情况下。尽管拜登可能不会寻求积极破坏拉丁美洲最大国家之一的首位民选左翼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哥关系的军事化框架。事实上，拜登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这一框架。

此外，民调显示，共和党将在2022年秋季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共和党与拉丁美洲的极右势力有着广泛的联系，并试图效仿他们的威权策略，以毫无根据的选举欺诈指控挑战拜登的当选。

面对这种政治背景，拜登可能不太愿意将美国外交政策推向更进步的方向，以免被批评为“对共产主义手软”。毕竟，即使在2020年民主党在国会和白宫取得胜利后，拜登也违背了他的竞选承诺，即改变唐纳德·特朗普对古巴的强硬政策，甚至加强了制裁。（更可怕的情况存在于委内瑞拉，尽管在后一种情况下，拜登在竞选期间没有承诺改变特朗普的政策。）

无论拜登如何应对佩德罗可能的胜利，后者的竞选承诺实施进步的社会改革——减少不平等、扩大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覆盖面、应对气候变化——都将有助于解决大多数哥伦比亚人长期被忽视的需求。然而，和早前相比力量已经削弱的哥伦比亚强硬右派可能仍会给当前的政治舞台投下常常的阴影。相当一部分哥伦比亚人担心左翼政府可能力推的进步改革——如果佩德罗当选，他们可能会强烈抵制这些改革。

[原文“Colombia’s Left Is on the Brink of a Historic Breakthrough”，刊载于美国2022年5月《雅各宾》（Jacobin Magazine）杂志;作者：迈克尔·沃尔夫（Mikael Wolfe），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克里斯蒂安·罗伯斯-贝兹（Christian Robles-Baez），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原标题：《哥伦比亚左派：即将到来的历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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