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何兆武先生：“我们不能总是强调自己的特色，而抹杀普遍的价值”

原创 学人君 學人Scholar 

何兆武，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56-1986年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2021年5月28日上午8时45分在家中逝世，享年99岁。本文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冯琪涵撰写。

“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在别人的回忆中，何先生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保持低调，说话慢条斯理，阐述观点心平气和，不说假话，也不跟潮流对着干。

何兆武一直住在清华大学西南门内一套60多平方米的小三室里，学校请他搬到荷清苑小区一套一百几十平方米的新房，他不搬，房子也没要，还是住在褪了色的红砖墙与水泥门厅的宿舍区。早年间，清华园里也常能看到先生蹬着锈迹斑斑、嘎嘎作响的自行车绝尘而去的身影。

不止是在衣食住行方面，对于声誉，何先生也一样淡然和克制。还有一件为大家后来津津乐道的事：2001年，清华大学想为何先生八十大寿办一个祝寿会，不意外，何先生是坚决谢绝。这祝寿会遂改为“何兆武史学理论研讨会”，当天这老人竟锁上家门躲了出去。

何兆武先生（前排中）90大寿时聚会留影

2005年秋，孟祥才去清华大学看何兆武，并劝他写一部生平回忆录，何兆武说：

“我一生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事，写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

孟祥才说：“你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类型代表。像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教授们的风采、严肃而又自由的学风，所有这一切不都具有典型意义吗？”

何先生笑笑不语。

2006年，他推出口述史《上学记》，记录抗战时自己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被称为“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

别人问什么时候出《上班记》，何先生却说，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纠缠太深，不是他这样的“槛外人”所能率尔操觚的。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当时92岁的先生解释：

“我现在跟不上时代，不太写东西了。我不会写《上班记》，因为我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对上班的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清楚。”

“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随流水消失了。”可以解读是通透、是看淡人生、是旁观世界和人生后的满足，也可以从中看出：岁月--无论旁人看起来是辛苦还是值得，在先生身上留住的还是清澈的底色。在与何先生有过交往的人眼中，似水的恰是他温润的品性与辽阔的学识。

我们是“报废了的那一代”

何兆武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家，几代学者都受惠于何先生的翻译作品，现在活跃于学术圈和文化圈的很多前辈都是何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他自己却说，自己属于“报废了的那一代中的一员”。抗日战争前，何兆武在北京（北平）师大附中读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要升高中那一年，何先生随全家返回湖南故乡，在中央大学附中（长沙）读了两年后跟着学校又转到贵阳。在此期间，贵阳遭遇了一次大轰炸。青少年时期战乱连连，生活、学习条件固然也艰苦，但在先生回忆中，大家仍抱有信心，“毫无失败主义的沮丧情绪”。

1939年秋，先生考上西南联大。从物质上来说，那段时间确实是最苦的，饿肚子、跑空袭......可就是这样，先生依然认为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因为生活自由，思想也自由。

西南联大在当时不仅有充分的学术自由，还有充分的选课自由、旁听自由和转系自由。何先生在西南联大学习时，读过四个系。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学建筑，后来“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1943年本科毕业后，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受好友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系研究生。半年后先生因肺病休学了一段时间，次年病休结束就转外文系学了西洋文学。

据何先生回忆，当时除了选修了历史系的必修课，还旁听了政治系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以及零星地上过许多先生的课，如国文系沈从文的中国小说史、哲学系汤用彤的大陆理性主义、陈福田的西洋小说史、冯至的浮士德、史学家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等。

在研究生最后一年，“一二·一”学生民主运动，西南联大北上分家。1946年，因母亲病的严重，先生去了台湾，解放战争开始了。后来先生回了岳阳老家在当地中学教书。1950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政治研究院学习了半年马列理论和党的政策，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

先生说去北图的初衷是，可以看很多书。去了之后才知道，根本没可能静下来。

在一个学者最有精力和创造力的年龄段，恰恰是碰上了政治运动频繁、学术发展停滞的时代。

自己是属于报废了的那一代中的一员，暮年观道，日增惶惑；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向往早已黯然消逝，而晚年的感触和断想却又往往惶惑犹疑、不敢自保。看来自己浮生一世，不过是无端地陷入一场思想上无穷无尽、而又永远不可能得到最后定论的追求罢了。

——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后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南北。是年中共历史所总支委员会通知：“经审查何兆武同志没有政治问题，过去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宣布平反。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何先生参与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与撰写工作，主要参加了宋明理学一些部分和明清之际西学传入的研究工作。在这一阶段，何兆武还翻译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以及与人合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

何先生认为历史研究有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但是对于个人，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研究思想史和心灵史，没有哲学的深度就不能达到深入的理解。

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先生将主要精力聚焦在明清和近代，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中负责的是近代部分，主要涉及了郭嵩焘、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和孙中山等人物。先生自述之所以涉及这些人物，并不纯粹是因为代表性，还与先生自己的志趣、性情和学习范围有关。很多学者谈论思想史就是谈思想的内容，先生却认为应该涉及多方面的思想与心灵生活。

先生主要的著述和翻译工作都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完成的。从1980年代初开始的大约20年时间，是先生研究工作环境最稳定、时间最充裕、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何兆武除了翻译大量西方经典著作，还有相当多数量的史学理论等方面的译作，同期也展开了对史学理论的深入而系统的译介和研究。

何兆武在史学理论方面对于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重要的流派、问题和人物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此外，先生在科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发表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1990年，发表译作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论文《冲击与反响——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等；1991年，译作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出版；1994和1995年，著作《历史理性批判散论》与《历史与历史学》相继出版；1998年，发表《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等重要论文，集中阐发了他对史学理论的根本问题的考虑。2001年，著作《中西文化交流史论》、译作《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出版，发表《谈中学与西学》；2002年，出版著作《西方哲学精神》、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2005年，先生出版著作《历史理性的重建》，发表论文《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即使在八九十岁的高龄，先生仍保持着旺盛的思想力与学术活力。（此处列举的著作成果仅是冰山一角）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 帕斯卡尔（何兆武译）

1998年，先生被授予首届 "正则学术促进奖"，授奖词为："半个世纪以来，何兆武先生秉承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学风，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下，勇于思考，笔耕不懈，为现代汉语思想学术作出了长久的贡献。"

“历史乃是自由人民的自由事业”

2015年4月20日，年届94岁的何兆武获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先生学贯中西，却无留洋的经历，翻译法文、德文和英文作品颇丰，并且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用弟子彭刚的话说，“卢梭、康德、帕斯卡、罗素等人著作的何先生译本，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阅读史上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和精神底色之一。”

彭刚与何兆武先生，摄于2011年

何先生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先生这一代人非常在意和珍惜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我们不能总是强调自己的特色，而抹杀普遍的价值。”

彭刚表示，“虽然何先生关于启蒙运动具体的、直接的讨论不多，但他翻译的作品中——卢梭、康德、孔多塞等人的著作——都对启蒙有着很多直接的讨论。”

何先生对于西方的关注主要是英、美、德、法几个国家，对启蒙运动，尤其是对美、法两国的革命感兴趣。1958年出版的《民约论》（后改名为《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何先生赞叹：卢梭既是哲学家、思想家，又是文学家！其实何先生的译作又何尝不是文学，在精准、透彻地再现了作品的同时，平实的语言中又极富美感和韵律。

先生在《从天赋人权到人赋人权》一文中进一步解释基本概念：“自然权利论”（经常被翻译为“天赋人权”），这个译法没错，但是“天”在汉语中有涵盖掌权者的意味，比如“天子”、“奉天承运”，而“天赋”、“自然”和“人性”，在原文中只是一个字---nature。“自然是绝对的，是故人性就是绝对的，是故人的一切权利就是绝对的。”此文从卢梭和柏克入手，讨论了“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以及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文献。

除了重视卢梭的观点，何先生对康德，尤其是康德的第四批判情有独钟。先生认为康德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任然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核心问题，是近代性（或现代性）的关键性论题。在康德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的思想已转移到“什么是人”的问题上，即人的历史和人的归宿。

人既然只可能是自由的，所以人文世界的历史就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并没有先天注定了非如此不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

自由是人文世界历史的前提，历史乃是自由人民的自由事业，它绝不是自然世界中那种被给定了的必然。它既然是在自然世界之中进行的，当然也就要受到自然世界的必然性的制约。但同时它又是自由人的自由创造，所以它又是人文的（即自由的）历史，而不是自然的（即必然的）历史。这种意义上的自由的历史，乃是他思想上的最后归宿。

——何兆武《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

近来，大众舆论圈经常出现的康德的基本论点——“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何先生在《康德也懂历史吗？》一文中也重申过这句名言。

“启蒙的遗产，是尊重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自由，相信个体的理性、个体的努力，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复兴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那一代知识分子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

幸福，是一种通过苦恼的欢欣

何先生曾想要写一本《幸福论》，他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先生和老友王浩关于“什么是幸福”的话题讨论过多次，何兆武说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rch 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王浩喜欢谈人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的一种癖好。

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仅仅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前者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

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何兆武《上学记》

何先生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同许多青年人一样常常思考人生的意义，先生当时借阅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人生之悲剧的意义》）一书，作者Unamuno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先生把书拿给汤用彤先生看并询问他的意见。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 of mind。后来，先生又读到Unamuno的一些作品，发现他并不如之前的印象，实际上是在追求那种不可捉摸、难于把握而又无法言喻的人生的本质，似乎在暗示人生不可测变，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无法传达。后来，何先生晚年再度提起“幸福”，说：“人生追求的是一种心安理得，内心的平静，这就是幸福。”

本文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冯琪撰写。

原标题：《追思何兆武先生：“我们不能总是强调自己的特色，而抹杀普遍的价值”》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