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美国配方奶粉短缺；西方药企如何通过疫情谋利

编者按：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美国的配方奶粉短缺危机，以及在疫情期间谋取超额利润的西方药企。

配方奶粉短缺与两党政治博弈

近日，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了国内出现的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现象。许多家长表示，在大流行期间抚养婴儿的压力很大，而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使他们压力倍增。目前，美国的家长们正在焦急地寻找稀缺的奶粉供应，或选择长途跋涉去购买配方奶粉。据巴伦周刊报道，因全国婴儿配方奶粉短缺问题，美国总统拜登遭受了共和党的猛烈抨击。在当地时间5月12日，白宫方面表示要采取行动增加婴儿配方奶粉的供应。[1]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6日，美国马里兰州，百货商店奶粉货架空缺，全国范围内婴儿配方奶粉持续短缺。

婴儿配方奶粉短缺与其受害者

针对婴儿配方奶粉大规模短缺问题，The Conversation 新闻网咨询了得克萨斯大学儿科健康领域的专家史蒂文·艾布拉姆斯（Steven Abrams）博士。艾布拉姆斯给出了两方面解释。首先，自疫情爆发以来，全美的货物供应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虽然该情况在2021年有所好转，但在2022年初又再次恶化。

其次，在今年二月，雅培营养（Abbott Nutrition）位于密歇根州的生产工厂因故关闭，原因是有四名婴儿因食用该工厂生产的配方奶粉而感染细菌，其中两人随后死亡。雅培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召回多个品牌的常用婴儿配方奶粉。据CNBC新闻网报道，雅培、美赞臣、雀巢美国和培瑞克四家公司控制着美国国内90%的婴儿配方奶粉市场。仅雅培就占据了美国婴儿配方奶粉市场40%的份额，而关闭的密歇根工厂产量占到该公司在美产量的40%。[2]由于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的生产没有充足的存量，而其他工厂也无法弥补产量上的减少，因此短缺开始发生。与此同时，配方奶粉短缺在报纸、电视和政治演讲中得到了广泛宣传，从而引发更多的恐慌性购买和囤积。

艾布拉姆斯指出，在美国，多数父母会在某一时间段使用配方奶粉喂养婴儿，以满足他们的营养需求。大部分超过6个月的婴儿会开始食用配方奶粉，而一岁左右的婴儿则更依赖配方奶粉来获取营养。另一方面，据数据显示，在美国超过6个月的婴儿的母乳喂养比例仅为58%，这与社会缺少对工作母亲在这方面的支持有着直接联系。据《卫报》报道，许多母亲在返回工作岗位后发现，自己的工作场所无法提供隐私空间让她们保存母乳；一些母亲甚至表示自己的工作过于忙碌，以至于自己没有时间去保存母乳，最终不得不放弃母乳喂养。[3]

目前，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对于低收入家庭造成了最大的冲击。此前针对较贫困的妇女、婴儿以及儿童的联邦食品计划（WIC）可以为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婴儿提供配方奶粉。但目前配方奶粉的成本已经上升，同时其供应也变得越来越少。尽管部分家长选择驱车找寻配方奶粉或选择更为昂贵的品牌奶粉，但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家长而言，他们难以承担这些选择的成本。目前，WIC正在更换配方奶粉供货商，并允许低收入者使用食品补贴购买不同类型的配方奶粉。

此外，对于家中婴儿患有过敏、肠道受损或特殊营养需求，需要购买专门婴儿配方奶粉的家庭而言，本次雅培密歇根工厂的关闭可谓是雪上加霜。据悉，密歇根工厂负责生产全美大部分专门婴儿配方奶粉，因此对于需要专门配方奶粉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危机。

艾布拉姆斯强调，婴儿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应该只吃母乳或配方奶粉，只有这两种食物才能为婴儿提供完整营养。与之相对，如果婴儿面对营养短缺，那么他们就无法获得发育所需的营养。这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包括影响他们的身体生长和大脑发育。一些父母表示自己正试图冲淡婴儿配方奶粉，或通过将奶粉或素食牛奶与维生素混合来制作奶粉，但这些替代品不仅营养不全面，甚至可能无法保证奶粉的无菌性。[4]

配方奶粉垄断与绝望的家长

在过去两个月内，共和党试图通过抓住配方奶粉短缺的现象来攻击拜登与民主党，并试图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对国会的控制权。此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刚当上母亲的埃莉斯·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她在2月份曾就该问题联系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但“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应”，她向记者表示“拜登对于短缺没有做出任何计划”。

针对短缺问题，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于近期放宽了进口限制，允许外国制造商向美国运送配方奶粉；但局长罗伯特·卡利夫博士（Dr. Robert Califf）也表示配方奶粉的短缺将会持续到7月，并承认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处理不够及时。尽管采取了这一系列处理措施，但拜登政府依旧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国内配方奶粉制造商数量过少的问题。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国内很少有公司或投资者渴望进入婴儿配方奶粉行业，因为该行业的增长与美国的出生率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出生率一直保持稳定，直到2007年开始下降。但是这并非是少数制造商垄断该行业的唯一原因，目前奶粉行业的垄断离不开美国国内错综复杂的贸易规则和法规网络，这些规则和法规保护了最大的生产商，并使其他企业难以进入这个市场。在美国，国内生产的配方奶粉占到了全国消费量的98%，美国对外国配方奶粉有严格的进口规定和高达17.5%的关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有一份国际配方奶粉的“清单”，这些品牌的奶粉一经进口就会被扣留。被扣留的理由可能包括没有提供用英语书写的标签或没有列出所有要求的营养成分。

然而，对希望进入婴儿配方奶粉行业的公司来说，最大的障碍也许是旨在帮助低收入家庭获得配方奶粉的WIC计划的结构。目前各州规定，州WIC机构不能仅仅从任何制造商那里购买配方奶粉。法律要求他们对合同进行竞争性招标，并选择一家公司，该公司最终成为该州所有WIC接受者的独家配方供应商。作为获得独家权利的交换，制造商必须为各州购买的配方奶粉提供大幅折扣。

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戴维斯（David E. Davis）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小公司将更难跻身进入该行业。尽管制造商可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各州出售产品，但获得WIC合同的品牌在商店货架上获得了更大的推广力度，在非WIC接受者的家庭中产生更大的销售，而医生也可能优先向母亲推荐这些品牌。占据了99%的WIC供应市场的雅培、美赞臣与雀巢公司的地位几乎是无法被撼动的。[5]

而广大的家长和婴儿则被迫承受着短缺带来的伤害，甚至冒着被欺骗的风险进行奶粉交易。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住在马里兰州肯辛顿的心理健康治疗师安德里亚加入了几个脸书小组，希望能从其他家长处找到匹配的配方奶粉。在进行了几次交易后，为安德里亚提供奶粉的“供货商”不断加价。在最后一次交易中，对方要求安德里亚支付50美元的押金，却没有发货。但比受骗更令人绝望的，是安德里亚的宝宝只剩下几周的食物了，但她却仍然无法在商店货架上找到配方奶粉。[6]

小部分家长在海外的家人的帮助下获得了配方奶粉，但更多的家长则陷入了无法为孩子提供他们所需食物的焦虑和无力中。更令人沮丧的是，这样的情况将至少持续到7月。对此，广大的家长已经表示出了强烈的失望与不满，而配方奶粉短缺也将会成为影响今年中期选举结果的重要事件。

引用文章：

[1] https://www.barrons.com/news/us-baby-formula-shortage-gives-biden-new-headache-01652381408

[2] https://www.cnbc.com/2022/05/26/baby-formula-fda-commissioner-robert-califf-expects-shortage-to-end-within-two-months.html

[3]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2/may/24/baby-formula-shortage-breastfeeding-inequality

[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ats-causing-the-us-baby-formula-shortage-and-how-to-make-sure-it-doesnt-happen-again-182929

[5]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20/business/economy/baby-formula-shortage-market.html

[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arenting/2022/05/26/baby-formula-scam/

在疫情期间谋取超额利润的西方药企

今年以来，关于药企在大流行中得到超额利润的新闻不断得到讨论。

根据《卫报》报道[1]，2021年，辉瑞在新冠疫苗产业上的销售额达到了370亿美元，使之成为了历史上盈利能力最强的产品之一。2020年，辉瑞净盈利91亿美元，2021年为220亿美元。随着2022年辉瑞新冠特效药、儿童疫苗的上市，这一数字将再次被扩大。2021年，辉瑞的全球收入达到813亿美元，而预计今年的收入将会进一步提高。去年该公司获得了超过800亿美元的收入，意味着几乎全球一半国家的GDP要低于辉瑞公司的年收入。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9日，波兰卫生部长涅杰尔斯基表示，波方已于上周通知欧盟委员会和辉瑞公司，将拒绝继续接收新冠疫苗并不再支付相应款项。据波兰媒体报道，有6700万至7000万剂新冠疫苗尚未交付波兰。

在欧美，很多民间组织和团体批评这些大公司借助疫情的灾难大肆盈利。民间团体“人民疫苗联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指责称发展中国家得到的疫苗数量偏低。南非社会活动家哈桑（Fastima Hassan）日前撰文[2]批评，表示目前的医药研发、生产和消费模式，其实仍然是“疫苗种族主义”的延伸，并强调非洲国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和设施，非洲的疫苗接种率目前仍然是世界最低。

除此之外，在药物研发的实际过程中，并非只有药企本身在投入资金。各国政府也将大量的公营资金注入了疫苗研发过程。比如民间组织“立刻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 Now）就列举数据指出，辉瑞疫苗的开发者BioNTech得到了欧洲投资银行的1亿欧元贷款，德国政府也出资超过3亿欧元。而这些通过公共资金注入得到的产品，理应具有更多的公共价值。

辉瑞等药企则反驳称，研发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因此高盈利是一种促使企业研发出更好的技术为公共服务的激励措施。日前辉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表示，辉瑞对自己供应全球的产品感到自豪，并且认为公司践行了为全球人口提供健康保护的承诺。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威尔逊（Mark R. Wilson）近日在网站Politico[3]上发文，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确实应该把这些企业视为盈利者而不只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尽管这些企业并不是通过哄抬物价或者投机倒把。但他们的盈利具有超额的性质——主要依赖于人类的整体危机，即全球大流行的巨大规模。

他认为，人们不应该仅仅关注辉瑞这样的巨型企业，诸如莫德纳等公司的盈利能力更让人咋舌。在疫情开始之前，莫德纳并不能被划为一家大型药企。但他们今年预计的销售可以达到150-180亿美元。2021年的前三个季度，他们的税后盈利就达到了73亿美元。因而这一类药企都具有类似的问题。

威尔逊指出，“高投入，高盈利”是过去数十年美国医药领域不断重复的一个逻辑。而在这样的危机时刻，面对药企高盈利是否道德的问题，包括专家和民众在内的所有人自然会有非常不同的观点，而且很难判断孰是孰非。但是，他认为这样的场面和问题，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出现。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军火商是否“牟取暴利”也是当时的民众热议的话题。

根据威尔逊的研究，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军火商采取了限制盈利比例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除此之外，政府还施行过更高的征税比例，重新协商价格等措施。回看历史上的税率，在二战这样的大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曾经将军火公司的利润率限制得比危机之前的比例更低。诸如波音这样的具有创新力的公司，在二战中只能得到大约10%的税前利润率，而征税之后的利润率大概落在3%左右。

据此，威尔逊认为，将辉瑞和莫德纳放置于美国政府权力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辉瑞和莫德纳目前的营收就是过高的。因此，他认为政府应该负起监管的责任；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政府完全有能力这么做。并且，政府也不需要以一刀切的方式征税，而是应该建立一套机制，来评价在这些药物研发和生产销售中获得了多少公共资金的投入，产品有多大程度上是公益的，以及考虑研发本身的成本，等等。通过综合考量再对其盈利加以限制，这样也有利于一些更强调产品公益性质的药企，帮助它们得到和辉瑞和莫德纳等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

但是，威尔逊也承认，在美国要实现这样的监管是极其困难的。威尔逊指出，过去数十年来，资本、盈利、自由竞争等价值已经被当作一种“美国价值”。想要推动削减利润的行动会被定义为“削弱美国价值”。类似的法案在国会立法过程中肯定会遭到极大阻拦——尽管回溯历史，类似的限制曾是完全可行的。

引用文章：

[1]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2/feb/08/pfizer-covid-vaccine-pill-profits-sales

[2]https://speakingofmedicine.plos.org/2022/05/23/vaccine-apartheid-is-racist-and-wrong/

[3]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1/11/04/vaccine-manufacturers-are-profiteering-history-shows-how-to-stop-them-519504